一台录像机，两个女人，揭开七十年代的女权运动
1968 年，第一台便携式磁带录像机 Sony Portapak 到达法国。不久之后，24 岁的卡罗尔成为了全法国第二个买下它的人。第一个是戈达尔。
录像艺术家卡罗尔·罗索普洛斯就此“诞生”。
她带着这台机器拍摄了关于美国政治活动家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的纪录片《Genet parle d'Angela Davis》，拍摄了人权运动中的很多重要事件，包括巴黎的第一场同性恋游行。
在 14 区的工作室里，卡罗尔还组织了视频拍摄的工作坊，尤其欢迎女性创作者加入。
一天，两位女士敲了敲门，说想要加入。卡罗尔问了问她们的名字，其中一个叫德菲因·塞里格。
卡罗尔并不知道她是谁，一起工作的女孩们却已经开始惊呼了。
德菲因·塞里格是谁？
她是 1963 年就已经凭借《莫里埃尔》拿下威尼斯影节最佳女主的演员，是路易斯·布努埃尔、弗雷德·金尼曼等导演的女主角。
德菲因和卡罗尔都没有意识到，她们相聚在工作坊的那一刻，改变了未来。
影像，是连结卡罗尔与德菲因的纽带。
卡罗尔拥有摄影的经验，德菲因拥有敏感与表达。她们作为创作者，共同使用那台录像机，记录下了 70 年代无数具有代表性的女性解放运动。
1970 年，一群女性举着花篮和写着“比无名的战士更无名的，是他们的妻子”的横幅，为无名的女人游行。
1971 年，343 名法国女性签署了声明，声明自己曾堕胎，并要求堕胎权。（这是一种公民抗命的行为，因为堕胎当时在法国是非法的，公开承认堕胎会使她们面临刑事起诉。）
其中包括凯瑟琳·德夫纳（是枝裕和导演的《真相》女主角）、让娜·莫罗（《通往绞刑架的电梯》女主角）、弗朗索瓦兹·萨冈、阿涅斯·瓦尔达、玛格丽·特杜拉斯、西蒙娜·德·波伏娃……
1973 年，卡罗尔拍摄了《拒绝做爱！激进分子进行堕胎》，用录像机记录下了一名女性堕胎的过程。
1975 年 6 月，一百多名性工作者占领了里昂的圣尼济尔教堂，并进行了罢工。卡罗尔和德菲因带着录像机进入教堂，起初并不被信任，但是她们说服了性工作者们，既然消息无法在教堂内外贯通，那不如用录像机传递思想。她们在教堂外安装电视，播放教堂内的录像。在汽车刹车、鸣笛声中，性工作者的诉求声响亮：“我们纳税，却得不到任何权利！”
还是 1975 年——被联合国定为国际妇女年的这一年，没有一项诺贝尔奖颁给女性，也没有一项法国文学奖颁给女性，时任法国女性事务部长的弗朗索瓦丝·吉鲁（这位部长也是女性）却说，这是好事。卡罗尔将当时的新闻做了“鬼畜”处理，剪辑进了新电影中。
1976 年，她们记录下制表厂女工权利和需求完全被忽视的情况。“我们生病了，就是娇气，男人生病了就是因为工作操劳的。”女工所控诉的字字句句，对照当下仍然有意义。
同年，卡罗尔和德菲因根据 SCUM 宣言导演了短片。在电影中，德菲因朗读了 SCUM 宣言的法语译本。
……
在这一系列活动中，卡罗尔和德菲因不只是记录者，更是参与者。
“女性解放运动改变了所有女性参与者的生活。我们开会，但不是被迫参加会议，我们是去会见朋友，我们一起跳舞，去餐厅聚餐，一起开怀大笑……那时候真是一段紧张又具有创造力的时间。”卡罗尔说。
而对于德菲因来说，这是她等待已久的发声机会。她听说过、经历过的多次女性解放运动，都对她影响至深，“世纪初，成千上万的英国女性参政论者上街游行，这就是她们的抗争方式。她们有人因此入狱，她们进行绝食抗议，却被强行喂食。她们的反抗非常激烈悲壮，很多人在抗争中死去。应该牢记这就是我们的过去，很多女性都对这段过往知之甚少。”
也正是因此，1982 年，卡罗尔与德菲因和 Ioana Wieder 共同创建了西蒙娜·德·波伏娃影音中心，保存由女性录制的关于女性运动的影像资料。
“我们想建立集体记忆，确保历史不被忘却，让女性能够认同这些女性运动的模范人物。”德菲因说。
从一台录像机开始，卡罗尔和德菲因记录下了 70 年代女权运动的历史。
正如卡罗尔最初得到那台录像机时说的话：“总有人代替当事者发声，专家、工会成员，很多人，特别是女性，从来没有自己为自己发声过……这台机器非常神奇，让当事者得以发声。”
这个过程，当然不是一帆风顺的。
“很多女性的事业因此毁掉，放在今天可能很难理解，但你得考虑七十年代的大环境，很多女性的事业都收到了冲击，就因为她们参加了女性活动。” 2007 年，卡罗尔接受采访时这样说到。她没有想到，事情到了如今的 2021 年仍是如此。
而回到 70 年代，德菲因作为一个知名女演员所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为她量身定做的角色，放弃了她；知名的导演公开表示不愿意与她合作；男演员觉得受到冒犯，也拒绝与她搭戏。
在访谈节目中，主持人直白地问德菲因：“我说到了‘激进分子’这个词，你是激进分子吗？”
德菲因回答：“我不喜欢这种叫法，人们老是问我你还那么激进吗？我觉得所谓的激进，是人们放弃自己的生活方式，甚至自己的工作，以便全心投入一项事业的发展之中，一场解放运动。我不是那样的人，我是个演员。不过确实，我为女性主义而活，这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无比需要它。”
面对演艺事业受到的挑战， 德菲因用女性主义的方式做了回击：与女性导演合作，或者自己做导演，与女性电影工作者合作。
她的回击，有力且影响深远。
“如果你既是女性主义者，又是女演员，那你基本上没工作了。毕竟你只会接受呈现出女性主义形象的女性角色，你不再接戏，因为这样的角色不存在。我们需要掌控我们想象的角色和我们了解的事情，我们需要更多女性去写作，必须由我们自己书写。”
德菲因和杜拉斯合作了七部作品，和香特尔·阿克曼合作了六部作品，其中的《让娜·迪尔曼》至今仍然是影史上最重要的“女权主义”电影之一。
1976 年，德菲因做导演拍摄了《美丽无言》，采访好莱坞的女演员，问她们那些她曾经无数次问自己的问题。而这些好莱坞最受欢迎的女演员的回答，字字啼血。
简·方达：“他们在我脸上涂抹，我认不出自己了，好像我是流水线产品。他们说，鼻子长成这样，你永远没法演悲剧。公司老板让我戴假胸，他不喜欢胸小的女人。”
米莉·佩金斯：“我演过唠叨的犹太妻子、独自产子的先锋人士、来自南部的暴躁老婆，还演过不孕不育的农民妻子，总是这样的角色。 ”
梅迪·诺曼：身为黑人女性，早期我演了很多女仆角色，黑人女性没什么别的角色可演，“除非你特别黑，可以演黑奴，但我没什么机会演，因为我不够黑。 ”
德菲因·塞里格：“女性到了四十、五十、六十岁的时候，能做什么，在男性想象中，她已毫无地位，她被淘汰了。那是场男人举办，男人观赏的秀，你该下台了。”
你能看到这些已经成名的女性，仍然深陷于怎样的困境。但在此之外，我们又看到一种希望，一种女性对话间诞生的希望。它不止于倾诉、宣言，还有更多的行动、改变、创造、互助。
在 70 年代的社会活动中，在卡罗尔与德菲因身上，我们不只看到了解放，更看到了女性间的灵魂碰撞与彼此珍视，那是一种美好而切实的希望。
《德菲因与卡罗尔：反叛缪斯》这部纪录片的最后，有人问德菲因，她认为女性主义的关键是什么。
德菲因回答：“首先要和其他女性沟通，要先倾听她们，之后再表达自我。我必须这么做。如果我不能和其他女性谈论彼此，谈论全体女性，那我便也无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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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hey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