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讨伐没有母性的女人，像谴责没有父性的男人那样温和

在传统的东西方家庭中，母亲向来的形象都是慈爱的，是养育者；而父亲是严厉的，是批评者。成为一位父亲，似乎很容易，因为“父亲”也可以是“在场”而缺位的——毕竟男人往往只要付出金钱就可以换取“丈夫”与“父亲”的双重角色身份、一家之主的地位以及拥有冠姓的权利。

然而，要想成为一位母亲，光付出金钱是远远不够的。“母亲”被要求“天然”爱她的小孩（而父亲则不会被这样要求）：一个正常的、合格的母亲，不可以伤害或抛弃她的孩子，否则她就会被褫夺“母性”从而失去作为母亲的权利。“残忍”与“母亲”，这两个词汇是多么得不兼容！“残忍的母亲”，还是“母亲”吗？事实上，这种情况下，我们往往会隐去她“母亲”的身份而代之以“女人”：“残忍的女人”。当然，我们允许一些例外存在，但是这些“例外”必须要拥有其合理性，比如她得上了产后抑郁：她“病”了，所以她才会不爱她的孩子。只有处于“疾病”的异化状态，一位母亲才被允许不拥有所谓的“母性”。但是要解释一位父亲不爱孩子的行为与动机，则不需要他成为“病人”：父亲被允许不爱他的孩子——因为“爱”不是成为“父亲”的必要条件。一个男人可以抛妻弃子，并且这并不妨碍他建功立业、成为一个受人尊重的上位者。

历史上不乏此般“伟大的”男性：徐志摩逼迫妻子张幼仪堕胎并在女方担心“听说有人堕胎死掉”时质问“有人坐火车出事了，难道别人就不坐火车了？”；毕加索拒绝同他和情人弗朗索瓦·吉洛的一对儿女见面，因为后者出版的《与毕加索的生活》一书激怒了大艺术家——即便他此前保证会关爱他们的孩子。事实上，吉洛在他们分开前的十年里一直遭受来自这位大艺术家的暴力与虐待；乔布斯曾多年否认他和未婚女友的女儿Lisa——即使DNA测试结果为94,4%。这个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计算机商人甚至曾经用自己的算法计算并对《时代》的记者宣称“全国28%的男人都可能是Lisa的父亲”。直到15岁，Lisa才拥有乔布斯这个姓，当她终于住进自己父亲的家中后，她不但得承受父亲和自己开的色情玩笑，还得观看父亲和女友的亲密行为，以满足他的特殊癖好……而以上这一切“父性”缺失的行为都不会影响他们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诗人、艺术家和企业家。因为作为“强者”的男性对作为“弱者”的女性和孩子的剥削与厌恶在达尔文社会里是符合其社会逻辑的、是司空见惯的，这样的男性甚至能够成为我们所崇拜的、充满男子气概的偶像，他们怎么能够有关爱孩子的“女性气质”呢？

所谓“母性”，不论是天生的还是社会规训的产物，拥有“母性”的女性当然是可敬的，她们对于自己的孩子来说都是伟大的。但是，“母性”一定是“母亲”、甚至“女人”的必要条件与标签吗？如果我们不会因为“父性”的缺失而否认一个男性成为父亲或者作为男人这一事实，我们又凭什么能够因为“母性”的缺失而褫夺一个女性作为母亲或者女人的权利？

父权制不但存在于家庭层面，在以家庭为单位而组成的社会中，剥削者的角色同样是充满男性气质的。他是殖民者，她是殖民地国家；他是第一世界霸权，她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他是资本家，她是不受劳动法保护的劳工。我们多热衷于喊资本家“爸爸”，我们就有多习惯资本家对我们作为人的剥削。一个“应然的”世界是“没有人有权利剥削任何人”，但“实然”却是男性作为集体对女性集体的剥削、有产者对无产者的剥削、有权者对无权者的剥削。

在资本主义的语境里，劳动者只是作为生产工具而存在。不论是妓女还是代孕母亲，都与其它行业的劳动者无异，只是资本生产链中的一环：她们承受对自己身体和精神的剥削才得以换取报酬，而生产出来的产品却并不属于她们。对于富士康的员工来说，这个产品是一台生产出的iPhone；对于一个代孕母亲来说，则是她“生产”出来的孩子。在中文里，生产这个词，既可以指劳动生产，也可以指女性分娩，这是多么巧合的事情。如果我们接受了实然世界里人对人的剥削，并将其视为经济发展的必然或是个人积累资本的工具，那我们到底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来反对代孕这条生产链的呢？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男权社会里的女性集体，是作为男性集体的代孕者而存在的——除非男性能够自己生孩子。当然，男性无法代替女性生孩子，但是他们具有做家务和养育孩子的能力——而这却不妨碍他们将作为“妻子”的女性剥削成为一个家务劳动者、一个“全职”太太、一个具有“母职”的母亲。

设想一下，如果这个世界上能够生孩子的是男性呢？代孕还会成为值得讨论的问题吗？不，那样的话，也许第三世界的男人会成为全世界的生育代工厂——集中生产，全球派送——这将成为那些为剥削者呐喊的人口中的“经济发展的必然”，也是他们认为我们一定会面对的“实然”。

“应然”却是，如鲁迅先生在被讽刺关爱儿女是“女儿态”时写下的“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也是这位民族魂笔下不必等待炬火的萤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