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早已在路上 | “旅行如同优秀的小说家对日常生活的加工”
本文摘选自保罗·索鲁《旅行之道》。
一个人只有敞开心扉，接受每个地方现有的面貌，不试图把它据为己有、改变成合乎常理的、为自己所用的形态，那才是真正的旅行。
黛芙拉·墨菲 Dervla Murphy（1931-）
在我大半生的旅行生涯中，我一直仰慕一位旅行家、作家黛芙拉·墨菲。她1931年出生于爱尔兰的利斯莫尔，至今仍住在那儿。我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阅读她的作品，从她的第一本书《飞驰》（1965）读起。1969年，我在新加坡遇到一个自称见过她的英国人。他问她，身为女性，她是怎么做到为了写《骑骡游埃塞俄比亚》（1968）而周游那个国家的。她回答：“很简单，我扮成男的去那儿。”
自学成才的她（她在十四岁时为了照料生病的母亲而辍学）在早年回忆录《玄机重重》（1968）里提到，十五岁时，她有本事飘浮在空中。这令我着迷。可当我向她问起这件事时，她告诉我许多人写信给她，讲述类似的飘浮经验。后来她年纪大了，丧失了这种神奇的天赋。在她母亲去世后，她出发踏上“飞驰”之旅，从爱尔兰骑自行车到印度，一路险象环生，遭受各种屈辱——大雪，差点溺亡，在伊朗被毛拉施以石刑。
“到我抵达阿富汗边境时，”她在那本书里写道，“吃饭前刮去面包上干结的泥巴、拣出奶酪内的毛发、剔除糖里的虫子，这些似乎是十分正常的事。我也不再把有跳蚤、没有刀叉放在心上，不再去想我已经十天没有脱衣服或睡过床。”
在印度，在经受了这些艰难困苦后——不愧是黛芙拉——她去了一家难民收容所工作。
她没结过婚，但有个女儿，叫蕾切尔，她独自抚养长大，带着她四处旅行，去的地方包括印度、伯尔蒂斯坦、南美和马达加斯加。她写道，“身边有个孩子，说明你信任当地居民的善意”。
她写了二十三本旅行书，其中包括关于英国和北爱尔兰的。她每次旅行都历经艰辛，基本是一个人，走陆路，她偏爱的交通工具是花费不多的自行车。她从不抱怨，从不自嘲或嘲讽她遇到的人，虽然她的作品中时常包含不幸，但这一点正反映出她是位独特的女性：率直、耐心、诚笃、可靠，从不贪图安逸，而总在寻求更多风浪的旅途经验；一位承袭古老传统的漂泊者。
我发现她在各方面都令人钦佩，她给旅行者的忠告（“以便逃离现实”）富含智慧，凝结了她一辈子的旅行心得：选定要去的国家，利用旅游指南判别出外国人去得最多的地区——然后反其道而行。
这条忠告明显带有政治不正确的色彩；它“势利”地将旅行者和游客截然分开。可它也是大实话。旨在逃避现实的旅行者需要安静、独处的空间。遗憾的是，在我这一生中，自然栖息地因为公路的发展而急遽减少。看到宣传“探险游”的虚假广告，我气得把仅剩的几颗牙咬得嘎嘎响。比如，“英国到肯尼亚的卡车之旅！陆上历险！六周游遍五个国家！”但凡精神正常的人，谁要在六周里游遍五个国家？怎么可能不逃走……我总是设法避开人多的路。在我有过的这类经历中，我特别喜欢的一段徒步旅行是从阿斯马拉（Asmara）到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aba）。现在时代不同了，但在当时，我遇到的大部分人此前从未见过一个白人。即使是最近几次在俄罗斯和罗马尼亚——虽然我去的地方并非无人涉足的区域——我也无一例外地远离观光线路。
芙瑞雅·斯塔克 Freya Stark（1893-1993）
芙瑞雅·斯塔克是英国人，但出生在意大利（1893），那也是她百年后过世的地方。她天生性格矛盾，但在旅行时和气友善、见解独到。她精通多种语言，是一位出色的记叙文作家，她游遍中东、土耳其和阿拉伯半岛。
她写的书有《刺客的山谷》（1934）、《阿拉伯南方之门》（1935）和《阿拉伯的冬天》（1940）。她写道：“我遇到过可爱的人，很多人若没有厌恶英国人的情结，估计也很可爱，大家个个态度随和，兴致高昂，我喜欢大多数美国人说话的声音。可另一方面，我不认为他们相信上帝，他们的帽子丑得吓人。总体说来，我更喜欢阿拉伯人。”
斯塔克本人以爱戴帽子而出名，她用帽子遮掩毁容的头皮和耳朵，那是童年时一次惨烈的事故所致。她在发现传统文化和古老的习俗方面成就斐然（并拍摄了珍贵的照片）。在她的第一本书《刺客的山谷》里，她谈到“过去的时光艰难而愉快，今天的生活安逸却乏味”。
十三岁时，她与独自抚养她的母亲住在意大利的一座小镇，她的头发被卷入织布机的飞轮里，伤势严重——一块头皮被撕掉，半只耳朵被削去。
“这次侵害身心、使她毁容的创伤发生在敏感脆弱的青春期，永久性地决定了她的自我认知。她担忧自己对异性不具吸引力，终生无法克服这一心理障碍，”她的一位传记作者简·弗莱彻·吉尼斯写道（《热爱流浪：芙瑞雅·斯塔克的一生》），“父母的分离、缺乏安全感的童年和那次差点夺去她性命的事故，使芙瑞雅一心想要战胜困扰她的恐惧和焦虑，驱策她通过瞩目的成就为自己赢得认可。”
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与她一同去幼发拉底河流域旅行的乔纳森·拉班告诉我：“她丑陋的容貌最终因岁月而有了一种不朽的庄严感。她强烈的自我主义让人叹为观止。”
我必须承认，就我自己而言，我旅行，一心只是为了好玩。——《刺客的山谷》（1934）
受到特殊照顾，对女性旅人来说，常常等于被禁止做她想做的事。——《刺客的山谷》（1934）
我想，独处是人类心灵唯一必不可少的需求，在我们的行为准则中却从未得到充分认可。它被看成是戒律或苦修，向来很少被当作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愉悦情怀的因子，我们半数的家庭纠纷正是源于缺乏对独处的认可。在人们看来，因为担心余生将要面临无休止的两人世界，所以男人个个逃避婚姻……现代教育忽视人需要独处：因而宗教信仰衰落，诗歌衰落，各种心灵更深层面的情感衰落：病态的总要做点什么，我们仿佛无法安静地坐下来，让木偶剧自动在我们面前拉开序幕：当世界风云环绕我们演变，犹如浪涛把我们载入新的海域之际，我们做不到让自己沉浸在神秘的事物与奇迹中。在我一心想着这些问题时，侯赛因正气喘吁吁、使出浑身气力用打成辫的缰绳拍打他所骑的灰色母马，从我后面赶上来，问我怎么能忍受独自一人走了一个多小时，大家在我后面无不挂虑。——《刺客的山谷》（1934）
一个人只有敞开心扉，接受每个地方现有的面貌，不试图把它据为己有、改变成合乎常理的、为自己所用的形态，那才是真正的旅行。我以为这是旅行和观光的区别。——《骑马游底格里斯河流域》（1959）
范妮·特罗洛普 Fanny Trollope（1779-1863）
范妮·特罗洛普在美国：将近四年，1827年至1831年。在此期间，她几度走访纳殊巴村落，一个为了给那些希望获得自由的奴隶提供教育而建立的定居点，但“只要扫一眼就足以让我相信，我对这个地方的先入之见，全部与真实情况相去甚远。唯一的感觉是荒凉”。
她溯河而上，前往辛辛那提（“猪肉城”——满街都是猪），在那儿举办“戏剧演出”，后来又建造了一处“集市”并开放营业，出租摊位给商贩，售卖“花哨的商品”。这项生意失败后，她做了一件许多走投无路、还不出债的人所做的事：她写了一本游记，《美国人的家庭风俗》（“六百页的涂鸦”——草草写成），书中大量篇幅贬斥美国人是不拘礼节的粗俗之徒和伪君子，什么也不干，只会吐痰。她在《美国人的家庭风俗》里写到吐痰的次数之多，简直可以把那本书叫做《远大痰程》（Great Expectorations）。
不过这本见解犀利的书（获得了马克·吐温的激赏）不是记述在美国盘桓于各个城市、四处观光的经历，而是“忠实地描绘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一面”。后来她又陆续写了许多书，包括若干小说，虽然她的儿子安东尼（十二岁时，被她留在英国）在《自传》中抱怨她“时常离家，或忙得无暇旁顾”，但范妮始终是不断激励他前进的动力，为他指明了成为小说家和旅行家的道路。若没有他母亲这个勇敢的榜样，我们或许读不到安东尼·特罗洛普精彩的长篇小说和他记述旅行的杰作《西印度群岛与中南美大陆》。
范妮总结她对美国人的看法：“我不喜欢他们。我不喜欢他们的行为守则，不喜欢他们的言谈举止，不喜欢他们的观点主张。”
在我旅居美国期间，无论美国人某些特有的风俗习惯多么让人受不了，只要能在他们的国民性里发现一丁点可为他们整日吹嘘的开明和热爱自由正名的特征，我仍会对他们怀有敬意，可惜并非如此。每个具有诚实品质的人，不可能不对他们的言行不一产生反感……你会看见他们一手高举象征自由的弗里吉亚帽，另一手却在鞭打奴隶。你会看见他们前一个小时还在向民众宣讲人不可剥夺的权利，后一个小时就把庄稼人的孩子赶出他们的家园，而根据最庄严的条约，他们有责任保护这些孩子。——《美国人的家庭风俗》（1832）
菲奥娜·坎贝尔 Ffyona Campbell（1967-）
菲奥娜·坎贝尔（生于1967年）有一颗躁动不安的心，她在父亲那里遭到蔑视，觉得自己受排挤，亟需获得肯定。
十六岁时，她从苏格兰最北端的约翰·欧格罗兹村步行走过英国全境，抵达西南端的地之角。此后，她又徒步横穿美国，从东海岸走到西海岸，途中与增援队伍中的一名队员发生关系，怀了孕；在到新墨西哥州堕胎前，她接受了搭便车的做法，并对媒体隐瞒此举。
后来，她把真相和盘托出。她还徒步穿越过澳大利亚和非洲，从开普敦走到摩洛哥北部港市丹吉尔。坎贝尔是一位脾气犟、固执己见、令人钦佩的奇女子，她写了三本书叙述她的旅行经历，分别是《始末》《徒步穿越非洲》和《泥足》。最近（在《户外》杂志上）她称自己是“一个退休了的步行者”。
简·莫里斯 Jan Morris（1926–2020）
简·莫里斯：没有精神疾病，但换了性别，记述在《谜》（1974）里。詹姆斯·莫里斯攀登了珠穆朗玛峰，四处旅行，写了有关美国、阿曼、南非、威尼斯、西班牙和英国的书。在1972年做了变性手术后，新生的简·莫里斯继续旅行和写作，足迹遍布威尔士、香港、澳大利亚和全球各大都市。在旅行家当中，甚至是在广泛意义上的作家当中，先以男性身份、后以女性身份旅行和写作的人实属罕见。在我看来，经过手术后，她的文笔变得更加扣人心弦、字字珠玑。
简·莫里斯在世界各地做过大量旅行，是在世作家里旅行经历最丰富的一位。她虚构了一个国家，给它编造了历史、艺术、宗教和文学，其细节一丝不苟的程度，让人们在读了以后认真地询问她，这个国家到底在哪里，他们怎样才可以去游览一下。
这个虚构的国家哈弗似乎位于地中海东部，人口构成非常多元，不仅有穆斯林和基督徒，还有一个古老的土著种群，大概是源自古代凯尔特族的穴居人，他们给这个国家取名“哈弗”，这个词在他们的语言（和威尔士语）中指夏天。这些穴居人被称作“克莱特福人”（Kretev），“据称，这个名字与威尔士语里的crwydwyr（漂泊者）同源”。
那儿每年有一项节庆活动，叫屋顶赛跑，参赛者从一个屋顶跳到另一个屋顶，跑遍哈弗。
许多去哈弗的知名游客记下了他们的观感：契诃夫、希丝塔·斯坦霍普夫人、伊本·白图泰和马可·波罗——旅行者中最杰出、最有文学造诣的。我们获悉，后来诺埃尔·科沃德、可可·香奈尔、托马斯·曼、温斯顿·丘吉尔、詹姆斯·乔伊斯和理查德·伯顿爵士也去了那儿游览。马可·波罗评说哈弗是“一个有着奇怪建筑和礼仪的地方，和别处不一样”。那些精心构思的建筑式样，通过引述亚历山大·金莱克、马克·吐温、D. H. 劳伦斯等人的话而被描绘出来。
叙述者在书写到一半时说：“‘哈弗’的意思是简单容易。”
在政治、艺术、战争和气候方面，哈弗体现出地中海沿岸地区的精髓，各种文化混杂，互相叠加，希腊人，土耳其人，意大利人，大批荣耀而健谈的征服者，帝国主义者，福音布道者——还有作家：爱德华·李尔、詹姆斯·乔伊斯、理查德·伯顿、T. E. 劳伦斯。
“在哈弗当一个本地人的便利之处，是无人知晓本地人是什么样的……你可以自由选择！”
在这本让人信以为真的书里，游遍世界各地的作者简·莫里斯根据她的旅行经历和阅读所得，创造了一个阳光充足的多语种国家，里面生活着诸多民族，但这种错综复杂性正是它脆弱的地方。此外，在这个国家里，我们也看到略受歧视的克莱福特人——威尔士人的祖先，简·莫里斯以自己是威尔士人而自豪——始终处于被制伏的地位。虽然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是关于多元文化的地中海沿岸地区的讽刺小说，但它也是一部狂想曲——就我所知，它是这类小说里少有的成功例子——宽厚，博识，富有启发性。
我有一次问简，她在写这本书时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她说：“写《哈弗的最后来信》，是因为我逐渐意识到，以往我写任何一个地方或时代，永远只是在最表层刮一些划痕，我打算让这本书成为关于城市和历史复杂性的一则寓言——虽然从来没有人从这个角度解读过。”
我在加州“和风”号上吃早餐时，遇到了几位非常有趣的同伴——一位是来自弗雷斯诺、之前从来没有坐过火车的年轻女孩，还有两位是不断告诉我目前车辆运行状况的火车迷。但我却在餐车和人发生了争执。有人告诉我，凭我买的票，可以随心所欲地点菜单上的任何东西，可当我点玉米片和炒鸡蛋时，服务员却告诉我说只能点其中一样，不能两样都点。我叫来主管，但也没什么用。主管态度友好地对我说，是我理解错误了，我在这里一字不差地引用他的话：“你不是这个国家的人。你不明白我们这里的规矩。”可来自弗雷斯诺的女孩觉得他很粗鲁，两位火车迷中的一位还提出要把他的炒鸡蛋分给我——因为我刚才邀请他品尝我的橘子酱，他认为只有这样才算公平。——《接触！一本邂逅之书》（2010）
杰茜卡·沃森 Jessica Watson（1993-）
旅行文学未来的形式可能是旅行博客，包含各种省略的表达方式、口语词汇和闲话式的意识流。从澳大利亚少女杰茜卡·沃森的环球航行中可以明显看出，旅行博客的一大优势——特别是报道进行中的壮举时——在于，无论谁，只要有一台电脑，就能与外界保持联系。世界各地的人可以一起实时体会这类旅行途中的跌宕起伏。此次旅行展示的，是这位十六岁海员的朝气、适应力和谦逊，以及她成功的航海之旅。
杰茜卡·沃森（生于1993年）是单人独力完成不间断环球航海的人中年纪最小的。她在2009年10月18日驾驶“埃拉的粉红女郎”号——一艘三十四英尺长的帆船—从澳大利亚的悉尼出发，于2010年5月15日回到起点。这趟旅程若再多四天，她就满十七岁了。
这次航行全程两万四千英里，途中历尽艰辛，遭遇许多变故——六次倾侧（桅杆落水），海水汹涌（高达三十五英尺的海浪），七十节的大风，引擎故障，船帆被撕裂，还有偶尔的沮丧气馁。但杰茜卡始终与外界保持联系，几乎每天发布消息，在每篇博客文章后面，她常会收到千余条祝福者的留言。当她离家乡的港口越来越近时，关注她博客的人数量激增。她发布视频、照片、最新情况和消息；她的网站还卖东西（帽子、海报等），在网上为她的旅行筹款。她利用博客，使她的环球航行具有一种互动性，她与密切留意她进展的人对话交流。
她博客的基调充满阳光，显然，一个心态积极向上的人是完成这样一次艰难壮举的最佳人选，这也提醒我，艰难的旅行本质上是一种对心智的考验。
以下这段话是杰茜卡在2010年1月行程过半时写的：“下面这张照片拍的是我超酷的新T恤，放在我刚拆开的食品袋里，是妈妈送给我的礼物。我必须和你们一起分享，因为我的船员不大懂怎么分享我的喜悦！”配文的照片里，她穿着一件T恤，上面印着“一块硬骨头”。
回到故乡时，她受到几万人的欢迎，包括澳大利亚总理，他称她是英雄。但她不同意——她始终那么可爱——说自己不是英雄，“只是一个有梦想并为之努力的普通女孩，证明了一切皆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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