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责任

要建立新人生观，除了养成道德的勇气外，还要能负起知识的责任（Intellectual Responsibility）。

本来责任是人人都有的，无论是耕田的、做工的、从军的，还是任政府官吏的，都各有各的责任。为什么我要特别提出“知识的责任”来讲？知识是人类最高智慧发展的结晶，是人类经验中最可珍贵的宝藏，不是人人都能取得、都能具备的；因此凡有求得知识机会的人，都可说是得天独厚、享受人间特惠的人，所以都应该负起一种特殊的责任。而且知识是精神生活的要素，是指挥物质生活的原动力，是我们一切行为的最高标准。倘使有知识的人不能负起他特殊的责任，那他的知识就是无用的，不但无用，而且受了糟蹋。糟蹋知识是人间的罪恶，因为这是阻碍了人类文化的发达和进步。所以知识的责任问题，值得我们加以特别的注意。我们忝属于所谓知识分子，尤其觉得这是一个切身问题。

所谓知识的责任，包含三层意义：

第一是要有负责的思想。思想不是空想，不是幻想，不是梦想，而是搜集各种事实的根据，加以严格逻辑的审核，而后构成的一种有周密系统的精神结晶。所以一知半解，不足以称为成熟的思想，强不知以为知，更不能称为成熟的思想。思想是不容易成立的，必须要经过逻辑的陶熔、科学的锻炼。凡是思想家，都是从艰难困苦中奋斗出来的，他们为求真理而蒙受的牺牲，决不亚于在战场上鏖战的牺牲。譬如在实验室里试验炸药的人，被炸伤或炸死者，不知多少；到荒僻的地方调查地质、生物、人种的人，或遇天灾而死，或染疾而死，或遭盗匪蛮族杀害而死的，也不知多少。他们对从这种艰难危难之中得来的思想，自然更觉得亲切而可以负责。西洋学者发表一篇学术报告或论文，都要自己签字，这正是负责的表现。

其次是除有负责的思想而外，还要能对负责的思想去负责。思想既是不易得到的真理，则一旦得到以后，就应该负一种推进和扩充的责任。真理是不应埋没的，是要发表的。在发表以前，固应首先考虑它是不是真理，可不可以发表；但是既已考虑发表以后，苟无新事实、新理论的发现和修正，或是为他人更精辟的学说所折服，那就应当本着大无畏的精神把它更尖锐地推进，更广大地扩充。我们读西洋科学史，都知道科学家为真理的推进和扩充而奋斗牺牲的事迹，真是“史不绝书”。譬如哥白尼最先发现地动学说，他就因此受了教会许多的阻碍。后来布鲁诺出来，继续研究，承认了这个真理，极力传播，弄到教会大怒，不仅是被捕入狱，而且被判火刑而死。伽利略继起，更加以物理学的证明，去阐扬这种学说，到老年还铁锁锒铛，饱受铁窗的风味。他们虽受尽压迫和困辱，但始终都坚持原来的信仰。他们虽因此而牺牲，但是科学上的真理，却因为他们的牺牲而确定。像这种对思想负责的精神，才正是推进人类文化的伟大动力。

更进一层说，知识分子既然得天独厚，受了人间的特惠，就应该对世界国家民族社会人群，负起更重大的责任来。世间亦唯有知识分子才有机会去发掘人类文化的宝藏，才有特权去承受过去时代留下最好的精神遗产。知识分子是民族最优秀的分子，如果不比常人负更重更大的责任，如何对得起自己天然的禀赋？如何对得起人类国家民族的赐予？又如何对得起历代先哲的伟大遗留？知识分子在中国向称为“士”，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身为知识分子，就应该抱一种舍我其谁至死无悔的态度，去担当领导群伦继往开来的责任。当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知识分子的责任尤为重大。范仲淹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必须有这种抱负，才配做知识分子。

（选自罗家伦《历史的先见》，学林出版社，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