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叙事的悲伤
叙事的悲伤
叙事令我的同事感到不能忍，这是她的话：不能忍。她说，这些人可不可以不要讲故事了。歇斯底里的女人，她的每日宣言又来了，我们都在背后叹气。
这位女性，这位小姐，头发蓬松地支着，像一个凌乱的破坏分子。阳子，一个内陆版的八十年代的美国嬉皮士，回到印第安的色彩中去，回到迷惑的大自然、灵修的天地中去，这就是她的那种稚气所带给我的感受。虽然实际上她已人到中年，唯有这点和办公室里每一个其余的人都一样。随着某种物质世界的迁移，我们的皮肤都变得越来肉色了。以前应该没有这么肉的，我打量着她日益松懈的脸颊，心想。
她说，不应去重复我们的生活，重复不是一种理所当然。你们写来写去，不过是一些旧的影像的回放，有什么意义呢？
大家为什么不去做点全新的东西呢？她的演讲真情实意，充满了进步之渴望。
有些人明显和这个话没有产生任何连接，他们用手画着自己的手机屏幕，在上面抚摸出一条条痕迹。而我则用手撑住自己的下颌，假装在聆听，并制造出一种沉思的景象。我不喜欢这样做，这是穿上了软弱的法袍。但我却只能——必须这样，替大家来隐瞒、延迟，仿佛隔断并不存在。我依赖于足以把我拯救出来的那种新时刻——了不起的人自然会起身走出去的，可我现在没有这个想法。
这时，我们这边的一个人说，话是这么说啦。
这是一个勇敢的男性，而我们都在等待他的下文，但是，宝贵的两秒钟后我们才发现，原来这句话后面其实并没有一个下文。
但众人却依旧感激他的发言。好样的，至少起了一个打断的作用。这个话的形状好像一顶帽子一样，它把那些马赛克一样无法辨别的可怕东西给盖上了。好像在语言：这下子大家可不用担心啦。就是由于这么样的一句话，我们大家都成功地忘记了她之前讲的所有内容，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
而反对我们的阳子，她的志向却并不理睬这样的打断。她确实决定不再继续说了，她的意识早已超越了她的主张。那个眼神，正看向某个革命的远方，某个居住着她心目中的导师的地方。每当此时，我就会怀疑起这个人的真实目的。她究竟是为了奉劝我们，还是为了躲避我们。如果她想要享受这种说教的权力，这样的话术又未免太草率了些，我们都很尴尬，但是她很好。但根结还不在于此，根结在哪，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她的感觉非常好，比我们好像要好一点。每次说完一句话，她就仿佛瞬移到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我想，她是到了自己心灵的圣地，一种名为西奈山的地方。
空气在夏日的电扇中旋转着，它的声音就像微弱的电流。
豹纹守宫扭了一下自己的头——它是一只手掌大小、性格木讷的黄色蜥蜴，此刻，它正安静地站在恒温箱之中的一根枯木上，箱子被三角圆架所顶着，而架子就搁在我们办公室的一个展示块面上，这个块面是被后面放上去的物品们置换出来的。十年前，一个小学生读者曾经送了我们一只小蜥蜴，此后，豢养蜥蜴的传统被保留了下来，可以说是一种社内项目，或者企业的艺能吧。通常是老板在做这件事，因为他很有主心骨，而且雷厉风行，不是那种会把大小事情交代给手下，然后使那些事情自生自灭的人。他不仅照顾着守宫，对它付出了精致的时间，并且每当前一只突然死去，他就会立马把保温箱盖起来，不让大家看到那只可怜的东西。并且，几乎不到第二天，新的蜥蜴又会出现在那里。对，他的反应就是如此敏捷，而他的意志又是这么地休闲，如果你好好留意，又希望从上级那里学到些什么的话，你会发现这一点其实相当惊人。现在我已经记不清眼睛中的这一只究竟是第几代目蜥蜴了，假使换成赛亚人的话，它早已经是超级进化体了，但我们的蜥蜴，每一代的长相都一样，无论雌雄，好像始终是那某一只一样。守宫是一根横倒的黄线，但它却丝毫不显得孤独。因为它对于我们而言有着一种守恒的情感，就像是这个荒漠世界中悬着的一根微弱的灯丝。那肥厚的眼皮，像两片黄桃一样盖在眼睛上，而它的眼神，则充满了一种哲学的黑色。正因为它如此地文弱，这才成为了我们的宠儿。如果这里的每个人都能采取这样的生存策略，我们整体上当然可以好过得多，但是，却始终没有人愿意去学习学习它。就这样，它的存在被抹除，在一代代的更替之下，它的优点渐渐被人所忽视，逐渐沦为了如同它自己那五角星一般的脚掌下所抓着的那样一根沉默的槁木。
下班后一小时，我又折回写字楼。因为吵完架的妻子刚刚电话联系我，今天不会烧饭，也不要妄想她会原谅我。我和妻子的结婚其实也并没有多久，但是这样的冷战似乎已经迅速地成为了一种日常交流的方式。我不太忧心，这仅仅是一种磨合期罢了，等到她生下孩子，注意力自然就不会有机会放到我的身上。夕阳很红。走到楼下时，我仰头看去，发现那些粘在我们办公室窗外的红色装饰物，已经在时间的激变和阳光的冲刷下中变成了淡淡的粉红色。现在，它的颜色甚至还没有晚霞鲜艳。
回到空无一人的办公室，我打算去泡一杯茶。但就在我路过公司茶水间的时候，我却突然听见了阳子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我冒险地停住了脚，仔细去分辨——她好像正在激烈地请求着谁去做一件什么事情。她的声音比上午要更加情绪化，更加地不驯服。起初，是一些坚定的陈述与辩护，随后，在遭遇了一段沉默之后，它们则立刻变形成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语言：此时发生的这种叙述里几乎不含有任何逻辑了，它同时充满了热情的放荡和谦卑的低语。恐惧的颤抖已经灌满了这种语言，这使得那个发声的女人几乎忘记了怎样去害臊。她要求着、恳求着、撒娇似地需要着，而对面的人，似乎只用说出来一个“好”字，就可以让她心满意足地立刻死去了。
话是这么说啦。老板的声音终于拖曳着从里面传出来。
叙事的第二次悲伤
叙事令我的同事感到不能忍，她的原话：不能忍。她说，这些人能不能别再讲故事了。歇斯底里的女人，她的每日宣言又来了，我们都在背后叹气。
办公桌上堆砌着的颜色明亮的杂志，彰显了我们出版社的品质内容。这是一家儿童出版社，但由于经营内容的单调问题，我们近年来也在承包一些市面上常见教辅的宣发任务。这一天，公司的会正好是关于“题材疆域和编写主权”的议题。在此，我得引用新华社在2019年的一个网上报道的题目来说明我们这个行业面对的问题难在何处：《少儿出版物不能是“小儿科”》。文章的开头提到：“近日，北京的胡先生给读小学的女儿买了本某出版社出版的《大卫·科波菲尔》，女儿反映这本书篇章跳脱、语句难懂。胡先生认真审读后认为，该书存在缩写不严谨和翻译水平低下的问题。（4月8日《工人日报》）。”胡先生的确很不客气，而我们也要很遗憾地承认，其实，这“某出版社”，说的就是我们。
我们做的是二道贩子的生意，这个谁不知道？但是这位杨小姐却不这么认为。她是一个“海龟”，并且是九十年代的文学系“海龟”。由于这位杨小姐曾经接触过某种前沿的文学理论，因此她也对自己的职业产生了一种幻想般的追求，并且，这种追求在她的整个工作生涯中都从未懈怠过。
没有人知道，话题是怎么转移到了“叙事”这个事情上去的，这有个屁的关系。这次会议只是一个严肃的过场，碍谁了呢。没有人料到阳子的责难，对于这句话语的发起者，大家的哑口无言正在对其做着某种可恶的默许。
或许是意识到自己的嚣张所带来的尴尬，阳子弥补道：大家真的认为，这种生硬的编写是有道理的吗？小孩子是发散性思维，或许我们还是用最简单的常用字去组词，搞些绘本，多画点插图算了吧。不要自己觉得自己有那个分量，去硬抠作家的笔触。她说。改写真的不好。她严肃地说。要么就不改啊，那些不是已经写好了吗？写好的东西怎么改呢？
——别看着我，我真的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
我们为什么不自己内部搞一个创谈会，你们想写什么，自己到那上面去写，这时候再自由一点不好吗？她说。她又在说话了。求求你别说了。我想。
自由，你不是自由，你是我行我素。我心想。你想自由的时候就向我们大洒水，想要居高临下地驾驭儿童的时候你就去方便行事，可那是你自己。你可以开你的玩笑，你不在乎那些出版物，我在乎的。你不在乎叙事，我在乎的。你不在乎儿童，我在乎的。
话说回来，她是真的把工作和生活分得很开啊。尽管那些傲慢的言辞余威未消，但黑浪般的卷发，仍然像夜晚的海水一样在白沙般的颈子上波动，好烦，真的好烦这个人。我深呼吸了一下，闭上双眼，想要沉睡过去，忘记，忘记这些无厘头的内容，我警告我自己。
大家认真听一听别人的发言，这时老板突然说。公司的一把手，忙不迭地去认同她所喷射出来的神经质话语，已经不是破天荒的头一次。在老板的眼里，儿童文学中的确是不存在叙事的。这怎么可能？归结到底，他就是如此地轻信、轻率、上当受骗。
更何况，我们根本就不是所谓的什么创作者，不要给自己脸上去贴金了好吗？我们就是愚蠢的工作人员，我们尊重一切控制不了的客观规律，我们对于那些我们所无法占有的东西，进行麻木处理。
就像小杨说的一样，你们的创作能力确实有所退化了。老板抻了抻自己的袖子，说道。但由于一种确信后所立刻赶到的随意，他的袖子再次随着身体的前倾后移，徒然地撞击着会议室的桌缘，从而又变得不再平整。
不如这样啊，手头的东西都放一放。大家先花个几天时间，自己试着搞搞纯文学写作，诗啊什么的，做做新的尝试，不要老是去用那种传统的思路去看问题，他进一步地提议着。如果说之前的附和只是一种装饰的话，那么这句话无疑是犯到了每个儿童编辑的头上，这甚至不是提议，因为他看的不是我们的脸色，而是另外一个人的面子。她要占据我们的思想，而老板想要愚弄我们的人格。
天呐，这傻逼究竟有没有一点基本的判断力啊？我一秒钟也坚持不下去了，直接站起来，踢掉椅子就走了。这时，所有的人都像看怪物一样地把我盯着。他们的脑袋里一定在想，这人是犯了什么迷糊啦？
不可能迷糊的。我心想。迷糊是不存在的，这只是为了说明，我比你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要更为清楚、敏感、不明白放弃。
我已经离开我们的会议室，回到了自己的工位。上面正好就放着那本不严谨的《大卫·科波菲尔》。大卫的眼神斜着射过来，派头十足，好像在嘲笑我一般。我的心很难过，但是我却也盯着他，回应着这个十分挑衅的眼神。你懂什么？科波菲尔。我心里想道。你明白真正的叙事是怎么一回事吗？科波菲尔。你勇敢、坚强、百折不挠。的的确确，你有一种圣人的险恶和的英雄的狡猾，淹死的人不是你，你赢得了女人以及千千万万个小读者的心。
即使你盯着我，那又如何。在这个世界之中，我们永远也无法彼此看见，科波菲尔。
叙事的第三次悲伤
叙事令我的同事感到不能忍，这是她的原话。不能忍。她说，这些人能不能别再讲故事了。这个歇斯底里的女人，她的每日宣言又来了，我们都在背后叹气。
无回应熄灭了她的热情，她就不说了。她只说了这一句话，就不再试图去搞定任何事。而且她自己也在自言自语，说，我不说了。
我假装在随着大家叹息，但胸口却有着一丝难以排遣的小心翼翼。我喜欢这种试探、疲惫、这种孤单以及让步：她正回环往复地徘徊着，这个女人的身体形成了一种难以想象的谦卑的固执，这还仅仅只是故事的开始，但它却已经很像是一个结局的未完成时。其实我始终觉得，她的想法，我是能够理解的，我认可这种失望，这个失望把她的形象弄得很潮湿。只不过在想象之中，我的言行太过愚蠢，它甚至无法穿越我自己的脸——我的脸好像结成了一层晃动的壳。我以为我张了嘴，语言轻而易举地碰到了她的头发，但其实只是我的脸壳动了一下。尽管她也很蠢，但这种蠢好像不一样的。说不定，我的自卑早就已经变成嘲弄的形状，透过重重的后背刺向了她——她不知道的。我跟同事骂过她好几回，她不知道的。不过也许她也已经知道了，这令我骄傲又发抖。但比起这个，更加令我发抖的是——她什么也不知道。在这些悬停的默然之间，一如那些总是装作漫不经心的苦恋一样，我对她的意义的那种理解，总是在一瞬间之后就走向完全冷漠的尽头。
烈日透过红窗透射进我们的办公室，将空间照得像约柜一样辉煌灿烂。我坐立难安，于是只好把头微微转过去，从斜后方观察着她。我看到，她的一条手臂闲散地抱在胸前，头正对着外面，全神贯注地不知道在看什么。她的脸颊好像吸进去，又鼓起了。过了一秒，一大团染成橙色的香烟轻轻从她的头发四周飘散出来。
这间出版社坐落在东方大厦二楼。它并不是普普通通的二楼，而在方位上正好朝着对面那栋不规则建筑所凸出来的一个尖锥，尖锥周围还插了一圈红旗。这很奇怪，但它的玄机也在于此。说实在，这微薄的出版社能在这栋豪厦立足，其实全凭这一不详的风水。因为人人都觉得，那个尖锥，似乎像一把红缨枪直刺过来，利刃夺面，是大凶之兆。所以我们的老板抓住机会，仅仅用了市场价格的二分之一，就毫不犹豫地签订了十五年租约。我曾问他，你不怕他们的说法吗？说法，说法还不是人想的，一切都取决于你怎么想而已。老板笑笑之后说：既然枪属于阳金，我用火就可以克它。于是老板把我们的窗子都用红色的塑料火焰装饰起来，熊熊烈火，正冲长枪。
这些塑料的焰火，粘在窗户上，像八爪鱼似地覆满了这层写字楼的玻璃窗。在金色阳光的照射下，它们有时候就像鲜红的动脉。那时的火苗透着勃勃的生机，还有一种欣欣向荣的儿童色彩。
老板自信地跟我们说，这里真的有火焰燃烧的气息，因为我们的木头家具，随着时间的流转，都变得越来越黑了，木生火，这些家具是被投入到这个丹炉里面，使得这把火更加旺起来了。
但事实好像并非如此，这种斗法之中，似乎还包含了某种朦朦胧胧的东西。这种不对劲，是我的直觉所警醒着我的。首先，我们单位人的精神状态就可以说明，老板所声称的法阵之劣质。从前几年开始，不断地有人出现情绪上的异常，通常是一种不明的躁狂。这使得我们单位几乎人人不和，经常充斥着剑拔弩张的味道。但这种无名火，却并不出现在本人的胸膛里，这么一看，我多半就是个温和人。可是为什么呢？我始终想不明白这一点，并且还一直犹豫着，是否要改改我那委曲求全的性格。
不过有一次，正当我和女友进行初次性事时，她终于为我指点了迷津。因为她看见了我脖子上戴的水月观音。啊。她好像很惊讶，这种惊讶遮蔽了我的惊讶，乃至将其完全打消了，就在她露出胸前一个同样厉害的法器，鬼佬法宝——蓝宝石吊坠的时候。我不惊讶了，为什么呢，我只有恍惚。
吊坠正在她的双乳间神秘地跳动，发出炫目的迷光。怪不得呢，我俩在这里惺惺相惜。原来，我们都是属水的宝贝。正是因为这样的原理，我们才能在这种强大的影响力之下独善其身。至于出版社里为什么会呈现出这样的负面影响，我后来其实也大概猜到是怎么一回事了，因为对面的那杆红缨枪上，也带有火，火再加上火，那不成火焰山了？也就是说，其实那枪并不一定是刺向我们的，如果用这种简陋的五行理论去代入的话，它自己就应该克自己。所以，人为添加的火焰别无其余的作用，它是多余的，只会异化所有人，我和她却是免疫了的，我自然深信这一点。恍惚退去了，一切都在分析中渐渐明朗了起来，而我的女友却居然在想另外的事情。
她对我说，她其实早就感受到了我的目光。这种目光里面，有一种熟悉、温柔、隐秘的感觉。原来我的怕生、我的沉默，都成为了她记忆里贞洁的情感的样子。这使得她必须自己鼓起一番勇气，来打破我们的隔离。
我呢喃着应和了一会儿，便不再回答。自从办公室的疑惑解开，我的心就开始着急，真的不想再多听什么，所以我只是搂着她光滑的肩膀，手指簌簌地逗着蓝宝石，宝石被痒了好久，终于跳在被子上。被子上嵌进了宝石，宝石则融入我的指尖，再也无法动弹。原本在说话的人也只好暂时在这个问题上放过了我。我感觉，比起白日世界中那冷漠而恒久的秩序，我的指尖所连接的这个软下去的物，却反而像是有生命的东西一样，在笑吟吟地震动着。
然而那时，她又似乎突然想到了什么关键一样抓着我的手臂，要我回答一个现在看上去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的问题。具体是什么，我其实没有听清，只听见了离开这个词。可能，她是想和我一起逃离火焰山吧。但当时的我，已经得了失心疯，没有办法再去思考了。我等待的就是这一刻，我们发展、延伸，你不要试图把我带回原地。想什么呢，不要想。不要说话。我的嘴赌气似的，塞住了她。两个人那坠落在胸前的两块石头，开始有规律地撞击起来。蓝色和蓝色，哒，哒，哒，就像是来自洞窟深处那种遥远的滴水声。
叙事的第四次悲伤
叙事令我的同事感到不能忍，这是她的原话。不能忍。她说，这些人能不能别再讲故事了。歇斯底里的女人，她的每日宣言又来了，我们都在背后叹气。
她的发言越来越可疑，越来越具有渗透性，这令我感到慌张。这种语句，叫我怎么可能不害怕，不生出戒心呢？这说明，她根本就没有得到过她想到的东西。那么，她究竟想要什么，难道这些都还不够吗？难道我们的工作和生活，还不足以使她产生光明正大的满足吗？
谁知这次，一个同事竟然暴躁地打断她的意见。你就胡扯吧，他说。你的工作做得好我不说什么，别的我就问一句，你说的那些什么东西，你知道你自己要干嘛吗？
我想，我们不应该停在这里，她礼貌而生疏地回答说。大家都应该去寻找一些新的刺激，去陌生的地方看一看，世界上不是只有这一本儿童杂志。
我知道她在暗示些什么了，这个女人的发言，表面意思是，传统叙事的文学疆界太小了，但其实，这句话是对我说的。她在告诉我，是我的问题，是我从来不尝试离开，不敢飞越地平线。
我没有什么应和的力气，只是将转椅蹬了过去，背对着那些炎热而血红的窗户。其实，我已经有点感到麻木了。原本，我那冷却下来的灵魂其实真的正在考虑别的一些事情，包括未来，包括人生。只是我讨厌那种被逼迫的感觉，我情愿再在这里浪费一百年的时间，也不想在一种悲哀的惶惑之中被鞭打着向前。
一种令我感到芒刺在背的目光好像渐渐淡去着，变成了一种水蚀作用般的感觉。但是，我想对你说，我不希望陷进什么东西里面去，你知道的吧，我们的儿童文学禁止无序、禁止嚣张。对不起阳阳，我无法完成你的心愿。
工作上的事让我感到头痛、昏沉。原本打算晚上放松放松，但女友却没有来我家，这让人不悦，同时心生茫然。于是我伏在书桌上，开始想要书写下一点东西——那些真正能获取成年人趣味的东西。可是，我的鼠标和键盘——我意识的肢体以及笔尖之延伸，它们拒绝回应我的请求。我只看见屏幕上，有一根时隐时现的竖线。就像现在这样，现在这样，你看到了吗？来了，又来了，每一个出现的字后面，都一定跟着那根竖线。一定的。它就像个仇恨着我的东西一样，在那里给我下咒。就在这里，这根线里。我突然有一点明白那个女人的意思了，她的意思是，顺序就是那个让我们狼狈的东西。先是这样，再是那样，我们无法离开前视野、挡风玻璃和加速的过程，如果这就是你要说的话的话。
虽然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地去想象那些话语里面的意思，但由于一种本能上的拒绝，我还是坚持着往原来的道路上走去，车辙一样的措辞让我安心，一是一，二是二，你是你，我是我。
但又怎么可能那样简单呢？你低估了叙事的力量。哗哗哗哗，可怕的巨响突然传来——我接到了一通电话。电话里的人不知是谁，只是，这个人叫我现在立马去公司见面。这种打给编辑部的恶作剧电话一向很多，我们都不过多理会。但这一次不同——他的声音很像我自己。所以我立即赶去了，因为它很有可能是来自未来指挥部的一次作战行动。
刚越过一面墙似的玄关，还没开灯，我便闯入了一个不可言说的地狱之中。因为城市里面冰冷的霓虹光，已经变成橙黄的大气，从一排隔窗中渗透进来，说来好玩，白天的光也是橙光，夜晚的光也是橙光，只是分别混入了日的物质和夜的物质。这些夜间的光线经过那些黯淡下来的红塑料，已经成为了发黑的纹路，牢牢地扒在那里。而这些火焰的须子，已经不再如同白日那样跋扈，反而散发着幽灵般的寒气。在对面大楼那种偏蓝荧光的勾勒下，它们突然好像一些剥了皮的人。这些“人”四肢伸出，而四肢上的五个趾又分别继续地向外支去。此外，我的视力又似乎在一瞬间变得非常敏锐，这个地方一定有些什么不对劲，我能感受到。这时，我又看见办公室角落的那只明黄色的豹纹守宫小蜥蜴，似乎早在紫光灯的照射下变成了一种完美静止的图像。
可是，事情又变了：蜥蜴突然把头扭转朝后，闪电般地将整个身体折成了一个不可能的角度，看来它正在躲避些什么东西——什么天敌。我心里又害怕，又苦涩，不知所云的等待和狂放的欲望正在我的颅骸中战栗。我不想破坏些什么，但尽管做出了生平中最大的努力，我却依旧无法躲避那一条我必须要走下去的道路。命运和生命的逻辑强行要求我那么去做，于是我终于扭过头，往豹纹守宫转头之前所面朝的方向看去。
两个剥了皮的人，正睡在黑暗的角落里。
他们受了惊，正像小小的蜥蜴那样一动不动。
此刻的我只是感觉，那排窗户上发着黑的火苗，好像突然间法力大增。巨大的能量在一瞬间刺伤了我的眼睛，我什么也看不见了，面前的一切都黑了。因此，我只能在极度的恐惧中一步一步地后退。终于，大腿接触到身后的木桌，推开一垛手边的书，借助它的触感掉转了方向，我向记忆中的出口狂奔而去。
现在，就连当初怎么出的大楼，我也记不清了。整个人如同一个被判了死缓的盲人一样，在极度的失控中找寻镇静的方向。直到最后睁开眼，我才发现，原来是我的眼皮，在紧要关头自己闭上了，才致使本人的意识出现了短暂的失明症状。
世界原来还是那样的，它的本体看上去并没有过分毫的移动，但是样子却十分奇怪。夜空中的星星好像一些小疮胞，路过每一个时，它们仿佛都在往我头上飙脓。膝盖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跪倒在了熟悉的床垫上，徒留一具友好的背面，赤裸地朝天花板微笑。我的疼痛似乎让自己大受感动，但谁又能停止怀疑这种痛苦是否虚伪呢。真有这样的一回事吗？我真赴了约吗？还是这场约定的真身，早已经与我所选择的前路混为一谈了？
叙事的最后一次悲伤
这位批判叙事的女人总要把办公室变成一个小型论坛。事实上，已经没有人愿意再听她的陈词滥调了。她的头发缩成了短蘑菇，上面却增添了更多与时间同谋的痕迹，她已经太老了。我们都太老了，我们累了。
过去的三年里，她在争取创立一个新故事学派。这件事的直接起因，可以联系到蜥蜴的离开。三年前，公司的最后一只豹纹守宫不见了，那一天，保温箱自己空了。没有人打开过，也没有人对此表示疑惑——除了她。她是那样惊愕地盯着空气做的玻璃箱，仿佛守宫会在一瞬间穿透真空回到原处一样——但是这个等待并没有迎来什么样的改变——当然了。除非剪辑，除非蒙太奇，除非是你的新故事，朋友。这是一个不知趣的女人，学不会的女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告诉她，小天使不会再回来了。之后，她就缓缓地捂着嘴，慢慢回到了自己的位置，坐下。双肘仍然撑着桌面，双手仍然竖着，它们呈现八字形地盖着自己的两片嘴唇。
后来，学派就在她的内心成立了。这两者紧密相关，我不得不去推测这一点，因为读人心，是我潜意识里的某样生理反应。出走的蜥蜴把这个女人的世界搅碎了，我默默地推理着。就像当年的塑料火焰，在那个魔鬼的夜晚，将我一把烧铸成现在的样子一样，这很正常。
但是她的悲剧在于，学派不是一个人的事，没有人支持她。说起没有支持，算是很委婉的了，这是出于我们十几年老同事的一种尊重，那些刚被招进来的大学生，他们的心态才叫可怕，对于年轻的后辈人而言，世界上的信息所呈现出来的差异要极端得多，有一次他们想要把我拉进茶水间攀谈，一群人端着纸杯咖啡同时看向我。七八个年轻的面孔，像一把纸扇一样展开，层层叠叠地在我面前开放，令我感到由衷焦虑。廉耻心使我逃遁了，因为我已经太老，不配再去当他们的同伙……不扯远了，还是继续介绍她的学派。这个学派是这样的，故事的发起人可以根据自己梦境里的一个感触、占卜得到的符号、或者是街上突然遇到的一个词语为出发点，来进行文学加工，很简单，她说，但前提是它们绝对不能产生叙事（她不知道这种看法早就过时了，我们也不知道）。总之假使这些东西一旦产生顺序和逻辑，她就要把它立马抛弃，因为这是一种“妥协”，需要被满门抄斩。这个创作的关键点在于——里面没有人物。没有人物也就没有关系，因此，没有关系也就意味着没有叙事。
在此我不想列举她的创作，那些东西没有一个人能记住。总之，她的所有表达，都像苍蝇一样乱飞，弄得我们张口结舌，狼狈不已。
由于一种不知所措，我们不得不拒绝承认这个东西。她的描述，的的确确是在抛弃我们的生活。但这个东西的价值又在哪里呢？没人明白它的来源在何处，甚至没有人为了批评它而站在它的对立面。和它面面相觑的时候，我们有点害臊，也有点想要敬而远之，何必呢？
只有一次，她在外地出差，我临时受命去她家拿资料，看到这个家，我才终于明白了她的新学派对于她的价值。在这里，我是一个被增添进去的量，这个量现在明显正在浑身发颤。原来，她的家就是她的新故事，原来，这里就是她文学捍卫的宝贵标本，它的形状如此庞然，甚至可以被原封不动地搬运到某个未来主义的展览馆里，使人无法控制地驻足观看。
我看到了什么？不计其数的东西，不计其数的残留物，它们扰乱着我内心的感知。可怜啊，就像是地球表面上所有人所扔掉的，不叫东西的东西，不属于残留物的残留物，被时间所积攒，并在一瞬间被释放出来似的，失去了它所有的质量，只剩下一种形式。我不想去责难些什么，因为，呆在这么一个地方，谁的精神还会正常啊？
表面上看，它是一个垃圾场。但这个女人没有这么简单，她是在向我发射暗号，别以为这件事和你们毫无关联，关联马上就要出现。
在这片颇有影响力的狼藉之中，我突然分辨出了七八个圆形，它们正静静地被放置在远处的角落里，在我的视野尽头，一片模糊——这引发了一场好奇。由于观察力的限制，我必须进入这个环境本身，才能把哑谜看清——哪怕我很犹豫。但谁又能忍住不去看呢？
圆形是什么？还是七八个圆形，太神经，太新故事了吧。我的心又有些痒痒，似乎有点理解了她的主张!
记忆中，某些事情开始重演。听着，我又要选择了，是历史叫我走过去的，我一定会听从他的话语。
于是，我紧闭双眼，把腿交替着插入这些物品堆，再通过拔除它们去靠近那几个令我奇怪的产物。我插插拔拔，终于凑近到了这间屋子的灵魂深处。
结果，这居然只是一排锅——一些再寻常不过的厨房里面的锅。
只是这些锅子如今都被随意地放在了地上，仅此而已。而每一个锅里面，都装载着若干剩菜。从内容物的凝结和腐败状态来看，这些锅里面的饮食是按照时间顺序被制造的。可能分别是一周、两周、三周、四周、五周，不说了，依次往后。此时我明白了，她是不想洗锅。每一周，她就要买一口新锅——一切都明朗了：时间的逻辑，空间的逻辑，人物的逻辑，正在这些渺小而又宏大的锅子里旋转。
到了这个地步，我也为自己刚才的费解感到好笑。但好笑之后，一种久违的感慨却又出现在了我的思考中，这个房间蒸腾着真正的叙事主义的热气，原来，我们不过是仰面躺在地上，看着从叙事天空的狭缝中所掉落下来的图像碎末的人，仅此而已。我有一些惭愧，亦感受到了某种做人的苦楚。离开吧，放弃吧，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这只是一个人她自己的生活。这几年，我以为自己也多多少少知道她的状况，可是我竟然不知道，世界如今已经变成了这样的世界。
从窗台上抽出我需要的那些文件，拍了拍，文件之中掉落出她的剪贴纸，从各种各样的书籍中剪下的词汇，像雪白的眼泪一样，与突然洒进来的阳光飞旋在一起，淋落在垃圾的土地上。
抬头看着这些充斥着无数因果关联的物品，我突然感觉，第一天来到办公室上班的她好像就被埋在这里面。于是，我用青筋打结的双手去刨开这些垃圾。蓝色的垃圾、绿色的垃圾、垃圾的河流、垃圾的大海。我死命地刨，竭尽全力地刨——一张年轻的脸果然就出现在这中间。我叫小阳，她露出了很好的笑，对大家做自我介绍。我找她办事，她手忙脚乱，弄掉了打孔器，她一蹲下去捡，额前的刘海就向上跳去，水花一样的皮肤从里面逃跑出来。
原来她叫小阳的啊。是吗？是吗？是吗？果然如此啊。你为什么不逃跑呢？
一个多余的人在这里——他终于开始感到难受。如果他还想要活命，那他就必须马上奔离。
而我在哪里？我确实也在这里。也许是这些陈腐的家庭气息实在太过浓烈，也许是突如其来的光线迷晕了我的眼睛。总而言之，事不关己，我只知道我需要撤离。
次周的例会上，我们通过了她的创社申请。这事由我牵头，很快便得到了上头的公章。我们的出版社，此时已非昔日之比，它早已被卖掉，并入了文化集团的一部分，也正因此，我们的管理和行政手续日益繁杂。而我算是动用了一点高层那边的私人关系，从而让这个批示立马生效了。
将表格郑重地递给她，之后我就转身要走。但她看到那批示，立马抬起困惑的脸庞，叫了一句，金磊。金磊。金磊。金磊。这是她其中一个男友的名字，这个名字，真是像红色的石头一样坚硬和火热啊，她不知道，她又在无知觉地进行叙事了。不要这样，我说，别这样。
我摆摆手，留给她一个背影，飞一样地离去了。
小阳，从今天起，好好写你的东西吧，我为你的将来感到高兴。也许你说的一直都对，因为这些叙事中的烂事，实在令人太过悲伤。
2020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