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启蒙？

回顾自己对“启蒙”理解的流变。

最初（至少读研前），我会视之为一个抽象的概念——理性、人道、普世主义/世界主义，相对应的就有反启蒙的非理性、浪漫主义，以及法兰克福学派所说的理性的极端（当然只是一个粗浅的归类），此亦展现了启蒙理性的内在张力。不过，这种启蒙理性在很多人那里是一种信仰，如德裔美籍史学史、史学理论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视启蒙为一种信仰的支撑，是19、20世纪受过教育的德国—犹太遗产，是文化的认同，借以反驳对犹太大屠杀和历史叙事的任意主观化。彼得·盖伊也是如此，在《启蒙时代》的结尾，盖伊坚信现代社会中的种族、阶级与民族主义等问题并未损害启蒙运动的永恒价值，人道主义的愿景依然有效，相反，纠正启蒙思想的缺陷不是回归蒙昧，而是进一步的启蒙。

在读完福柯的相关著作后，自觉启蒙更多的是一种批判，是不被统治的艺术/不被过度统治的艺术。在现代社会中，我们无法逃脱规训权力和治理术，但也正是在对真理、权力质疑的基础上，福柯的批判同康德的启蒙有着某种程度的联系，并做出了拓展。在《什么是启蒙？》的结尾，福柯认为“批判的任务依然包含着对于启蒙的信念......这是一项需要耐心的劳作，正是它体现了我们对于自由的渴望”，他的批判是对现实、当下所思、所言、所行的反思，是突破权力的主体塑造和自我的技术。启蒙哲人也是如此。在18世纪具体的历史中，作为批判的启蒙正是将自身看作一个新的起点，新的现象，颠覆了同时代对普遍历史和历史时期的理解，也颠覆了神学启示的知识来源。

更进一步地，启蒙≠启蒙运动，甚至启蒙运动本身也是一个建构的时段，包含着诸多复杂的面向：历史与哲学，上层精英与底层文人，哲学巨著与畅销禁书，抽象思想与观念的社会史（对理性认知的心灵变化）等等，这是属于18世纪的舆论氛围、思想冲突、时代张力。我个人更倾向于将启蒙作为一种思维方式，视启蒙为批判，因为只有这样，启蒙才不再是18世纪的历史概念或历史事件，从而更具当代性、当下性，是一个活的、动态的批判过程，是康德所言的“理性的公开运用”（相对于“理性的私人运用”）——“任何人作为专家学者在全部听众面前所能做的那种运用”：“专家学者”指作为一名无任何等级和条件差别的社会成员，“在所有阅读公众面前”指对着一个不受任何体制性属性限定的共同体发表己见。即便人们不相互在场，也可以共处于一个“文人共和国”的自主空间中，通过著作和阅读在“世界公民社会”中自由地交流、往来。

启蒙作为一个历史时段，它开启了现代性，或者说启蒙同科学革命等一道，为现代社会源源不断注入动力，工业革命、资本主义、新教伦理、民主政治……甚至是启蒙理性的极端化，技术对人的统御，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依旧是启蒙的延续。

启蒙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作为对当下的批判和反思，时刻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制造出一系列“反常”来改变我们的“日常”。夏蒂埃在《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第四章“书籍制造了革命？”中谈到：日常行为的实践与革命具有直接关联性，对君主的离心离德可能基于日常行为实践、未经深思熟虑采取的行动和变成日常话语的词汇，这些都难以察觉，如“皇家”一词使用的普遍化（滥用）、世俗化而丧失了其神圣性。进而，夏蒂埃认为，人们对“哲学书籍”的青睐恰恰源自当时业已消解的象征和情感（如对王权、皇室等的态度），后者使得禁书变得可接受、可理解，被视作理所当然。因此，哲学书籍非但不是断裂的制造者，反而是断裂的产物。再举一例，18世纪“去神圣化阅读”这一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哲学书籍本身的颠覆性内容，而在于新的阅读方式，并发展出一种批判的态度。书籍数量的增多，读而不买的机构增多，短期印刷物（期刊、谤文、小册子）的日益泛滥，一种不再视书籍为权威的新阅读方式传播开来，集体阅读的退场，对小开本的热衷，宗教意蕴的失却等等。正是这种新的阅读方式，在日常行为实践的直接关联性方面，大规模地践行着康德所谓的“个人公开地运用理性”（联系当下：手机、电子化信息获取知识的方式和阅读方式对日常生活行为的改变远超重大政治事件，进而影响交往方式、思维模式，包括背后的权力）。很多时候不再是“书籍制造革命”/“思想引发行动”一般的因果关联，而是日常生活中潜在的变动——我们的日常——构成了对书籍的全新理解，而这些日常的变动就蕴藏在我们的所思、所言、所行中，也蕴藏在对当下的批判和反思中，亦即革命的舆论制造了书籍。这才是启蒙，启蒙是日常生活中的反思、批判，而非横空出世的哲人、巨著对生活那转瞬即逝的些许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