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头发引起的家庭争端
老刘家的故事 1
寻找合适的理发师就像找人结婚，一旦认准就不能轻易换。这个过程对我爸来说尤其磨人。四年级时，他戴着一顶宽边帽，领着我在四十度的阳光下拜访了城东区所有的理发店，想物色一个灵魂与他高度契合的理发师，把我的长发变成三齐头。有时候咱俩在一家店坐上三十分钟，有时候看一眼就走，更多时候，我爸把我推向一个空闲的师傅，两人在额头和耳边比划，我爸简要陈述他的需求，然后听理发师的思路。我一眼就能看出这个理发师有戏没戏，因为我分得清爸的假笑——下嘴唇扯成直线，眼角没有皱纹。而真笑是有皱纹的。
我爸是个学美术的绅士，平时一直教育我不要直接拒绝别人。他会手扶我的后背，不好意思地笑笑：“让我们再考虑几天，毕竟是女儿的头发嘛。”他诚恳的态度和犹豫的语气总能打动那些发福、和蔼的中年男人，等人家连声夸赞他是个好爹，用慈爱的眼神送我们离去，消失在拐角时，礼貌就会被我爸彻底丢弃。他呸一下，音调尖锐地骂道：“这狗屁审美还当理发师？”
几天时间就这么耽误下来，临近开学，我是还什么准备都没做。最后一天，我妈看到我又疲惫地走进家门，脑袋上一根毛都没少，她终于发火了。她把铲勺扔进水槽里，让它像烧红的铁发出呲的一声，白汽直冒。她严肃地瞪着我爸，说：“在她头发剪好之前，我不会翻一下锅里的菜。你看着办吧。”
我爸的脸憋得通红，仿佛受了巨大的凌辱般泛着泪光。但他没有争辩一句，两人持久地沉默着，对峙着。客厅全黑了，呼出的气息变得冰凉。厨房里噼噼剥剥地亮着火光，一股浓烟弥漫开来，发出令人不安的火灾现场的气味。我心里翻涌着悲伤——足足盼了两周的小鸡炖蘑菇完蛋了。
那天我吃了粥，然后在凌晨饿醒，听到大人的卧室里传来嗡嗡的谈话声，我又睡过去了。第二天早晨，妈领我去了物业被赶跑后个体户在草坪里支起来的棚子，一个比奶奶还老的老太太用一把削刀把我头发弄短了。她的手法一点都不好，刀片很钝，头发几乎是被拔下去的，根本比不上被我爸淘汰掉的任何一个人。我看着妈把五元纸币递给老太太，不敢有一丝抱怨。我必须当昨晚的对峙没发生过，否则就是不识火候，就跟爸妈最讨厌的那种在商场满地打滚的小鼻涕孩儿没差了。
出门前，我爸还在被窝里睡大觉——很可能是装睡，因为他真睡着时从不打呼噜——回来后，他正坐在饭桌前读报纸，电视重播着昨晚的装修节目，桌上摆着丰盛的早饭，烧茄子、炸馒头、紫菜虾仁汤、烫菠菜。种类的丰富使我惊奇，以往他总是拿剩菜剩饭乱炒一通应付差事，怎么今天这么隆重呢？
他的目光飘来飘去，一会儿看报一会儿盯电视，就是不看我。我们沉默地吃菜，打扫房间，做一切日常事务，直到上床睡觉。我忍不住猜测他们昨晚聊了什么，但是又知道自己不该问。
那一天就像童年的无数谜团一样，因为不再提起而越来越不真实，以至于写这篇文章时我都不确定它们是否发生过。一年前，我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读到，奥兹的父母每次提起欧洲时都会用俄语冲对方嚷道：“别说这些，没看见孩子在这吗？”作者说，他们是努力避免欧洲的魔力诱惑“我”——这个以色列的第一代国民，怕我陷入和他们一样爱而不得的处境，才这么小题大做。这时我终于理解了我的父母，他们年轻时都怀抱艺术梦想，也受过专业训练，却在现实的逼迫下一个走向官场，一个当了小学老师。在稳定下来之前，他们都经历了人生中可怕的动荡，他们是被艺术辜负的人，于是坚决不准我身上沾染艺术家的尖刻、挑剔和优柔寡断。哪怕他们在理发这件小事上都展露这些特质，哪怕他们从小就把我养在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环境里，让我不可避免地长成了和他们一样的人。
于是我也理解了，为什么在我刚刚流露出对文字和音乐痴迷的苗头时，我爸就紧张兮兮地警告我，社会不会为我的爱好买账。在十五六岁的我的眼里，那个为了一个三齐头走上十几里路的男人已经被生活打趴下了。我甚至怨恨他把自己的恐惧转嫁给我，让我在出发前就开始慌张。
现在，我不好说已经完全理解了这个男人，但是我原谅他的选择。也许有天我也开始痛恨自己身上的一些特质，并坚决不让我的孩子遗传它们。到时候我会更深地理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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