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经》创作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摘要：《诗经》又称“诗三百”，是中国最早的现实主义诗歌总集， 和《离骚》并称“风骚，是我国文学的滥觞。《诗经》中囊括了不同题材的诗歌，深刻反映出当时的社会面貌；其中涉及到多种艺术手法和审美特征，是古人智慧的结晶，中华文化的瑰宝。《诗经》历来被人们所学习与研究，其蕴含的宝贵价值也因此得到了传承，极大影响了后世文学的发展。
关键词：《诗经》、影响、文学、传承
《诗经》共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国风，记载地方民歌；雅为正，收录了朝廷正乐；颂为容，主要由祭祀诗歌组成。无论是它们三类中的哪一个，其中丰富的内容与隐含的意蕴都值得我们深入探索。孔子曾说：“不学《诗》，无以言。”《诗经》似一部囊括万物的百科全书，其思想与艺术手法在后来的文学创作中影响极为深刻，多次作为典故被后世文学所引用。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诗句的布局格律、诗歌的创作内容、人物的形象塑造、精妙的艺术手法以及的深刻的思想内涵这五大方面。
《诗经》的布局整饬简洁，格律特征鲜明。以《王风·采葛》为例，这首诗每四字一句，共三行。而且在每组句子中只变换了几个字，其余都不变，用微妙的变化来反映诗歌情感的变化，比如每组诗最后一句的“如三月兮”、“如三秋兮”、“如三岁兮”；既保持了句式整齐，又体现了情感走向。这种诗歌的布局方式在后来被定义为“三叠章”艺术。这种手法就源于诗经的重章叠唱、回环往复。从三叠章开始，诗歌又演变出了三叠句的结构。即每首诗只由三句长短相同句子组成。比如魏晋时期阮籍的《大人先生歌》便属于这一类。从三叠句继续细化便派生出了三叠对。即三个短句组成一个长句的结构，并且在三个短句子中各句为对仗关系。比如陆游的《诉衷情》中，“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这句，其来源也是《诗经》中的三叠式。三叠艺术“是对传统诗歌多以偶句成章成篇的一种突破，是对诗歌规范化、格式化进程中伴随出现的僵滞呆板弊病的一种挑战和创新。”【1】这种作文样式在后来的诗歌中有许多体现。它追求的是诗句的整齐美观，这在李白的《三五七言》中有所体现。《三五七言》并非句式相仿叠唱，但是句子排列有明显的规律，三五七字一句排成一首诗，在视觉上有规律的美感。这也是《诗经》句式审美在流传过程中的演变。除此之外，诗经在格律上也十分严谨。以《卷耳》为例，前两行诗第二、四句入韵；第三行一二四句押韵，而到了最后一行“陟彼砠矣，我马瘏矣，我仆痡矣，云何吁矣”，做到了句句入韵。以《黄鸟》为题的诗歌也值得注意。相同名称的诗歌不仅在《国风·秦风》中出现，在《小雅》中也有同样的存在，而且它们句式结构相仿，韵律相似。这很可能是后世词牌、曲牌的雏形。《诗经》这种整齐的诗歌样式流传到现代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为新月派诗歌提供了借鉴与典范。新月派所倡导的“建筑美”和“音乐美”在《诗经》中均有明显的体现。
《诗经》中的诗歌内容丰富，主要可以分成婚恋诗、农事诗、周族史诗、战争诗、宴饮诗和怨刺诗。这六类诗歌内容基本囊括了所有文学类题材，在后代皆有发展。每一部文学作品的主题都逃脱不掉这些基本的大类，甚至有些作品同时运用多种元素。值得一提的是歌功颂德诗和怨刺诗。《诗经》中的歌功颂德诗歌代表为《鲁颂·泮水》，其为政治颂歌开创了源头。后来的司马相如也继承了这种风格，他笔下的《上林赋》就以恢弘的气度描写天子田猎的盛况。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今，新中国成立后郭小川、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也是这一传统沿袭的成果。在怨刺诗中，《秦风·黄鸟》就鞭挞了统治者殉葬制度的丑恶，和后来的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遥相呼应，开辟了文学作品针砭时弊的风气。清代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对当时的礼教黑暗、吏治腐败进行了毫不留情的鞭挞，其思想也可以追溯到先秦《诗经》。
《诗经》的创作内容为后代文学中塑造人物形象提供了典型范例。其中流传最广的两类便是女性形象和劳苦大众形象。其中的女性形象可分为弃妇、思妇、婚恋女子和母亲。弃妇形象里最突出的是《氓》中被丈夫抛弃的刚强女性。诗中“士也罔极，二三其德”，其后竟“至于暴矣”；然而女子的兄弟却“咥其笑矣”，使得她最后“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这里突出体现了古代男权社会下女性的不幸遭遇。这种形象为后来的宫怨诗做了榜样。它们都立足于对性别不平等的社会中女性悲惨命运的描摹，强调了她们在时代中不幸作为牺牲品的事实。思妇形象在书中的典型作品是《卫风·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充分体现出“女为悦己者容”之理，深刻表达出女子对丈夫深切的思念与爱。这类形象在在后来的闺怨诗中有很多，例如王昌龄的《闺怨》中“悔教夫婿觅封侯”一句，都是塑造了一类思念丈夫的女性形象。《诗经》中婚恋女子形象也不在少数。例如《桃夭》用“逃之夭夭”起兴，描绘了新婚女子光彩熠熠的样子；《静女》中用细致的动作描写：“搔首踟蹰”，来刻画少女青涩的形象。恋爱中的女子大多精致而美好，这种形象在小说散文中常常出现。清代沈复的《浮生六记》中就恰到好处地描写新婚之夜芸娘的娇俏动人；沈从文的《边城》中对天真无邪的少女翠翠的形象塑造感人至深。
《诗经》中还最早对母亲形象有了描摹。“棘心夭夭，母氏劬劳”’一句写出了做母亲的辛劳苦难。歌颂母爱的诗篇在后代并不缺乏，《游子吟》便是家喻户晓的名篇。
劳苦大众形象的塑造在这部诗集中有大量体现，尤其在反映民生的《国风》中，“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2】。底层人民最能真实反映社会常态。劳苦大众形象大致分为农人和征人，农人形象的悲惨之处在于无情的盘剥压榨，而征人的悲剧在于徭役之苦。农人形象最明显的描述在长诗《豳风·七月》中，农人通过一年四季的苦干来养家糊口，还要时不时受到上层的欺负。《硕鼠》和《伐檀》中更是揭露了剥削者的不劳而获的丑恶行径。这类农民形象在《观刈麦》中有明显的传承。类似的作品在后代还有很多，尤其在中国现代文学的作品中，底层劳动人民的形象频繁出现；甚至在现代的小说中也有农民被剥削的影子，比如余华《活着》的主人公福贵，接连遭受了掌权者的多次剥削，失去了父母、妻儿、女婿，最后剩下他一人孤独地走向生命的尽头。征人形象出现频率也比较高。《采薇》就细致地刻画了一位因为“王室靡盬”而“曰归曰归，岁亦莫止”’的征夫形象。全诗最后一段历来被后人广为传颂：“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寥寥数字道出征人无限愁苦。这类征夫形象在杜甫的《兵车行》以及李白《子夜吴歌·秋歌》中“一夜征人尽望乡”中有异曲同工之妙。诗经中人物形象多样真实，从人物的遭遇反映时代的气象，人物种类多样，刻画细腻；后世文学对其进行进一步发扬，借描写人物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对现实进行品评和鞭挞。
《诗经》艺术手法十分精妙。它利用赋、比、兴的表现方式，展现了现实主义的写作精神。首先，赋是铺陈，利用大量叙述来造成一种恢弘的气势。比如《豳风·七月》写农人十二个月的农事活动就是赋的手法，这种写法在魏晋作品中尤为突出，魏晋时期诗风追求恢宏华丽，飘逸超群；为了达到这种效果，就须用到“赋”这一手法。比方说，《洛神赋》用大量笔墨来描写洛神的美貌，使用“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等骈文句式来铺陈，气势宏大，辞赋巨丽。后来的《长恨歌》这一类叙事诗对此手法也有一定的传承，现代诗人艾青名篇《大堰河——我的保姆》也运用了铺陈方式来细致描写大堰河的悲惨境遇，使诗歌的思想内涵更加直击灵魂。比兴的手法强调“先言他物以引所咏之词”。像《关雎》就先写关雎鸟的叫声来引起男子对“窈窕淑女”的爱慕的描写。这种写法使感情含蓄克制，孕育了中国内敛的文化。自古以来中国文学很少有直抒胸臆的描写，大多作品运用比喻、象征等手法使自己的情感不使外露，体现了中庸的思想，达到“使味之者无极”【3】的效果。后来闻一多的诗学观念：“带着镣铐跳舞”与之大有相似之处。
《诗经》的思想内涵历来是人们讨论的热点。首先就是对“思无邪”的考量。孔子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思无邪强调感情的自然真切流露。《文心雕龙》中就说过：“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4】《诗经》中的篇目都是不假雕饰地写下了主人公的真情实感，使作品读起来打动人，容易和读者产生共鸣。其中蕴含的许多情感有跨越时空的力量，放在当下看也十分震撼。文学作品中有真挚的情感，叙述就有张力。这种思想在古文运动中多有显露。唐宋时期的古文运动提倡文章朴实，杜绝魏晋以来的华而不实的诗风。韩愈提出“气盛言宜”的美学标准，认为好的表达应该充满情感，而用恰当的语言来表达。“思无邪”体现出语言文学的质朴中和之美，正影印了“情动于中而形于言”【5】这一说法。《诗经》中另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其中蕴含的现实主义精神。与《离骚》的浪漫主义不同，《诗经》从现实出发，目光落在真实生活上。这点在《国风》中尤为多见。这些作品切实反映生活，用客观的眼光冷静叙述。这种现实主义在王璨的《七哀诗》、乐府的《孔雀东南飞》以及后来的散文《捕蛇者说》乃至中国现当代现实主义作品，如巴金、老舍的著作中，都有传承和发展。现实主义精神的浸润萌发了民本思想，这也体现出中华传统的人文关怀的源远流长。从周族史诗中可以窥见“王为民之父母”的王道思想和敬天保民的心理认同，体现出一定的统治者对百姓的关怀。《阿房宫赋》里对秦朝奢靡生活、鱼肉百姓的强烈批评与《卖炭翁》对苦难人民的深切同情，均为民本思想的体现。民本的人文关怀在后来还浸润到了人道主义的思想中，这便是它的进一步发展。
与其说是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更像是一本文学的百科全书。它的影响巨大，乃至后来各个时代的作品都有它的影子；它的影响之深，以至于后代作家就算是出国留学接受了西方文艺的熏陶，作品中还是留有中国经典的存在。《诗经》的价值超乎寻常，我们对《诗经》的研究也因此从未止步。
参考文献
【1】张剑，《﹤诗经﹥三叠艺术对后世文学的影响》，《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7，41页
【2】冯梦龙，《醒世通言》，岳麓书社
【3】钟嵘，《诗品》，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5
【4】刘勰，《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2012.8.1
【5】郑伟，《﹤毛诗大序﹥接受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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