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导演脾气大，是一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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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说过要写通过尔冬升去看香港电影为什么有黄金时代，我来啦。

尔冬升的发火让《演员请就位》出圈，在被删掉的片段里，他直接对郭敬明说“多少人叫我对你（郭敬明）开炮”，又对台下说，“你们不就喜欢看这个吗？”

台下一阵偷笑，香港导演拍片会抓观众喜好的商业敏感度，放到综艺里也一样。香港导演脾气大很普遍，说粗口的大有人在，这情况普遍到遇到一个从不发火的导演，大家都觉得像珍稀动物。

这种爆脾气的来源，要从港片最火的类型说起，更由整个香港的娱乐环境催生，它们也对港片的黄金时代推波助澜，所以我今天要说——

+ 功夫片与师徒制

+ 警匪片与商业压力

+ 邵氏老派与浪潮新派

本文首发于我的公众号：闵思嘉（minsijia001），关注我呀。

1、功夫片与师徒制

因为功夫片、武侠片的存在，武师是港片中的核心行当，很多香港电影圈里举足轻重的人物都是武师出身的，比如成龙、洪金宝、袁和平、唐季礼。

武行出身很苦，论资排辈、打出来的功夫练就了这帮人要功夫不要命的性格，也带来了后辈对前辈绝对服从的师徒、师兄师弟制度。

打个比方，成龙现在都已经这样了，见到洪金宝也还是要叫师哥、鞠躬的。网上现在还有视频，成龙电影周的时候，成龙一直给洪金宝扇扇子。当年被于占元打出来的七小福，现在也都要毕恭毕敬迎接于占元回港，磕头给师傅谢恩。

这种师徒传统，本来在中国文化中也是渊源已久，在武术这种硬派传授技艺的行当里更是如此，不仅仅是师父为大，早一点进门的师兄也能震后辈。

成龙在上节目的时候就说过，小时候，师父不在，洪金宝就会把师傅打人的藤条拿在手里，他就是师父。

洪金宝脾气大在导演中人尽皆知，虽然成龙的成就已经难以超越，但在辈份上，洪金宝算大哥。

以洪金宝为入口，去看武行出身的这一批电影人，就能让港片导演脾气大，从港片的一大类——功夫片的维度上得到解释，又为什么会有黄金时代。

武行出身的导演脾气暴是大概率事件，因为他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洪金宝说那时候自己练功太苦，老是被打，跑过几次，跑了就抓回来打一顿再练。有一次他跑了藏在美丽都大厦四楼楼梯底下，只有元华知道她躲在那里，每天给洪金宝送饭，结果三天后被师傅找到，抓回去暴打元华70藤。

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武行出身电影人，培养感情的方式就是打架，洪金宝说哪时候元彪还太小，不能打，跟元华和成龙都靠打架变得亲密，不过后来元华帮他挨了那70藤，他就不跟元华打了。

打成龙这个事儿，洪金宝和成龙自己都说过，打还应该不止一次。那时候洪金宝那时候经常问身边人借钱，一次元彪让他还钱，他不还还骂元彪，成龙在一边看不过，就去帮腔，洪金宝就来追着成龙打。

但按照武行的规矩，师兄打是不能还手的，成龙就只好闪避。成龙的描述得也很好笑“我比较灵活，洪金宝胖胖，就跳不过去”，可能他后来的功夫喜剧，多少也有这个少年经历的影子。

说起洪金宝的胖也是武行的苦，他年轻时候很瘦，拍《生死关头》的时候，紧接着就回荔园演戏，因为练习时间不够摔伤了脚，师父又不管他的伤，只好拐着脚演完整台，伤势加重，休息了三个月，又正是青春期长身体，就胖了，再也没瘦回来。

后来洪金宝当导演，多少也把自己那种武行的师兄做派、前辈说一不二的强执行性带进了片场。坊间传说洪金宝只有两个人没骂过，一个是元彪，一个是林正英。

之所以没骂过元彪，是因为元彪难以取代，能做到很多人做不到的动作。至于林正英，是因为他敢拼命，专门做没人敢做的危险动作，做之前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做得到。只要是洪金宝想的动作，林正英就敢去做，所以怎么能不疼他们两个。

在那个年代大家常有比较，袁家班、成家斑、刘家班、洪家班，大家都会去看对方的电影，看到别人做了这个动作，就要想下一部戏要怎么做，导演们要想，武师们要想，所以每部戏都要拼命，功夫片自然也在这这种较劲里节节高攀。

说白了，还是为了戏。

导演们从武师时代走来，打架等于切磋和亲密，脾气暴也就成了拉近距离的交流方式，再加上师兄弟关系，长兄为父的等级观念，慢慢也就转变为后来片场中的导演说一不二，交流方式直接，骂对于他们而言，大概就是正常交流方式。

再有就是武行的危险性，到了片场，娱乐也是生死场，打得好不好看，怎么打得让观众看起来快没命，自己还能保住命，是从武场到娱乐场到商业场到名利场的生存法则，于是打架—脾气暴—控场也就成了一个链条。

当然，导演控场这点在哪里都适用，只是说大量香港动作片、功夫片电影人出身武行的背景，成为了香港导演暴脾气震场子的底色。

元彪、成龙、洪金宝

2、警匪片、爆破戏与商业压力

警匪片/黑帮片这个大类，是港片在功夫片之外的另一大鼎立类型，脾气暴的导演也有很多，刘伟强在了、杜琪峰算代表。

刘伟强比较有名的事迹是打陈冠希耳光。

拍《无间道》的时候，余文乐的青年版陈永仁被警校开除那场戏里，陈冠希因为前一天晚上玩太野没睡好，所以一直不在状态。刘伟强直接就冲上去，扇了陈冠希一耳光。陈冠希后来回忆说，当场就被打醒了。但感觉刘伟强没打够，还想再来一巴掌。

陈冠希，《无间道》

“打”甚至能成为刘伟强的关键词，那会儿文隽在广播电台主持影评节目，骂过刘伟强的《少女慈禧》，刘伟强听到后就放话说要找人打文隽，当然，那会儿他们还不熟。后来他们合作《古惑仔》，文隽说：也不知道当时刘伟强是开玩笑还是说真的。

刘伟强的脾气大，还有多方论点证实。刘德华也讲过他跟其他导演比，除了拍得快以外，就是脾气大，粗口讲得多。还说香港电影圈有两个讲脏话最多的导演，刘伟强就是其中一个。至于另一个是谁，接下来会讲。

但刘伟强的脾气对事不对人，用华仔的话来说，“如果讲粗口不是对事而是对人，早就不能在这电影圈生存。”

刘伟强还经常会因为“浪费”生气。在某部他当演员的电影里，说好六点收工，过了六点就要算OT钱的加班费，结果那天拍到六点他还差一个镜头，但剧组就去放饭用餐了。

刘伟强就发脾气说：“我还欠一个镜头，你们有没有想过饭再弄这弄那，到八点、九点才收工，你们就要付我两小时OT钱？怎么不先拍这镜头？非要因为吃饭，让老板浪费这两小时OT钱？”现场气氛很紧张，毕竟刘伟强导演咖位摆在那里。

但这里的发脾气是有背景和道理的，按香港的规矩，如果只超过半小时，是不算加钱的，如果这个时候制片或者导演跟演员说“辛辛苦帮个忙”，就能省下这两个小时的钱。很多演员也就会加这半小时的班，刘伟强当然也会。

有一次舒淇前晚喝多了酒见刘伟强迟到，就觉得刘伟强脸很臭很凶，他是个时间观念很重的人。

整个香港电影圈都比较有时间观念，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香港新浪潮打的一批人，多多少少还是带来了好莱坞那种产业制度，做到一定位置的人，加班要算钱，定点要吃饭，拍电影像上班，一切按着通告来，比如《白发魔女传》、《卧虎藏龙》的摄影师鲍德熹，传说找他拍戏的剧组都要提前打好招呼，“这个摄影师人很好，但是到十二点半一定要放饭，不然他是要摔摄影机的。”

港片导演多出快枪手，刘伟强当然是，邱礼涛也是因为拍得快、拍得好才从摄影师晋升导演，这和刘伟强的时间观念，不喜欢浪费有着同样的逻辑，背后都是经济账，那就是拍电影是要挣钱的，谁能在最短时间内把事情做到最好，就用谁。

这里就要说到另一个脏话骂最多的导演，杜琪峰。

杜sir除了雪茄傍身以外，还有一个外号叫杜大炮，因为他太爱在片场骂人。看过一些花絮，他在《三人行》片场，医院那场戏里骂工作人员镜头拍得不对，先是解释了一番要怎么拍，然后就开骂说“你刚才拍的那堆东西我怎么用？有屁用？我真的无法理解。”然后就是一堆必须要被消音的粗口。

杜琪峰，《三人行》片场

网上也能搜到很多他气得说“不拍了，收工！”的视频，比如这样。

旁边的工作人员都匆匆低着头想快点走开，还是被杜sir抓到说：“你真的要反思一下，你在做什么。”

工作人员解释的话说了半句，杜sir就开始吼：“不是啊！找人也这样，你干什么都是错的，还要顶嘴？！”

但发火最终还是为了戏，杜琪峰觉得骂人很正常：“不能说我没骂过，我的确是骂过他们，每个人都应该有专业的态度，我为什么要过去骂你，或者说我脾气为什么会这么坏，一定是因为出现了问题。”

脾气几乎都发在戏上，镜头不好了、进度没赶上。发脾气也是为了片子要做得好，最后还是回到商业逻辑上。

警匪/现代动作片还有比较特殊的一点，像是林超贤在拍《红海行动》的时候，片场爆破枪战太多，他喊话都听不见，只能拿AK对着天空鸣枪来代替action。这类电影动辄就是枪战、爆破戏、飙车、炸车戏，有问题，废掉工作时间人力成本都是次要，搞不好就出大事。

所以，在他们的眼中，戏是“不能出问题”的。

3、老派与新派

如果以香港新浪潮为界，再回看功夫片和警匪片这两批人，大概可以总结，功夫片的一波导演的那种师徒制，部分继承于邵氏电影时期的那种大厂、老板、流水线制造。

“东方好莱坞”邵氏把电影看成工业生产，甚至会集中管理演员，让他们住宿舍，李菁、郑佩佩、李丽华都住过邵氏宿舍，导演张彻甚至在那里住到去世。

蔡澜在回忆张彻的文章里很感慨这一点，他因为办长弓公司，自负盈亏，欠下邵氏很多债，后半生都靠拍戏还钱，“由片场回到宿舍，从宿舍到片场，一个摄影棚到另一个摄影棚，剧本上的镜头分了又分。”

他们那个年代的人对这种集中化管理还是有怀念的，比如郑佩佩就说，当时住在邵氏里，是受到绝对保护的动物，“不像现在年轻的一辈，像是透明的，一点私生活都没有了。”

但想想现在流量们谈恋爱约炮都要被po成全民新闻，也不知道哪个好哪个坏。

邵氏是绝对的掌权制，据说邵逸夫一年要看900部电影，对导演们的创作更是过问到方方面面，六七十年代那会，岳枫、严俊、罗维、李翰祥这些导演，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去邵逸夫家吃饭，报告电影工作、计划，进展。

说是对老板负责，其实是对金钱负责，他们签约了就像给电影工厂打工，不在限定时间内完成片约拿到满意的票房，就难有作者性，何梦华后来就说在邵氏20多年，创作自由有，但最主要还是看票房，他自己就属于那种被合约束缚，一直欠着邵氏的片债的导演。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今生今世都离不开邵氏。”

佟林、李小龙、邵逸夫、罗烈

这种掌权者有绝对话语权的风格和商业为大的做事风格，在邵氏时代渗透进香港影人骨血里，又通过武行人在近来年的香港功夫片中穿针引线。

等到了新浪潮时期，警匪片、动作片兴起，又是一个新的商业帝国，自然也就成了导演们暴脾气的背景，这是一个行业气质、精神中，草蛇灰线的那根线。

如果说邵氏、功夫片、武行、师徒制这一派算老派，那香港新浪潮里的那批导演，就可以被称作新派了。

新派中当然也有暴脾气导演，比如徐克，但渊源和“武行派”不一样。但他们多数学成归国，从电视台跨到电影，没有武行那一脉的观念，暴脾气一方面和之前说的，警匪片这种类型的危险性和商业压力有关，另一面，则是他们的成长年代。

香港新浪潮一代的导演是有愤怒底色的，同时这种愤怒里又带了悲凉。

我觉得杜琪峰形容银河映像的一句话用来形容这一代导演也很合适，“银河映像的格调，就是痛苦的浪漫，因为人永远都会记得最难过、最痛苦的时候，但一旦回忆起来，内里却不禁有种脱身之后的快乐。”

当年《黑社会》杜琪峰带领银河团队参加金马奖

这一代导演经历过充满希望的时候，也在九七来临之际陷入挣扎，又在后九七时代重新找回香港电影的魅力，成为香港电影的生命线和最后一口气，《黑社会》里的兄弟与黄金，《PTU》里的寻枪绝望，《无间道》里的我中有你，是他们的脾气，也是他们对时代的回应。

那些愤怒、情绪、力量，都在他们的电影里了。

这情绪也太满太充盈，那些洒在片场的脾气，不过是时代的余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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