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犬乐队：我是黑色的羊不愿待在白色的羊群 | 麻乐音乐专访

败犬乐队由主唱/吉他手叉叉、贝斯手马继亮和鼓手关铮组成。访谈开始之前，叉叉找店员要了一杯可尔必斯。这个位于北京新源里一角的居酒屋，是败犬乐队和他们的朋友的小据点，菜单里有带着烟火气的日式料理，和源自“朋克之都”武汉的鲜啤酒。这里像个客厅，紧凑的空间里摆放着店主马继亮收藏的唱片和玩具。

叉叉玩滑板，有很多纹身，唱朋克乐。但经年积累的运动损伤让舞台之下的生活更接近“养生朋克”的范畴，最近听的和琢磨的比较多的也更多是上世纪的古早民谣和民歌。类似影响不难在这个既年轻又资深的朋克乐队于今年发表的专辑——《魔鬼的声音》里找到。

正如在歌里唱的那样，败犬乐队是“朋克的脑子和布鲁斯的心”，融入了ska、冲浪、乡村和迷幻，更在意旋律和歌词文本，是原教旨朋克基底之上更丰富的建构和延展。

乐队名字源自朋克团体U.S. Bombs的一首歌。本意是“失败者”角色定义的败犬，硬币的另一面则写着不投降——尽管他们讲述的人物故事都带着世俗意义上的潦草情节和桥段。在《黑羊》这首自述里面，叉叉把自己形容成一只寄居在白羊社会的黑羊，代表达尔文主义命题下的险恶丛林社会规则的叛逆态度。一方面是对圈层界限的撕咬，更是拒绝被浸染、不服从的戏谑。

《魔鬼的声音》像一本日记，关于家人、朋友、滑板运动和社会观察录，是朋克大男孩的怀乡式的人生回望。此次乐队专访由麻乐的好伙伴柯西完成。

采写：柯西

败犬乐队，从左到右：鼓手关铮、主唱/吉他叉叉、贝斯手马继亮

柯西：败犬乐队的三个人是怎么聚到一起的？

叉叉：那时候是2016年的冬天，我每天都在工作的状态里面，特别想开始一个自己的乐队，所以先找到了马继亮，那时候和他只是互相认识的朋友，之前也没有聊过很多音乐上的事情。他说可以试试，但两个人也玩不了，还得找一个人打鼓。先是和另一个老乐手排练过几次感觉不太对，后来马继亮找到关铮。当时关铮也浑浑噩噩的，不知道怎么就答应了。

关铮：我记得我当时正在新街口逛街呢，碰到老马他说他在玩一新乐队，让我来试试。我说行，试试就试试。

柯西：那段时间，叉叉和老马主要是在做什么其它工作？

叉叉：我主要还是做纹身，玩乐队是配菜，纹身是正餐。钻研纹身也很需要花时间精力、青春和身体健康去拼出来的，后面会出现颈椎病、腰椎病、眼睛各种问题。我当时已经在那个状态里很长时间了，有点受不了了。我最早也是因为玩乐队才纹身的，工作完了夜深人静在收拾工作台的时候，感觉缺少了一些什么（笑）。

当时其实我还在另一个乐队里，但非常胡逼，叫人体蜈蚣。大家也是在各自做自己的事情，主唱刘非的本职工作是经纪人，吉他大王梓玩一个乐队叫咖喱3000，也是很多女歌迷……的那个。

这个就是一个胡逼乐队，能在网上听到一些歌，但都是大家人模狗样工作之余的（关铮：泄愤乐队）……报复社会，特别是刘非，就完全是很认真地跟你说一些胡话。

这个东西也不是大家的最终追求，上不了什么台面的音乐，但当时也玩得挺开心的。到现在也没散，就留在那，没有排练，也没多想其它。我当时就想做一个“真正的乐队”，这就是我开始败犬之前的状态。

马继亮：主要是开店（指TINY酒馆）和生命之饼。我在2009年春天之前一直在专职做音乐，从05年到09年在脑浊。2012年加入生命之饼。但是音乐不能养活我，所以也在做这些小买卖。别的也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了，我生活挺简单的，接触的人很少，无非就是乐队里的和店里的同事。我挺喜欢这样的，不需要和太多人打交道。

TINY之前是在对面的那个楼，在小区的另外一面，前两年北京拆墙打洞的时候给封了，大家都从单元楼里进。后来就找了这个地方。那个时候不挣钱，自己每天在那上班，做一切事情，扫地、洗杯子。现在能挣钱就可以雇员工了，但人要是请假了我还得去扫地洗杯子。我觉得劳动挺好的。

柯西：从乐队组建到第一张同名EP发布，你们只用了一年半的时间。

马继亮：相对很多乐队来说我们还算挺快的。因为我们排练相对少，我们都不是即兴乐手，所以很多可以在家里解决的问题就在排练之前准备好，排练时就很快定下来了。这是我所习惯的一种方式，不能在排练室里浪费时间，去之前要把别人和自己的东西都想好，排练时试一试是否成立，不成立再拿回来解决掉。

叉叉：有一些歌排的基本就是一遍过的感觉，前期完成了很多东西，第一次排练就两三个小时，特别地顺，感觉很多东西不需要去说了。最开始的东西就是基础的朋克乐的根基，没有脱离太多，就是你我他都知道，下一步怎么继续进行连接，感觉怎么都对。第一张专辑所有的东西都特别地快。

马继亮：（指关铮）最快的是他。先给他发了一些之前的鼓手留下来的基础素材，让先听一下这些歌的结构。那时候Joyside还没重组，也在其他乐队友情客串。他比我们都专业一些，所以在乐队的夏天可以走得更远……（笑）

柯西：《魔鬼的声音》里的作品，是从比较久以前的动机逐步丰富成型的吗？

叉叉：是的。对我来说写歌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我不愿意写一些随随便便、你爱我爱的东西，还喜欢咬字眼、玩文字游戏，有时候挺费脑子的。歌词之间讲究押韵，但那句话的逻辑又要是成立的，所以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

《黑羊》和《My Little Molly》其实是相对来说更新一点的。其它的歌几乎都是之前已经基本成型了，再用现在的乐队阵容呈现。虽然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玩乐队，但一直在写歌，有很多不断积攒的东西。

我有一个小本子，里面记了很多歌词，这个本子攒了五年写的。我有一个更老的本子，如果现在留下来的话应该有十年了，但是那个本子在我骨折住院回家的时候可能忘了收，就弄丢了。

Hip Hop我也会经常听，里面有很多厉害的押韵、比喻和文字游戏。一直觉得歌词是相对音乐创作来说更个人的东西，特别是唱中文的乐队，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偏执。我不太喜欢中国乐队唱英文歌，我也知道这是我自己的偏执。

柯西：专辑里有几首歌是在讲具体某个人的故事，比如《一个朋友》。

叉叉：是真有其人其事的一个朋友，而且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远远比歌词说的走得更远。只不过很多东西可以说，有一些东西没办法说，是太疯的一个人，走得太远了。我只是把那个故事“咬文嚼字”地写了一段而已，没有必要把所有“最糟糕”的部分都得说出来。

这个人是北京的滑板老炮。王府井教堂广场在十多年前是滑板的据点，那里有个巨大的楼梯，不是特别高，但是特别长，那个楼梯有一个外号叫“风往北吹”，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起的这个名字。他是北京第一个跳这个楼梯的人。那个人特别怪，不交女朋友，不去外面花天酒地，不喝酒不抽烟，就是玩滑板，也没有工作。

他就是滑板文化里面最核心的人。滑板文化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人，但是最核心的永远是那些特别野、特别糙，在地上打着滚、流着血，什么都不顾，但还是会站起来在做一次的人。这首歌就是关于那个朋友的，但他真的太疯了，你不会想跟他有什么平常的交流，但是你会很高兴在滑板的时候看到他。

柯西：《小王子》里说的是关于谁的故事？

叉叉：这首歌其实写了好久了，关于一个已经离开十年的朋友，而且是以一种惨烈的方法离开。这首歌他还在世的时候给他唱过一半，他住在大理，曾经住在北京，是一个台湾人，长得特别帅，特别精神，像电影演员。但他是个孤儿，就像落难的小王子。

我以前住在云南，和他有很多交集，他给过我很多帮助。这首歌我有太多我想说的事情，但不管说什么都不太合适，没有办法说清楚。我现在可以很平静地在这里提到他，头几年的时候我是不可能像现在这样说出来的，时间也让我可以放下一些。他早年间也在北京流浪，没有护照，哪都去不了，过着“非法的”生活。他有很多的问题，但他是对我特别好的一个人。

柯西：《一颗自由的心》里是想对贾宏声说的话？

叉叉：这首歌就是我在想象这个人的样子。但是我不想写那种“贾宏声坚持住”这样的口号，没有必要，也很恶心，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也会觉得那样的歌词太做作了。我不喜欢特别直白的东西，即便是想骂人，也是用婉转的方法，还特别押韵，让人听完之后会想“诶他是不是在骂人？” 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赞美还是愤怒，这是我习惯的表达的方式。

这首歌是在写他，也是写一种感觉。为什么会写这个人，不是因为他多帅或者多酷，而是我觉得这个人太操蛋了，在电影《昨天》里，真实的复原了他的过去，就这样一个人，对他的家庭他是什么样的。正是很多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感觉，所以才会有贾宏声这样的人，如果不是他，也是另外一个人站在那个位置上代替他。就好像我心里有很多的东西，很压抑，但我希望他爆发出来，希望有一个人能代表我的想法，代表我心里的无名的愤怒、莫名的压抑，想要炸出来，他对于所有有这样状态的人来说，就是一个代表。

在西方也有这样的人，好莱坞也有这样的演员，他们虽然不是这么有名，但有着非常经典的形象，比如River Phoenix，很年轻就死掉了，他们都说这个人很有才华又很叛逆。其实在哪里都有一个这样的原型。贾宏声对于年轻人和亚文化的意义就在于这一点，他代表了很多人心里面的那种压抑，但他就是放开这么做了。

马继亮：他离世的时候43岁，要是活到现在也快60了。只不过他可以一直停留在那个时候，就和其他所有有勇气的人一样，选择以这样的方式离开世界，换得的是永远给大家留下了他年轻时候的样子，这需要莫大的勇气的，而且会伤害很多人，他的家人朋友。不说好坏，当一个明星就是要付出很多常人做不到的疯狂。

叉叉：这就是在告诉你什么是“永远年轻”。你看那些二十几岁死掉的明星，他们永远年轻，照片永远在那个时候。你没有办法想象Amy Winehouse变成一个大妈，你没有办法想象Kurt Cobain或者Jimi Hendrix 60岁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但是BB King就可以，Chuck Berry就可以，成功地活到了很老。你看到的猫王永远都是这么迷人，没有人看到猫王秃头的样子。

柯西：专辑里编曲和乐器使用的层次能感受到民谣的影响。

叉叉：民谣其实是非常摇滚的。我很喜欢The Weavers，听他们能感受到美国曾经拥有的那些积极的社会精神，但那个年代过去了也不会再有。他们的吉他兼班卓琴手是Pete Seeger，还有一个女孩唱歌。Bob Dylan刚到纽约混的时候在东村演出，他只唱The Weavers的歌。他在那个时候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他站在了很多那个时代的人的肩上，才能走得更远。

但是那些人却并没有，比如Pete Seeger因为政治立场被迫害，有很多年不能正常演出，后来所有人都欢迎他回归，甚至到卡内基音乐厅演出，但他已经失去了他人生里最好的几十年。他是影响Bob Dylan的人，这也和当时美国的社会背景有关系，这么多年轻人在关心社会问题，身体力行做一些事情。

我也会认真地听Bob Dylan，但有时候难免有一些功利心，想要从他的歌词里发掘出一些东西。我听Hip Hop也是一样的，听这些我能知道他们是怎么讲故事、做文字的框架的结构。这是我写歌词的时候特别在意的东西，不能永远写“今天天气真好、我心情很开心，啦啦啦” 。我更喜欢一些有方法的东西。

马继亮：我不会去听Bob Dylan。那一代人里Johnny Cash的唱片是我收藏最多的，American 1-5（I-V，1994-2006出版）都有黑胶留下来。他厉害的一个点是他能持续输出，我听的比较多的是他老去之后的作品，他越老之后的嗓音越深沉，而且他也唱很多他喜欢的艺人的歌，把很多老的民歌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他不是一个老得没有味道的老，让我觉得还是很兴奋的。

柯西：不论是摇滚乐还是纹身，曾经的亚文化正在浮出水面，这个过程中你能感受到的变化是什么？

叉叉：我有很多纹身，还会继续添。纹身已经是现在许多年轻人都能接受的东西了，这也造成和过去相比，一个大纹身的出现对于社会的意义不太一样，以前我看到一个人有很多纹身，我一定会很想上去跟她聊天，相互很快变成朋友，但现在街上看到有大纹身的人，也不一定会有这样的状态了。

摇滚乐也是类似的状态，十年二十年前你街上看到有一个人穿匡威穿Vans，一定会上去跟他打招呼，他一定是听摇滚的，且是最燥的Hardcore Punk那种，而不是听Beatles。过去这就像具有识别度的接头暗号似的，现在这些东西接受度更大了更宽广了，同时也有部分意义被掩盖掉。

综艺节目让人会觉得摇滚乐可以有更大的舞台去施展。你经历了一些东西之后，的确会有一些患得患失的小伤感，而且你曾经在那里边。当一些东西更小众的时候，有更纯粹的快乐，大家在考虑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就会考虑更多，不再是玩二十多岁那种样子的东西了。音乐凶猛的部分我也需要，但我也需要别的更丰富的东西可以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