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虞鸿爪——常熟翁同龢故迹寻访记（九）

“家运”

綵衣堂东侧另有玉兰轩及知止斋，较思永堂甚仄，是为翁心存所遗。玉兰轩又称花厅，待客之所；知止斋则为书房，翁心存的日记称“知止斋日记”，源于此也。

从正堂所悬“绵世泽莫如为善，振家声还是读书”到“知止斋”，翁家的做人与家风尽在其中，可谓一以贯之。常熟人文荟萃，名门甚多，但在晚清，“父子帝师、叔侄状元”的翁家无疑是当地第一家，即便在全国也罕有伦比。然其兴也勃，毫无征兆。

翁心存的藏书楼——知止斋

据《海虞翁氏族谱》所云，五胡乱华，翁氏南迁至浙东，明初，翁景阳由姑苏入赘常熟，遂为常熟翁氏始祖。此后波澜不惊，唯以耕读为务，至清顺治时，八世祖翁长席中进士，但从十世至十二世，未见子孙科名著录，家道渐衰。及十三世，翁咸封突然中举，其子翁心存更是光大门户到极致，令人难以置信。如果按科举功名将翁心存算第一代，第二代“同”字辈三男，两子是翰林，翁同龢更是状元；第三代“曾”字辈凡六男，翁曾源是状元，曾翰是举人，曾荣是钦赐举人，已不如前代；第四代“孙”字辈多达十余人，只有翁曾源子翁斌孙是翰林，其余功名皆低微。不过斌孙18岁中进士，整个清朝大概只有乾隆名臣朱珪（17岁中）可比拟，也算是不亚于状元的奇迹。

再往后，科举制度取消，翁家后人也没机会再证明自己。但从翁家事科举的发展轨迹看，可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回头再看“振家声还是读书”与“知止”的意思，这不仅是家训，更是家族成功者对世事的反省。本来一个普通耕读家庭，突然涌现出一个杰出人物，并延续四代的光荣，这是为什么？如果从遗传的角度解释，四代翰林之间或有联系，但过去为何无此基因？以后会不会回归平淡？以他们的阅历并结合自身经历，无法相信一切源于天赋，只能归功于运气。而运气源于何处？天赋如何汲取？这是每一个腾达家庭的清醒者都要考虑的问题。

中国素有“富不过三代”的说法，究其原因，清人钱咏总结“清苦人家，忽出一弟子，善于营谋，其人必富，素所力守田守殷实人家，忽出一子弟，喜谈风雅，笃好琴书，其人必穷”；清代名臣张廷玉也说“人家子弟承父祖之余荫，不能克家，而每好声伎，好古玩，好声伎者，及身必败，好古玩者，未有传两世者”。这大致揭示富贵与挥霍的必然联系。然而古人的挥霍未必都是声色犬马——在财富不能取得社会声望的时代，只有以文化为目的而挥霍才能获得，这是何炳棣先生的结论（《明清社会史论》P197）。在此社会导向之下，翁家人虽无钱挥霍，但学者的气质也导致不免去追求文化消费，翁同龢平生最大的乐趣就是收藏各种版本的书籍及字画名作，尤其年轻时，竟日流连于琉璃厂的古董店，翁心存曾为此揶揄“囊无一钱，而溺于此道”，其实他自己即是不可救药者，日记里满是对收藏文物的喜悦，这种“遗传基因”比考试还厉害。

翁同爵所营造之柏古轩

再说科举制度的创立，源于促进社会阶层的流动，本身就有抑制豪族的作用。明清科举只考“八股文”，内容形式僵化，最为今人所诟病。其实从另一角度看，如果考策论章辞，必须学问淹博，更需要多买书，像翁家这样的藏书丰富的官宦家庭，岂不是更占优势？是以只考《四书五经》，至少教材平民买得起。还有“官卷”制度，清制：京官四品以上，外官三品以上，卷子另编字号，每二十名准中一名。尽管看似中榜的概率比平民高，但毕竟高官子弟少，最多占全榜的百分之五，其余留给平民。若无此限制，拥有丰富藏书并有最好教育资源的高官家庭，百名中额，势必席卷大半。如此看来，清朝的考试制度还并不是“赢者通吃”。

这种通过严格考试对“阶层固化”的防范不无效果。据何炳棣先生统计：明代开国至万历，仅22个家庭能连续出一位尚书，仅33个家庭能连续出三品以上的京官（《明清社会史论》P203）。清代稍好一些，如桐城张氏，连续六代翰林，翁家也连续四代……但这样的家族凤毛麟角。读清人的家族史，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第一代若中进士，第二代中的概率也很高，但第三代就少之又少。如前文提到的赵烈文，出自常州赫赫有名的“西盖赵氏”，在乾嘉时期“十里九进士”，名震江南，但至他那代时，学问也不差，全家竟连一个举人都考不上……

因此，翁家一代不如一代可以理解，如果科举制度不变，沦落为“西盖赵氏”只是时间问题。为此，翁氏父子乃至所有传统文化世家的家训，都在努力诠释这一主题——运气不会永远眷顾，但保持行善的追求、读书的习惯、知足的心态、和谐的氛围，家道即使衰落也会有底线，总能拥有适当的体面，去等待下一次好运的光临！事实上，在翁氏老宅有一个展室，专门介绍翁家后人发展情况，他们大多是专家、学者，甚至也有院士。翁氏家族固已不在常熟，其后人也再无“帝师相国”的地位，但家风的熏染，仍能使之各自成材。

家风并非刻板的说教，而是身体力行，心口相传。咸丰八年除夕，是年甫任最高官职——体仁阁大学士的翁心存在日记里写下这段话“予寒俭一如诸生，虽医时无术，覆禄贻羞，而清白家风或可无惭先德也”（《翁心存日记》P1355）；而在咸丰六年除夕，他“与儿孙团坐，追念先大父（即祖父）清贫之日，除夕家祭毕，与先君（父亲）讲二簋用享之义……与儿孙话之，不禁泫然”（《翁心存日记》P1189）。

读翁氏父子的日记，会发现在上下有序的礼教家族的背后，也有它可贵的另一面：成员之间从不争风吃醋、勾心斗角，从不为财产分配而抱怨，事业互相扶携，困难共同面对，父子兄弟间的温情、亲情，时时跃然纸上……“五四”以后，对“封建旧家庭”的批判集矢于绞杀个性与歧视女性，固然是进步的，但如果换一个视角，也会发现其中自有因服从秩序而产生的和谐，而这种和谐，往往为现代家庭所不及。这一切源于对命运的敬畏、对祖先的感恩、对后代的责任感，而在解构传统观念的当下，在日益“少子化”的未来，无疑是皮之不存。只是，今世虽不再推崇“光宗耀祖”，眼界却仍跳不过“子孙富贵”；既然成功纯靠个人努力，那么处世本该肆意妄为……

如果拥有这样的人生观，倒不妨来翁家老宅看看。在这里，不必一味复制古人的情绪，感叹“衣冠异昔”或是“旧时王谢”——倘若静心梳理他人命运的轨迹，或能更认清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