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极度自恋的时代，更需要电影这种看见别人忘却自我的艺术

电影死亡已经谈了三十年了。而使得电影“死亡”这个议题变得特别急迫的一件事，是因为数码彻底取代胶片。曾经使电影区隔于，比如说电视，视频，卡通，录像艺术的媒介依据就消失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电影的独特性，或者说电影要继续生存下去，在于它必须始终是影院的艺术。所以并不是抖音、快手冲击了电影，所以电影“死亡”了。电影死亡是因为它自己面临着媒介转型的冲击。

我非常反感我们那个“五分钟带你看电影”。我觉得你随便地用电影素材去剪你自己的视频，那个是没任何问题的，但是你号称我可以用五分钟把这部电影给你剪辑一个五分钟版，而如果大家说我就喜欢看他剪辑的这个五分钟版也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在于，我看了五分钟版，我以为我看了一部电影，那才是问题——因为它是巨大的幻觉，而且它是对于电影艺术的一个践踏。这不是一个影响的问题，而是只是说它给人们一种我仍然爱电影，我仍然在看电影的幻觉。我觉得那个是糟糕的。因为电影和所有这些新媒体的一个最大的区别，是电影是单向传播媒介。而这些今天我们所用的这些新媒体的最重要的魅力和特征是在于双向互动。所以比较而言，游戏更像是当今文化的模板，而不再是文学或者电影这种形式。

游戏对于我来说，一个是设定，就是规则和设定，另一个是互动，介入。所以游戏这种媒介，或者说新媒体这种媒介和电影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它开始把屏幕变成了界面。那个界面联系着游戏外的肉身和游戏世界。它是这样的一个双向互动的状态。所以我经常说网络文学的重点是网络而不是文学。这是我最喜欢强调的一个东西，是在于它是一个界面的、双向互动的写作过程。

我自己不喜欢发弹幕，但是我很欣赏弹幕。我觉得非常有趣。那是我一个重要社会田野。最初的时候我是希望看到某一种社会心态，某一种社会惯例，某一种社会的约定俗成的回应方式。但是，我后来发现，它是一个流行文化了。它其实形成了它的游戏规则和惯例。更多时候不是原创性的弹幕回馈，而是找到恰当的时期，把一个作为惯例的弹幕发上去。关键在于恰到好处的这样的一个重复。弹幕是尝试使电影成为互动的。但其实这种互动性是虚假互动，因为你可以把你的反馈发到荧幕上去，但你并不能因此改变荧幕故事。那么所谓游戏性的电影尝试，都是愚蠢的，也是失败的。因为那是电影的质的规定性。而新媒体的最重要的特征，是它的互动性、参与性，是它自己资料库式的重组。

对于我来说，电影和整个新媒体之间的一个区隔，或者说我仍然寄希望于电影，我仍然捍卫电影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电影手册》编辑部辞职的最后一期的告别语。我觉得电影，尤其是我们会在《给孩子的电影》当中特别推荐的那些我认同的重要的电影，它是一种使我们看见别人并且忘却自我的艺术。而新媒体和很多很多流行的视频和音频的这种形态，某种意义上它是被一种回望的目光所主导，它是一种广义的自拍。好像我们是在望出去，但其实我们是希望我们的目光回返。能够望向自己和望见自己。或者说，我们望向他人的目光是希望召唤他人的凝视，回望的凝视。

我并不认为这里面影响我认同度的唯一原因是代沟。因为我觉得在知识和体验上，跨越代沟是容易的，但是共享某一种情理是艰难的。当我意识到更重要的代沟是在于不能共享情理的时候，我选择了坚持我自己的情理。这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重要的选择。我不认为这是因为我衰老了，而是因为我希望继续青春的心灵。所以我不想认同一种以回望的、自恋的，作为主要动机、主要基调的这样一种文化取向。我更希望能够把电影的这样一种看向别人、忘却自我的文化分享给年轻的朋友，分享给新媒体。

当然最后一点我必须说的是，我觉得我的一个判断是我们整体地进入了一个分众文化的时代。曾经像十九世纪的长篇小说、二十世纪的电影那样的大众文化不复存在。电影自身也成为了分众文化中的一支。我们不担心有人爱电影，不担心有足够多的人进电影院去看电影。而影院存在，电影就将存在。但电影作为一种分众文化，我相信它能够提供更多的社会资源。

今天的新媒体，它是以海量影像的涌流作为主要特征，所以其实没有人能够整体的评判他们。因为没有人能够穷尽这个素材。之所以我还保留着对电影的坚持和固守，是在于电影，即使是虚构型的故事片，即使是幻想型的电影，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尝试成为一种记录和见证。而新媒体的海量的涌流，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有图无真相的时代。就是因为每一个影像充分的主观性，每个影像充分的片段性，使得它无法独自成为证言。而当海量影像的涌流使我们不可能穷尽，除了作为人类力量所不达的大数据之外，它并不能自然形成所谓有效的数据库。在这样一个“诧异”面前，我选择更自觉地记录和证言，我选择这样一种看见，同时是发现、抵达。因为我说当“宅生存”成为一个真切的可能，尤其在疫情期间，“宅生存”成为一种别无选择的时候，我们必须意识到个体生活方式的改变并没有改变人类的社会性和集体性这样一个基本前提。一边是我们看到全球性的结构问题越来越深重，而另一边我们会看到“宅生存”使我们前所未有地依赖这个充满了问题和危机的结构。

我们所谈论的文化问题并不是新媒体自身的问题。因为新媒体，或者说数码时代、互联网，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真正地实践社会民主的硬件环境。但显然到现在为止，我们并没有民主地使用这种民主的媒介去达成民主。相反，它成为一种暴力，或者右翼民粹、自恋、道德主义在其中颇为张扬的一种空间。在这个意义上还是取决于社会协商，新的社会共识的达成，以及我们对于这样一种全新的世界格局的回应，和我们对于新媒体的空间环境的这种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