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侈品品牌可以定义女权主义艺术吗？
本文原载于HotPotatoes（一个在意大利成立的研究型博客，致力于从女权主义的角度，通过对展览综合体的分析，探索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原标题“L’arte femminista non è un brand Dior（女权主义艺术不是迪奥的品牌宣传）”。作者：Elvira Vannini（1975-）意大利艺术史学家和艺术评论家。目前在NABA - Nuova Accademia di Belle Arti di Milano（米兰新美术学院）的视觉艺术和策展研究系任教。
原文链接：http://www.hotpotatoes.it/2020/03/02/larte-femminista-non-e-un-brand-dior/
翻译：Amay
这一切都始于 "我们都应该是女权主义者 "的迪奥限量版设计师T恤，以620欧元 "低廉的 "价格出售。到底是谁在穿呢？除了女演员、女明星和网红，现在还有策展人、艺术家和艺术从业者。一个历史悠久、实力雄厚的法国奢侈品牌在Maria Grazia Chiuri的创意指导下发起的营销策略：声称将融合女性主义和时尚。第一期引用Chimamanda Ngozi Adichie的口号而大获全胜，紧接着引用Robin Morgan："姐妹情谊是全球性的"、"姐妹情谊是强大的 "和 "姐妹情谊是永远的"。曾经投掷和焚烧胸罩是作为一种抗议的形式。今天的情景却是穿上一件迪奥的该款设计T恤，或者把它变成某个广告活动或好莱坞颁奖典礼上的演讲噱头。而对于我们这些永远不会成为CEO（也志不在此）的人来说，主流女权主义的问题在于它掩盖了阶级和种族的对立，而这种对立则是资本主义下性别组织方式的核心。
时尚、艺术+女权主义=完美的组合
主流女权主义，或者说是女权主义的兴起及其在新自由主义框架下的制度化，在艺术中找到了一个行使特权的领地，主要是由资本巨头、企业收藏，以及前所未见的高级时装公司和奢侈品行业所支持，却被表面上的表达和创作自由彻底掩盖掉了。在艺术家们设计的时装舞台上，在附着着关于性别平等的修辞和神秘化的模特们在T台上的步伐中，在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对妇女的合谋压迫（Silvia Federici*定义的父权资本主义）中，时尚与艺术界的共谋在此显现，尤其是在现在，从很多方面宣示出女权主义的野心，市场突然揭示了当下的生意：投资于女艺术家。首先是Tomaso Binga，Judy Chicago，现在是Claire Fontaine， Chiuri将她们召集起来，在著名的时装周为Dior量身打造这个主题舞台。
在“Il Soggetto Imprevisto（意外的主体），1978年意大利的艺术与女权主义展览”（去年4月在米兰FM当代艺术中心举行）的支持下，Chiuri对女权主义的倾向已经卓有成效了，这一直持续到3月23日在罗马国家现代与当代艺术画廊开幕的 "Io dico Io - I say I （我言说自己）” 展览。艺术与赞助的关系是一种权力关系，而不是自由关系。在性别（以及阶级）斗争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资本主义创新，并被纳入艺术系统。在我们所经历的争议和矛盾中，高级时装业或国际金融业者既支持艺术品的生产，又支持大型展览活动，这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相反，对于任何一个成功的策展人来说，筹集大量资金的能力现在是绝对必不可少的，我指出这点只是为了简要说明（非此背景的重点），仅在公共领域内（如果仍可以这样定义的话），2017年Fendi与Cecilia Alemani合作提供的赞助（约40万欧元），2019年Gucci、菲奥鲁奇艺术信托基金会（Fiorucci Art Trust）与Milovan Farronato合作在威尼斯双年展上为各自的意大利馆提供赞助（约70万欧元）。[编者注：数字为近似值，但接近经济计量的实际价值]
对任何经过资本主义价值化的展览机制所谓的“外在性”的幻灭，已经不再稀奇了。但关于这些艺术家，Chiuri所在意的并不只是展览（即使同样的论述可以延伸到所有那些以政治激进主义或少数派、同性恋和后殖民主义主体性为对象的艺术项目）。她们是将自己定义为女权主义者的艺术家，她们曾在上世纪70年代运动中抗争过，我们也相信这一点。所以我不得不问：迪奥如何讲述女权主义？为什么我们允许这种做法？而最重要的是，为了避免离题，真正的问题是：
在时装秀中的女权主义者是什么样的？
不要告诉我们，一个时装秀的空间可以传达出女权主义的信息。既没有引起公众的共鸣，也没有作为一种手段（时尚）来宣称女权主义的颠覆性，且是关乎我们所有人的。我们马上就能看到它的政治矛盾：2月25日刚刚在巴黎杜伊勒里花园（Jardin des Tuileries）发布的2020秋冬系列，由Claire Fontaine设计布景。Maria Grazia Chiuri说（在许多的媒体的时尚板块上可以看到）："我的灵感来自于Carla Lonzi的宣言"。在天花板上悬挂的大型霓虹灯牌中，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还有一些言明集体的女权主义口号："我们都是阴蒂女人"（We are All Clitoridian Women）、"父权制=压迫（Patriarchy=Repression）”、"父权制杀死爱情（Patriarchy kills love）”、"女性崛起（Women Raise the Upraising）”、"女人是月亮（Women are the Moon）”、"女性美是一个现成品（Feminine Beauty is a ready-made）”、"女人的爱是无偿劳动 （Women’s love is unpaid labour）”直至 "同意（Consent）”。最后一件T恤上写着 "I say I（我言说自己）”，这是罗马国家现代与当代艺术画廊（GNAM）展览的标题，灵感来自Carla Lonzi，正如上文所说，一直由Dior提供资金支持。
"当女人罢工，世界会停止"：但该标语却出现在模特的队伍之上。
我不想去讨论代表一种光鲜的女性主体性的政治，一种被客体化的身体及其被霸权的伪装逐渐剥夺资格的基于刻板印象的传媒产物。在对话语的分析中，或者基于一种假装女性和男性都是自然的、反历史的虚假的表象，其中却伴以时尚行业体系以及由非自然的审美规范构筑的性别主义想象共同强加的律令，也正是这种律令完成了对女性的物化，——我也不想基于以上语境，把 "女人 "作为一个符号来拆解。我继续更具体地阐明这个问题：
时装秀与罢工、无偿护理工作、性别暴力等诸问题到底有什么关系？
这些口号现在恰恰相反，成了醒目的装饰品，锋芒不再，在政治上被削弱力量（使人不再明白谁是敌人，谁是对手），被归入新自由主义的逻辑和游戏规则之中，那就是这些口号诞生之初所反对的高级服装定制行业及其资本的游戏规则，它们生来就是对立面，但现在看来反而给那些同等的解放需求带来危机？
迪奥通过这些艺术家（以及之后的）在去政治化的想象层面完成这项工作。
但我们退一步讲。去年Chiuri的女权主义转折就已经相当明显，当时秋冬秀的布置就是基于Tomaso Binga的拟人化字母表（又名Bianca Pucciarelli Menna）。今年的2020春夏系列，1月21日，轮到了美国女权主义最尖锐的代表人物之一、WomanHouse*（1972年）的创始人之一——Judy Chicago，她为Dior设计了一个女权主义殿堂般的新场景。“女神（Female Divine）” 是一个子宫或一个女性隆起的腹部形状的生物形态结构，被放置在罗丹博物馆的花园里，里面布置了T台和一系列的21个横幅/挂毯，上面写着 "如果女性统治世界？（What If Women Ruled The World?） "和 "上帝会是女性吗？（Would God Be Female?）"，这些由孟买Chanakya学校（一个传统上只向男性手工业者委托缝纫工作的非营利组织）的女学生手工刺绣完成。
是啊，如果世界是由女人统治的，会是什么样子？这就是Judy Chicago所呼吁的，但也许我们应该开始停止在艺术中对女性的本质性身份进行修辞，在传统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女性在经历长达几个世纪处于不可见以及从属地位后，其诉求集中在通过脱离男性主导的自我表达和自我肯定来解构身体、性别和性别身份。身为女性不一定是一个政治问题，欧洲一些极右派领导人（法国的Marine Le Pen，德国极右派和排外主义者Alice Weidel，波兰的Beata Szydło，收紧反堕胎法的倡导者）证明了这一点：从生物学上讲，生为女性并不意味着是女权主义者。性别差异的自然化(以及赞许性别身份)是为了掩盖统治阶层的实质社会结构。
南方的艺术家向我们讲述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女权主义，尤其关注独立性和个人的自决权，与 "南部世界 "的不平等状态和悲惨性的不公相比，它是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不平衡进程的结果，更深地接近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立场，在意大利的历史背景下也有其渊源（从Federici、Dalla Costa*到“家务劳动工资”运动*）。
在距离上世纪70年代已经十分遥远的1988年，Toni Negri*写道："我相信，在任何情况下，马克思所提出的“实际吸纳”社会组织形式都不会比在艺术、艺术生产和艺术市场中更容易实现"；我们已经多次讨论过艺术机构的管理性质矛盾，如我们之前所见，该系统的界限和矛盾性我们非常清楚，首先是它构成新自由主义(及父权制)主体化的最有效以及有利可图的手段之一。艺术世界并不外在于社会关系，它是由新自由主义对女权主义符号、标志和语言的攫取的隐性等级制度（绝非显性）组织起来的，而这些符号以及语言在诞生之初却是为了打破社会规范。在迪奥这样的奢侈品牌中这些集体想象被征用、使用、重构，这是不可接受的。"女性 "展览的大量出现，以及时尚界对口号和符号的挪用，只能证明粉红配额制度*已与市场沆瀣一气。
如果有必要的话，这类的“女性主义”展览将向我们证实，没有进行（阶级）斗争的女权主义，一旦它与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父权制不可分割的关系脱节，也就是说，没有对经济和当代资本增值条件进行政治批判，正是这些条件造成了对我们的压迫和剥削，那么它就会成为优雅的资产阶级女士的消遣，她们或许也会拿着迪奥手袋或穿着 "我们都应该成为女权主义者 "的T恤。
但我们也知道，可见度（和权力）的统治如何牢牢抓住审美的界域。今天，不可否认的是，不仅女权主义是时髦的，而且我们目睹了在艺术体系以及任何其他经济系统的权力结构中，上演持续性的攫取和合谋。Maria Grazia Chiuri并不是Angela Davis的新化身：如果她把作品和展览作为奢侈品进行赞助，这等同于所有权制度和财产（从经济角度上看数字是一致的），这并没有在女权主义的颠覆性复杂视角上打开任何突破口，而这必然是反资本主义的。
Claire Fontaine在迪奥秀场上的标语是否破坏了时装和成衣设计行业中普遍存在的女性刻板印象？它们是否会产生一种不被支配的，有差异性的主体性，且不被资本所吞并？随便怎么称呼它们，但不要管它们叫女权主义时装秀。
我们通过激进性的立场（正是Chiuri提到的Lonzi）来审视艺术领域：它不需要质疑和摧毁艺术想象，而是质疑、攻击和摧毁它的整个结构和基础——而且它是从蔑视这两者的立场出发的，更不用说时尚了!
即使我们属于一个仍具有高度隐蔽性和不稳定性的生产环节，但在这个同样的体系内，这种建立在画廊、藏家和市场价值因素之间的暗箱操作是不可接受的。支配我们的生活并决定压迫形式的权力关系结构是无法改变的（除非它影响经济或生产关系）。如果说被纳入意味着平息冲突，用一体化来收编那些曾在制度性争论中被压制或被噤声的女权主义主张，现在这些主张不是被压制而是被归入整个机制之中，那么倒不如宣布艺术在象征、重新主体化进程、反霸权意象上的失败和不可能。
我们现在了解了，就像历史的出路具有不可预知性，它与权力之间不具有连续性，但却与革命主体紧密相关，但这不可能发生在时尚圈里。我们能看到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全球现象，对根植于各领域斗争的跨国女权主义力量不断进行回击，在每年的3月8日和9日，我们会在全世界各地的广场和街道上见证这样浩浩荡荡的女权主义力量，而在时装秀的颂词中是不可能存在这些的。
注释：
- Silvia Federici：西尔维亚·费德里奇（1942- ）是美国意籍社会学家、学者、哲学家、活动家和评论家，思想上可归入女权主义和工人马克思主义，主义从事女权主义和性别研究领域的工作。
- WomanHouse：（1972/01/30-02/28）是由加州艺术学院（CalArts）女性主义艺术项目的联合创始人朱迪-芝加哥（Judy Chicago）和米里亚姆-沙皮罗（Miriam Schapiro）组织的女性主义艺术项目和展览空间，是女性主义艺术的第一次公开展览。学生和教授们一起努力构建一个可以展示、突出以及颠覆女性传统社会角色的空间.
- Mariarosa Dalla Costa：玛利亚罗莎·达拉·科斯特（1943- ）意大利自治主义女权主义者，与塞尔玛-詹姆斯合著了经典的《妇女的力量和社会翻转》。这部著作发起了 "关于家务劳动的辩论"，将家务劳动重新定义为资本运作所必需的再生产劳动，由于它脱离了工资关系而变得不可见。 她也是国际女权主义团体的共同创始人，该组织于1972年在意大利帕多瓦成立，目的是促进围绕家务劳动问题的政治辩论和行动，该组织引发了国际家务劳动工资运动。
- “家务劳动工资”运动：（Salario al Lavoro Domestico）家务劳动的工资是詹姆斯在《妇女、工会和工作或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中提出的六项要求之一，并提交给第三次全国妇女解放大会。在《妇女、工会与工作》之后不久，詹姆斯与玛丽亚罗萨-达拉-科斯塔合著的《妇女的力量与社会翻转》，开启了 "关于家务劳动的辩论"，成为妇女运动的经典之作。 曼彻斯特会议后，詹姆斯与其他三四个女性在伦敦和布里斯托尔成立了妇女权力集体，为家务劳动争取工资。1975年，它被改组为家务劳动工资运动，总部设在伦敦、布里斯托尔、剑桥和后来的曼彻斯特。 1974年，意大利开始了 "家务劳动工资运动"。在意大利各城市成立了一些自称为 "家务劳动工资 "的团体。在意大利帕多瓦，由玛丽亚罗萨-达拉-科斯塔和西尔维亚·费德里奇组成的一个名为Lotta Feminista（女权主义的战斗）的团体将 "家务劳动工资 "作为其组织战略。
- Toni Negri：安东尼奥·奈格里（别名：Antonio Negri, 1933年8月1日－），是一位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以对斯宾诺莎的研究及代表作《帝国》而著称。
- 粉红配额：通过引入一定数量的女性成员，旨在平衡决策机构（董事会、选举产生的机构席位等）中的男女比例的措施（通常是临时性的）。该措施旨在减少性别歧视，特别是让妇女突破职业玻璃天花板，这是阻碍妇女进入有高层职位和决策中心的无形障碍。 2011年6月28日，意大利两党法案于2011年6月28日获得批准，该法案(尽管经过若干修正，降低了它的价值)规定，到2012年在理事会中引入五分之一的“粉红配额”，到2015年达到三分之一。
*注释译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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