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天赐：《李二曲的遗忘史：兼论“清初三大儒”的知识考古》
[摘要]：“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合称清初三大儒”这一“常识”并不是理所当然。在清初，学者们所谈论的三大儒却一直指的是孙奇逢、黄宗羲和李颙。“三大儒”这个称号背后内容的变化，不仅是清代以降学术转型的推动，也是学术与政治互动的产物。本文将从李二曲（李颙）的遗忘史出发，梳理清代至民国初年有代表性的论述和评价二曲思想的史料，探究“清初三大儒”的称号背后李二曲是如何在后人的叙述里被改写、被隐藏、被遗忘的。通过分析“层累的古史构建”的知识考古的方法，尝试还原一个“真实”的李二曲。[关键词]：李颙；关学；清初三大儒；知识考古
一、引言：被“典范历史”书写所遗忘的李二曲
明清更迭给明末的知识分子带来的是难以愈合的伤痛。在明清之际社会激烈变革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有关这段学术史的书写，高中人教版《历史》必修三的课本依次介绍了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并在“本课要旨”中将他们称为“明末清初三大进步思想家”。在一些高中历史的辅导书中，如刘永上、刘玉美主编的《高中历史必会关键词》里，在“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这三条的说明中，直接指明了这三人是“明末清初三大儒”。类似的指称也见于香港的一些教科书中，如冯明之的《基本国学教程》，他所认为17世纪的三大著名学者是顾、黄、王。然而，历史书写是一场“遗忘的战争”。我们所看到的、了解到的过去，都是一些不完整的历史碎片，这些碎片仅是往昔的一次次“战争”中的遗物，将顾、黄、王三人合称“清初三大儒”仅是当今的一种“典范历史”的书写。
“清初三大儒”的称号并非一以贯之。何冠彪先生在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合成清初三大儒考——兼说清初四大儒及五大儒的成员》一文中已有了较为全面的梳理。简述之，孙奇逢、黄宗羲、李颙合称三大儒是一个清初的“常识”，最早来自全祖望《二曲先生砭石文》。直到缪荃孙在光绪六年（1880年）重修的《国史儒林传》里论及李颙时仍说“与孙奇逢、黄宗羲相鼎足”。同时，邓显鹤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的《船山著述目录》一文中，将孙、李、黄、顾、王五人并举。何先生认为“使五人可以凑合的媒介，似乎就是黄宗羲。自清初以来，黄宗羲与孙奇逢、李颙既称三大儒；从清中叶起，黄宗羲又与顾炎武同被推为清代学术的开山；而另一方面，在官方论述语境中，黄宗羲又与王夫之在阮元的《国史儒林传》凡例中并列；因此，邓显鹤可能汇集这三个组合为一，藉此表扬王夫之。”可惜，何先生以及一些后来的学者并没有分析为何李二曲成为了学术史上的“出局者”，在时人论述中的“海内真儒”、“关中大儒”、“为世儒宗”是怎么被忘记的过程。这里笔者将借用福柯“知识考古学”的方法，从“外在理路”入手，同时结合李二曲的思想进行“内在理路”的分析，以李二曲的遗忘过程为线索，从阮元《儒林传稿》、缪荃孙《国史儒林传》、江藩《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方东树《汉学商兑》、唐鉴《国朝学案小识》、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明清之交中国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清代学术概论》、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清儒得失论》、徐世昌《清儒学案》以及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儒学案》中对于李二曲的评价进行梳理，对“清初三大儒”这个具体的概念表述进行思想史维度的研究，尝试描绘出李二曲逐渐被后世所遗忘的历史。
王明珂先生认为，占社会主体历史记忆的“典范历史”知识不一定是最真实的过去，一人群共同信赖的典范历史与传统文化只是掌握知识权力的个人或群体所主张的“历史”与“文化”。在目前的“典范历史”书写中，李二曲的确是在明末清初学术史里被遗忘的那一环。 李颙（1627-1705），字中孚，世称“二曲先生”，陕西盩厔（今“周至”）人。是清初著名的大儒者、思想家。二曲幼年学无师承，靠着借书苦读而博通群籍。在经历了一个“上自天文河图、九流百技，下至稗官野史、壬奇遁甲”无所不读，无所不知的阶段后，李二曲提倡“有用之道学”，悟圣学渊源，一意究心经史，求其要领。李二曲的思想有两次转向：第一次是顺治十三年丙申（1655年），在他三十岁之时由经济实用之学转向“悔过自新”之说； 在康熙十五年丙辰（1676年），李二曲在其五十岁的时候思想有了第二次转变，“悔过自新”说变为了“明体适用”之说。有关李二曲的思想，可以参看《二曲集》中的《悔过自新说》、《体用全学》等有关篇目。简而言之，李二曲是以陆王的“先立其大”、“致良知”为本体，同时以程朱“主敬穷理”作为功夫，是一种打破了门户之见、“体用兼该”的主张。
二、从“海内真儒”到“旧学残垒”——二曲之历史评价流变
阮元《儒林传稿》在清代学术史论著链条中居于核心地位，是贯穿其中的要素。《儒林传稿》建立了一个清代学术史论述格局，而且居于承上启下的枢纽地位。《儒林传稿》影响了嘉道以来的《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汉学商兑》和《学案小识》等一批代表性学术史著作，联结成为一个逻辑链条。在阮元的《儒林传拟稿目录》中，前几位清儒的排序为顾栋高、孙奇逢、李容（颙，避讳）、黄宗羲和王夫之。这样的顺序是有讲究的，在凡例九条中写道“一次序以顾栋高为始者，因高宗纯皇帝谕办儒林传奉为缘起也，此外则以年份相次”。阮元当时是负罪在身，这样的编排体现了一种政治正确。王汎森先生在《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国史儒林传〉与道光年间顾祠祭的成立》一文里已有充分的论述，他认为“《儒林传稿》顾栋高、陈祖范、吴鼎、梁锡玙都是乾隆办理经学特科所取人物，把他们放在一起，更隆重地表示尊重朝廷功令之意。除顾栋高及其附传诸人，其余入传者依生卒年先后排列”。然而，论生卒年，李二曲生于1627年，黄宗羲生于1610年，王夫之生于1619年，这说明阮元并非是完全按照生卒年给之后的学者排序的，原因大概是在当时李二曲仍有一定的影响。清廷主导编纂的国史《儒林传》，代表了清廷对其本朝学术的权威看法，确定了以“汉学”为清代正统（比如常州学派是正统），同时不废宋学（程朱理学）的学术定位。正是因为清政府在官方以程朱理学为正统，所以“其学出于姚江”又融朱补王的李二曲的学术地位被得到肯定。笔者收集的邓实、缪荃孙于1912年6月出版的古学汇刊丛书中收录的《国史儒林传》部分，被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以理学家为主，目录提要里李容（颙）排在了首位，下卷是《国朝经师经义》，以经学家和其作品为主，排前三的才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
然而，受其编纂影响下的嘉庆时期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则秉持一种汉学的门户之见。全书以纪传体史籍《儒林传》为圭臬，分为8卷。江藩在卷首自序中写道：
宋初承唐之弊，而邪说诡言，乱经非圣，殆有始焉。……至于濂、洛、关、闽之学，不究礼乐之源，独标性命之旨，义疏诸书，束置高阁，视如糟粕，弃等弁髦。盖率履则有余，考镜则不足也。元、明之际，以制义取士，古学几绝，而明有三百年，四方秀艾困于帖括，以讲章为经学，以类书为博文，长夜悠悠，视天梦梦，可悲也夫！在当时岂无明达之人、志识之士哉，然皆滞于所习，以求富贵，此所以儒罕通人，学多鄙俗也。
这说明，江藩《汉学师承记》的编纂是为了表彰汉学，拔宋帜而立汉帜，供《国史儒林传》参考。所以，李二曲所代表的关学“不究礼乐之源，独标性命之旨”不属于汉学，自然是无法进入学术史的。《汉学师承记》从阎若璩、胡渭开始，大致以传主的世次为序，却以黄宗羲、顾炎武殿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赞同顾黄的学术方法，认同他们是考据学的先导，同时批评他们仍是以理学为宗。在《宋学渊源记》里，江藩记载下了二曲被赐额“关中大儒”后的表谢之文“词甚拙”，“大吏笑而置之”的事情。同时，江藩借赞扬二曲弟子王心敬的“经济之学”来讽刺二曲学问里的“空谈性命，置天下苍生于度外而不问”，其中的鄙夷之情可见一斑。
道光初年，方东树作《汉学商兑》进行驳诘，酿成了激烈的汉宋学术之争。方东树在此书中对“汉学流毒大揭发大批判”。全书分为卷上六条，卷中上二十五条，卷中下二十五条，卷下十条，总六十条，先引汉学家一人或数人之观点，然后一一进行驳斥。在方东树的眼中，李二曲在程朱理学的视角上来看是“不合格”的学者：“至颜元、李塨、李颙等，知尊性崇礼矣，亦不能道中庸，尽精微，则仍是学问之失，此方辨汉学，未暇及彼也。”李二曲的学说并不是方东树“商兑”的对象，但是在《卷中之上》论述《大学》中的“明明德”、“诚意”这两个概念时，方东树狠狠地批驳了李二曲的心学思想：方东树认为，“格致是‘明明德’始功，‘诚意’乃讨实下落事也”；而“李二曲曰：‘明德与良知无分别，念率微起，良知即知其善与不善。知善即实行其善，知恶者即实去其恶，不昧所知，心方自慊。’”“李氏将 ‘诚意’合于‘知’，以 ‘良知’混当‘致知’之 ‘知’，所谓顿门也。陆王之旨如此。不知良知、明德，是指本体，与致知、知字不同。”方东树看到了二曲思想中的心学部分：李二曲将“良知”与“致知”的“知”混为一谈，这正是王学中所提倡的“顿门”。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唐鉴的《国朝学案小识》问世。唐氏持有很深的门户之见，他将陆王心学视为异己，宣扬朱子学。在《提要》中，唐鉴说：“是以天泉一会，为阳明之学者，推阐师说，各逞所欲，各便所私，此立一宗旨，彼立一宗旨，愈讲愈诞，愈肆愈狂，愈名高而愈无礼，沦澌流荡无所底极，而人心亡矣。”全书由《传道学案》、《翼道学案》、《守道学案》、《经学学案》和《心学学案》五大学案组成，共十五卷。李二曲被录入《翼道学案》中的第二位。唐鉴认为，翼道者使得传道者不孤，使得“学术正而人心端，教化肃而风俗美，人道与天道、地道并立矣”，可见在他眼里李二曲的地位是相当高的。“先生处处从身上验真修，事事从约中求实践，而犹谓践履弗笃，躬实未逮，口头圣贤，纸上道学，张浮驾虚，自欺欺人，堕于小人禽兽之归，自反之严至矣。……则其却宗程朱家法亦大可知矣。”在唐鉴心目中，李二曲是一位朱子学的继承者，而黄宗羲被贬入《经学学案》之中，备受针砭，孙奇逢更是黜而不录。
梁启超的评价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里，梁启超直接把顾炎武的出现视为清学的“黎明运动”，不谈孙、李二人的学术成就。同时，梁启超写道：“吾于清初大师，最尊顾、黄、王、颜，皆明学反动所产也”。二曲作为王学的“残垒”、“后劲”，评价不高也是在情理之中。在《明清之交中国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一文中，梁启超认为李二曲的学风是“平民的”。他认为孙奇逢和李二曲是注重实践，少谈玄理的陆王学派的理学家，是儒家的“清教徒”。在后来研究更加深入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梁启超将黄、孙、李合为一章，将其视为“阳明学派之余波及其修正”：
总而论之，夏峰、二曲，都是极结实的王学家。他们倔强坚苦的人格，正孔子所谓“北方之强”。他们的创造力虽不及梨州、亭林，却给当时学风以一种严肃的鞭辟。说他们是王学后劲，可以当之无愧。
刘师培认为李二曲的学问仍是心学的末流，沾染了心学的“不良习气”，不是经世致用的实学。“二曲讲学关中，指心立教，不涉见闻，近于龙溪、心斋之学。然关中之地有王尔缉、李天生，皆敦崇实学，克己复礼，有横渠讲学之遗风，是南学由南输北，辄与北学相融。”“李颙、吕留良亦耻事二姓，然濡染声气之习未能洁净，盖已蹈明季之风矣。”
徐世昌主持修纂的《清儒学案》以卷帙浩繁、网罗宏富著称。此书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开始修订，历经十余年到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才在京中修绠堂书店发售。《清儒学案》共208卷，从孙奇逢、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汤斌开始，李二曲被排到了卷三。在《清儒学案序》中，徐世昌这样评论道：“通经以致用者也，在野则夏峰、梨州、亭林、船山，兼体用之大儒也。桴亭、杨园、二曲关闽之遗也。”在这里，李二曲已不是“兼体用之大儒”，被赶出了清初大儒的第一梯队，仅被视为王学末流：“二曲以悔过自新为入德之基，反身求己言。言归于实践，为高谈性命标榜门户者痛下针砭。论学虽兼取程朱，实为陆王为主体。”“案：《四书反身录》大旨以阳明良知之说为宗。先生平日教人虽于程朱陆王取其相资而成，而仍以阳明为主体。”
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未见李二曲和孙奇逢的评述，此书清初学术的代表人物已完完全全变成了顾黄王。但在《述清初诸儒之学》中他屡次将当时已经十分显赫的顾炎武与处于遗忘边缘的李二曲并举：“苦节贞操，尤以亭林、二曲为显。……至如二曲，舁床称病，绝粒至六日夜，犹不得免。拔刀自刺，永棲屈，二曲与亭林，皆孟子所谓 ‘大丈夫’者也。”在他的《清儒学案》的《序录》中写道，“夏峰、梨州、二曲学脉同出阳明，清初称三大儒”，“亭林推为清代开国儒宗”，“船山、梨州、亭林于晚清号’明末三大儒’”，可见在当时两套称号是出于并行的状态。然而，在他的目录中，孙奇逢《夏峰学案》第一，黄宗羲《梨州学案》第二，顾炎武《亭林学案》第五，王夫之《船山学案》第六，李颙《二曲学案》却被排到了第九。李二曲虽然受到了一定的重视，但是地位已完全比不上其余四人，在《后跋》的记载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李二曲的著作散佚的情况和钱穆的痛心：“尤如张杨园、李二曲诸集；虽部帙甚繁，从不遗落一字。二曲一案，特从全集中摘录，依时先后，为二曲编一新年谱，备见其生平学思之历程，殊自惬意。……然余此稿既沉没，昔日为关学诸集网罗抉剔之一番苦心，亦已付之东流，不知何日仍有人再理此业，尤深自惋惜。”
三、“权力话语”与历史叙事——以孔庙从祀为切入点
朱鸿林先生指出，孔庙祭祀儒者的原则“崇德报功”。但重点在“功”，因为祭祀基本上就是“报功”之道。有功的儒者便是真儒，所以问题也就是真儒的标准之认定。“真儒”的标准因时而异，所以孔庙从祀虽然是一件学术性的事情，但因为它是朝廷认定真儒的制度，与朝廷的政教有关，故此本质上也有很强的政治属性。从祀孔庙的儒者对经典的解释会成为科举考试的正确答案之一，这就意味着“在关系的网络里面，与议者考虑的不止于纯粹的学术问题，而是与政治的现实利益有关的问题。会议的结果又是控制不了的，政治手段往往可以改变形势，所以事情便容易复杂化”。
清初统治者通过尊崇孔子，重用理学名臣，从祀理学名儒等方式实现了“治统”与“道统”的统一，证明了其政治上的合法性。在清代，从祀孔庙的学者共有9人，依次为汤斌、孙奇逢、张履祥、陆世仪、张伯行、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在徐世昌任总统期间，复以颜元、李塨从祀。在这十一人中，仅有旧的“三大儒”中的李二曲不见了踪迹。在从祀孔庙之前，顾炎武已于道光二十一年入祀乡贤，顾炎武入祀乡贤其实是入祀孔庙活动推动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入祀孔庙的第一步。在道光八年（1828年）之后不久，御史牛鑑请求从祀李二曲，礼部通过后却被道光帝训斥。李二曲最终在道光九年（1829年）十一月祀乡贤，在宣统元年、三年陕甘总督长庚两次请求从祀孔庙，未可，正当议论时清亡，这件事后面也不了了之。这意味着在晚清时，与顾炎武相比，李二曲的影响已经走向了下坡路。接下来我们将以孔庙从祀为切入点，与其他清儒的对比中来窥探二曲之学的特色所在。
雍正时期陆陇其从祀孔庙，彰显了重要的政治意义。陆陇其是一个完全符合清朝统治者的典范人物：他在政治上效忠清廷，为官清廉，思想学术循守正道，崇朱黜王。陆陇其因此成为了国家倡导的典范式人物，被塑造成了一个毫无瑕疵的圣人。相比之下，李二曲保留了明儒的气节，不与清廷合作，但他也并非直接起兵抗清。但李二曲的反思和抗清，不同于顾、黄的激烈的方式，是一种十分温和的，借以“原儒”的倾向来反思理学。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时，康熙皇帝西巡想亲自召见李二曲，李二曲称病不见，让儿子慎言到行在陈述情况，以所著《四书反身录》、《二曲集》进献康熙。康熙御书“操志高洁”赞赏他。清初的学者们谈论和赞赏李二曲时受到的政治压力会相对较少，加之康熙帝的推崇与赏识，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在清朝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在学者群中的名声一直很高的最重要的原因。
孙奇逢从祀孔庙则象征着理学经世精神的恢复和阐扬。孙奇逢的学术主张和李二曲的很相近，孙提倡会通朱王、学以致用，是北学的开山鼻祖。孙奇逢的从祀主要得益于汤斌等出色弟子的宣传，以及夏峰北学后劲倭仁、李堂阶的推动，和湖广道稽查通政使司兼国子监张志廉利用职务之便给礼部的议奏。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地方官绅在推动孔庙从祀上的巨大作用。孙奇逢逝世的当年，辉县士绅将其木主奉祀于百泉书院，在他的故乡河北容城县亦有孙征君祠堂。王夫之的从祀，也是晚清湘军崛起导致的湘人群体意识高涨的结果。湖湘人士想要填补文化上的失落，推行“湘军神话”，借王夫之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湖湘文化在全国的影响。
而顾炎武的从祀与新的“三大儒”称号的提出，则与晚清以来顾、黄、王三者的不断符号化有关。这三人在预备立宪的紧要关头被朝廷表为赤帜，首先是因为在支持者的心目中，三人的学说与立宪的精神遥相符合。当时的人们将三个人看作一个整体，“这种一概而论的笼统说法，反映出三儒之间的区别逐渐模糊，他们各自的具体学说如何已经并不重要，三人被当作 ‘一体’ 来看待，共同构成了新兴政治理念的历史符号”。汉族士大夫们一次又一次地要求顾炎武从祀孔庙，这源于并加剧了对顾炎武的再解释，他以极快的速度成为宪政理念的中国源头之一，又以更快的速度被北洋政府中的学者型官僚形塑为融合新型政治理论与旧式学者人格的代表——徐世昌将顾炎武定位为朱子的继承者，对顾炎武的解释和诠释已经大大溢出传统的边界，而成为科学方法的代表人物。“在晚清的推崇者看来，顾炎武是极具担当精神的豪杰，对于疲软的士风来说正是一剂对症的猛药”，晚明的经世致用之实学以及民族主义在清末重新被“发现”，士大夫们选择了顾炎武作为他们人格的标榜，而在这种氛围下，“顾炎武逐渐由考据学宗师的形象，被重塑为苦心励节、心系天下的人格榜样，以及社会变革与政治理论见长的大儒，恰好迎合了士大夫自我改造的潮流，成为士流尊仰的新偶像”。相比之下，李二曲的学说无法作为新潮流的依据，只能逐渐被历史的烟尘所模糊。
那么，我们可以继续追问的是，二曲之学为何在明末清初，甚至是清代的大部分时间内，有着如此之大的影响力？在整个清代，李二曲并未进入过国家祭祀的孔庙从祀系统，那么二曲之学的影响力从何而来？笔者认为，二曲之学的特性正在于平民性，是继承了阳明心学中热烈地指向人的根源的能动性、具有强大精神能量的“庶民哲学”。由于此处已超出本文讨论的主题，在此仅引用《鄠县志》中张呆向李二曲求教一事进行说明：
张呆，吴村人，名不传。幼尝从学，以家贫未试而废。而年近三十，始娶妻生一子。终身居草屋，其妇纺绩，子弹棉为生。从不与乡里往还，即见亦不轻与之言。亲问其故，曰：“渠辈不欲见我，我亦不欲见渠。渠言非我所欲闻，我言亦非渠辈所欲闻，相见何为？多言何为？”人因号为张呆。闻之笑曰：“我不呆，谁当呆者？”因以张呆自号。年五十后每岁冬自裹糗粮过盩厔诣李二曲先生请教。先生必留住数日。尝对二曲曰：“某不知学，但觉人生以此心为根本，人能将此心如琢玉，使之无暇如拭几，使之无垢，便是天地间一个光明人。不然纵多才多能，亦算不得真人品。”二曲亟称之，每举以励。及门，尝题“今人古心”四字赠之。寿八十余，以康熙二十七八年间卒。至今吴村人尚道其生平以为美谈云。
李二曲平时的交际圈中，有着许多与张呆相类似的“庶民哲学家”。他们大多都没有很高功名，却仍然怀抱着一颗成圣之心，这大概也就是岛田虔次所说的，是一种“要直接参入宇宙之中的一种浪漫的热情，是离开死文字，离开所有中介去亲身触及那生生不穷之物的热望。”还需指出的是，二曲的学生们与二曲相比更具有地方性，很少走出地方讲学，这样其实是很难扩大二曲的影响力的。所以也正是这份平民性，使得二曲之学越来越成为一种地方儒学流派而非全国性的官方儒学。同时，李二曲在关中书院讲学仅是昙花一现，无法得到官府承认，到头来势就有丧失生计之虞。正如当时陕西华阴的著名学者王弘撰所说：“中孚据坐高谈，诸生问难，遂有不平之言”，主张在程朱陆王之间调和的二曲遭到了社会的异议，这和清代以来王学的不断被污名化密不可分。
四、现代性叙事与理学本位——试论梁、钱二人眼中的李二曲
吴根友先生认为，20世纪明清学术、思想史的系统研究可以大致划分为两个谱系，一是梁启超、胡适和侯外庐一系，他们援引近现代西方的一些观念、方法来挖掘明清思想史中与西方近现代思想相类似的一些内容，将明清的新思想比拟成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清代的学术是对于宋明理学的“一大反动”。另一系是钱穆、熊十力、余英时一系，他们本着宋明理学的儒家文化立场来审视明清学术。从梁启超这一系来看，李二曲无法被后世所“符号化”成为“启蒙思想”的代表。他们用进化论的视角来审视中国学术史，站在朴学的立场上检视清代学术，期望在清代找到科学思维的源头。他们找到了戴震作为科学精神的代表者，再将源头追溯至顾炎武，将其视为 “以复古为解放”的“清代思潮”看成中国式文艺复兴的过程中启蒙时期的代表人物。
这样的学术史研究思路被肖萐父和许苏民继承，在《明清启蒙学术流变》一书中，他们认为明清时期的学术是早期启蒙学术，包含着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前进运动的三大主题：个性解放的道德、科学与民主。他们试图将五四的启蒙思想追溯到明清时期，将这三百多年的思想史视为是启蒙思潮漫长而曲折的发展。他们认为，明清时期早期启蒙学术的萌动，是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开端，是中国式的现代价值理想的历史根芽，也是传统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岛田虔次也是将王学视作为“近代思维”，虽然被视为“启蒙学术思想”的对象不完全相同，可这样的历史叙事缓解了东亚国家对于现代化的焦虑。李二曲没有像李贽那样“抗议权威、挣脱囚缚”的“狂者胸次”，也没有顾黄王等人“以自然权利为出发点”的政治哲学思想，也没有乾道年间戴震、袁枚等人的新理欲观、情欲观。在启蒙学术的叙事下，李二曲失去了他在明清学术史上的一席之地。
而钱穆则是以宋明理学的角度去温情地审视明清学术史的，他的论述中富含着浓郁的民族主义精神。他主张清代考据学的蓬勃发展，并不是对宋明理学的“反动”，而仅是宋明理学形下功夫的展现，考据学仅是脱胎于宋明理学，并非独创。这与钱穆当时处于抗日战争的特殊时段有关。钱穆重视义理思想的发展，他认为中国的“主体”是由“义理”所谓的“中国人”所构成的，清代的考据学已经失去了作为“义理根源”的核心地位，“经学”在钱穆的眼中仅有构建“儒学性格”的意义。正是站在这样的立场上，钱穆采用的编写方式仍是中国传统的“学案体”而非梁启超的西方学术史编写方式，他也才会为李二曲著作以及资料的散佚感到无限惋惜，并期待着后人为李二曲编新年谱和研究二曲的生平学思历程。
正如王汎森所述，代与代之间的隔绝性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在每一代人们都将手边存有的资源、现实的关心、生活的需要等，重新整合成一个有意义的方案，也就是说许多历史记忆资源必须通过“再发现”或“再制造”，才可能在一个时代活跃起来。每一次的活化都是“再发现”或“再制造”，而每次“再发现”的内容重点及编码意义并不完全相同。我们看到，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同路的论述是梁启超一系的启蒙学术叙述，这样的学术史书写其实又和“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这样的命题纠缠在一起，背后是中国人对于现代性的焦虑，以及西方现代化的“话语霸权”。不难看出，把握中国自身的社会运行和学术发展轨迹，就中国而论中国，是何其困难。
五、余论：回到二曲思想的“价值中轴线”
王家范先生的书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历史人物评价的高低变化，有如价值与价格的关系；价格始终有变动，或涨或跌，但它永远只是在价值中轴线的上下波动而已。李二曲仍是李二曲不会改变，但后世对他的评价却千差万别：从清初全祖望描述中的“三大儒”之一，到嘉庆年间阮元的《国史儒林传》所代表的官方话语里中也占有重要的学术史地位。然而，嘉庆年间江藩的《汉学师承记》代表的是以汉学为宗的学术史书写，李二曲失去了其学术史地位；道光初年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和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唐鉴的《国朝学案小识》均是站在程朱理学的立场上发声，前者认为李二曲的思想中仍有王学的部分，后者则是肯定了二曲思想中的朱子学的功夫论。在清末民初的学者所编写的学术史中，李二曲的地位已经远远不如顾黄王，以至于今日大多数人的知识体系中，明末清初的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就是顾黄王三人。这种“典范历史”的书写与建构，符合了启蒙学术史的范式，其实背后折射的是国人对于现代化的焦虑，期待所谓的民主和平等的现代政治思潮和科学主义能在明清时代找到源头。这样被改造后所书写、记忆的“历史”是符合我们对于未来的期盼的。
可是，我们的传统是多元的，在那些曾经被遗忘的故纸堆中，也有一颗颗火热而真挚的心在跳动着，李二曲就是其中之一：他的痛苦、反思与明清更迭纠缠在一起，他“尽性至命”的“体用全学”在很长的时间里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正如王明珂先生所说，我们在夏夜的池塘很容易被规律宏亮的蛙鸣（“典范历史”）所吸引，而忽略那些被压抑了的其他蛙鸣（“边缘历史”）。本文意在提醒我们关注历史的边缘地带，去反思我们头脑中的各种模式化的历史概念，通过探究李二曲被“遗忘”的过程来更全面地认知我们传统中国的学术史——不是单色的，而是色彩斑驳的绚烂图景。同时，关注李二曲这个处于明清学术交界地带的人物，也能让我们更好地去认识明学和清学的之间的关系和它们各自的特质。
按：作者袁天赐（1999—2020）君不幸于今年8月3日去世，年仅22岁。作者生前有两篇文章发表，本文便是第二篇。今公布于此，以为纪念。本文有三个版本，即作者初稿、作者修订稿、最终印行稿，本文为作者修订稿，最终印行稿与本版主要在注释格式及极少数行文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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