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寻找到了一百位消失的杀马特
你一定或多或少听说过“杀马特”——顶着大红大绿配色、爆炸发型的年轻人，化着浓重的眼线，搭配金属首饰、皮夹克，喜欢自拍。他们曾一度是中文互联网上的舆论焦点，但随后，杀马特们像是消失了。
最近，一部名为《杀马特我爱你》的纪录片再度引起了人们关注。导演李一凡，从2017年开始寻找杀马特群体。他以深圳为起点，在深圳、广州、东莞、贵阳、黔东南州、黔西南州、毕节、大理等地共计采访67名杀马特。李一凡发现，杀马特这种审美并非凭空消失，而是在一些农村里的年轻人，一些年轻的工人中延续下来。审美与处境互为因果。一位工人对李一凡说，玩杀马特后，他忽然觉得自己没那么痛苦，没那么麻木了，“他需要这种强刺激才能找到这种存在感”。
在长久的接触后，李一凡觉得，“杀马特是工人里有一点文艺、有一点脆弱的部分。”这背后，也是他一直关注的城乡关系，工人的生存代价和权利困境。
在拍摄期间，李一凡又从杀马特和其他工人手中，通过直接购买手机视频等方式，收集了工厂流水线及工人生活录像915段。剪辑过程中，他最终选择放弃传统的导演视角，并将“第一人称”还给了杀马特。以下是李一凡的自述。
一
其实，我没想到《杀马特我爱你》这个片子会成为一个这么热闹的话题。很多人跟我要资源、要放映，我挺出乎意料的。更让我意外的是，我发现20岁到35岁的人是特别核心的观众，他们其实没当过工人。但很多人都给我评论，发微信，说他们有强烈的同感，觉得现在自己被约束，想和杀马特一样做一个异端。
还是先讲讲我是怎么关注到杀马特群体的吧。2012年，我在网上注意到当时很火的杀马特，图片，新闻，还有一系列的歌曲，类似《杀马特遇见洗剪吹》。我当时很兴奋，因为我从小在四川美院附中长大，十五六岁的时候就接触牛仔裤、长头发，听平克弗洛伊德乐队的《the wall》，从小就接触这些在当时被视作“异端”的东西。
我天然的觉得，什么是时尚，对主流有抵抗才是时尚。因此，我很容易就觉得杀马特是一种新美学，朋克，文化抵抗，这是我的背景，我特别怕它没了，我得去把它拍下来。
当时有一些类似于现在营销号的微博大V，他们有百万粉丝，记得有一个账号叫杀马特团长，他们总是发一些自黑的短视频，比如说戴着一个假发到处搞破坏，一会儿去破坏大学教室，一会儿披着一个超人披风跳窗户，在超市里沿街打滚。这些短片当时特别流行，不了解的人都以为这些是杀马特。其实他们和杀马特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以前也以为那种自黑是一种抵抗，抵抗视觉盛宴，抵抗消费主义，结果不是。实际接触到杀马特群体后，他们最流行的一句话叫做“自黑不是杀马特”。杀马特绝不自黑，他是特别爱好的，他觉得头发很美。每个小孩都觉得，哪怕是临时染个色，弄个花，他都讲究的。
但这些短视频就引起了大众的注意。网上开始批三俗之后，杀马特就算到“低俗”里去了。从2013、2014年开始，杀马特就逐渐式微了。
再加上，原来是城里、农村里的年轻人都在玩杀马特，但很快城里面的小孩不太玩这个了，迅速地转移了审美的趋向，变得越来越精致。慢慢的就只剩下一些农村里的年轻人，一些年轻的工人还在玩杀马特。我想原因可能是，他们的生活和城里那种细腻生活不太一样，他在工厂里只能感受到很强烈的东西。所以从审美的角度来说，他们会选择越来越强烈的东西。
比如说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个叫做伟哈哈的小孩，他戴着一头夸张的假发。我们对谈的很多杀马特小时候都是留守儿童，因为家里贫困，很多人的母亲都跑了，他也是其中之一。他说，自己十二三岁的时候就进厂，做“百洁布”。那是一种清洁布，很硬，每天接触下来，手指甲全部磨没了。他每天都想离开，又没办法离开，因为拿不到钱，不让走。
后来他觉得生活特别暗淡，于是买了一顶假发，开始自己拍短视频放到网上。他忽然觉得自己没那么痛苦，没那么麻木了。他需要这种强刺激才能找到这种存在感。
另一方面，乡村里的杀马特之所以能够延续下来，还是和乡土社会、人情社会的这种联结有关系。这些小孩在农村里面对的是一个熟人社会，他很相信周围人，结果一到城里，他以为还是和原来的社会一样，就总是被骗钱，被欺负。他就觉得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坏孩子，一个古惑仔，把头发立起来，别人就不敢招惹他们，这是有安全感的。这个发型审美也成了一个中介，它自动的把这些人连接起来，比如他们可以抱团取暖，可以相互找到存在感。
总的来说，杀马特对他们来讲，是那种特别苦，特别暗黑的这种日子里的一点点亮光。我片中采访了“杀马特教主”罗福兴，他自己也意识得到，说我们是在制造一个幻觉，但哪怕是一个幻觉，也可以抵抗那种绝望。
我觉得他们身上也有一点嬉皮的东西，有一点像崔健唱《一无所有》的感觉。罗福兴他们会觉得手上的钱没有用，他们父母都会拿打工赚的钱回去修房，供儿女上学。但是他们相当于农民工二代，想留在城市，实际上也买不起房，打工一年赚几千块钱，但在北京一平方都买不了，可你每天在娱乐新闻上看到的数字都是几个亿，几千万，这个反差让他觉得没力气。
你提到三和大神，其实如果杀马特去赌博，把身份证都抵押了，那不就是三和大神了吗？但杀马特目前还是在稳定地上班，只是染了个头发。我觉得杀马特是工人里有一点文艺、有一点脆弱的部分。大部分的工人因为工作很累，没有什么讲究，不会做这些虚头巴脑的事。但杀马特，花二三十块钱去做一个造型，喷发胶，染色，都是有一点点讲究的，有一点文艺。
我在拍摄这个片子的过程中，一直到2018年去广东石排之前，我一直以为杀马特已经是个过去时的群体了。包括教主罗福兴，我去见他的时候，他刚剃了寸头。大众后来对杀马特的误解和敌意很大，他们都觉得自己好像犯了错误。罗福兴也常说，自己要“改过自新，重新做人”。
但现在，罗福兴又敢留着长头发在街上走了，他也重新拉了一些爱玩杀马特的年轻人进群。也许是因为拍这部电影的时候，他和我一起去走访了很多杀马特，他慢慢觉得，玩杀马特其实还是有一些意义的，不然工人得了抑郁症，去跳楼。不像以前别人说你们不好，他就觉得我们不好，我们可能错了。
二
我在接触杀马特的过程中，学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真正尊重他们的主体性。
片子里也提到了一些。一开始，获得杀马特的信任是一件特别难的事，他们特别恐惧陌生人。社会对他们有偏见，比如说之前有人在网上看到他们是杀马特，就专门做了软件，可以一直骂你，把你的手机骂到发热、死机。他们去玩游戏，也会有人到游戏室里不停地骂他们。甚至有人被打，头发被烧。
像我去年在时代美术馆做展览的时候，他们有两个小孩从东莞来看展览，我就说我给你们报销，你们坐高铁来，他们都不坐，他们要坐顺风车。他们其实也没留特别长的杀马特头发，他就是不愿意上高铁，因为要过安检、要盘查。等到了广州，他们住在离美术馆一站地铁的地方，他们也不去坐地铁，因为地铁也要查，他就宁愿坐摩托车。他们其实没有任何问题，但总是觉得自己是一个被盘查，被监视的对象。
我一开始也找不到愿意聊的杀马特，连他们的QQ群都进不去。直到后来联系上罗福兴，罗福兴帮我们接触了很多杀马特，介绍了上百个。所以我说他是副导演，所有的演员都是他找来的。最后我们现实中采访了67个杀马特，网络上采访了11个。
中间经历了很多反复，很多本来约好的杀马特，临时又不愿意了。我们有一次到贵州找一个很重要的杀马特，结果到离他家还有10公里的时候，他手机关了。还有一个小孩，他答应我明天下午四点钟采访他。到了第二天，我从深圳开车去东莞，快到的时候，他说正好有一个大巴车顺风回云南，他上去就走了。
如果用我们的立场去看待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不讲道理，说的乱七八糟，前言不搭后语。后来我慢慢理解，最重要的还是理解他们的处境，得相信他的主体性，你才知道他为什么做这些事，知道他的内心是怎么样子。对那个小孩来讲，搭一班顺风车是不容易的，他就不需要去转车，会省钱，这对于他来说才是很重要的事情，你的采访算个毛呀？
比如说，我问他们能不能请一天假，他说绝对不可能。我们可能都理解不到，觉得你请一天假出来走一趟，有什么了不起的呢？但其实，他请一天假可能要扣三天的工资，甚至还会影响他的全勤奖。在厂里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你可能会得罪老板，得罪班长，会造成一系列的麻烦。
还有的时候，我和罗福兴待在一块儿的时候，有几个我的朋友也来玩。我们高谈阔论，就发现罗福兴很生气，因为他不知道我们说什么，他就会觉得被冷落。我们可能谈两千块钱买个什么小东西，三千块钱做个什么事情，我们说得跟玩似的，但其实说不定你也伤人自尊心，他也觉得你很装牛逼或者怎么样。
这也启发了我。后来当我意识到工厂这部分对这个片子的逻辑很重要后，我当时的思维就是说找工人征集，搞一个大赛。但罗福兴特别鄙视的看了我一眼，就说了两句话，一，不要押金，二，日赚千元不是梦。我们就以20-70元的价格，买到了工人自己拍的900多条视频，流水线的细节20元一条，工厂里的生活70元一条。
不过，实际上我们买了1000多条，里面有重复的。后来才发现其实有些工人也骗了我们，给我们发了重复的视频。我们当时都晕了，那么多流水线，看着都差不多，我们没注意，就付了两次钱。
其实可能大家没注意到，在片子里，有些工人发来一些招工的视频。我最难过的就是看见招工的时候要检查手，看你有没有残疾，要抓几下看你灵不灵活。我就有一种检查牲口的感觉，看看你牙口好不好。但工人们是习以为常的，觉得当然应该做这个事，你手不行怎么上流水线，打螺丝，全靠你的手指快。
那时候我已经到了广东石排。石排是现有的还有杀马特的地方。印象最深的就是那里随便到哪儿都是各种各样的工厂，我们习惯房子一楼应该是门店，商店，但石排的一楼也都是工厂，在一楼进车拉货。走在每一个巷子里都能闻到很深的机油味。
片子里有提到杀马特聚会的场合，一个公园和一个溜冰场。但杀马特们一直都在上班，我就趁着中秋和十一过去，只有那时候他们才有时间。在那里就感受到，除了杀马特还有很多普通工人，他们就坐在地上玩手机，要么看短视频，要么玩手机游戏，所有人都很沉默。杀马特还算里面相对有精神的一波人，他们会在公园里展示自己的头发，还会去溜冰，溜冰场有一个环形跑道，中间那一块是一个酒吧，溜累了就进去喝酒跳舞，里面消费挺便宜的，10元钱可以待一天。
等到所有素材都拍完了，我又经历了一个十分痛苦的过程。我先是剪了一个12分钟的短片，以罗福兴为线索串起来的，一个非常有视觉冲击的片子。但剪完之后我就意识到，纪录片里应该拍的恩怨情仇，那些现场的事，都拍不到。我们想象中的杀马特很精彩，其实他们过的也就是很平凡的工人的生活。
这个时候我就知道，如果用传统的办法，强结构，或者各种各样的介入都不对。我在四川美院就教录像艺术，教做短片，把片子做出刺激感，做出效果来，我这十几年天天看莫名其妙的影像，这不就是艺术最擅长的吗？
但是我觉得这东西不对，因为我觉得它遮蔽了最重要的东西，遮蔽了我一开始特别想知道的，杀马特从哪里来，杀马特在哪里？杀马特在干什么？他们为什么成为杀马特？为什么他们又不做杀马特了？我就觉得最重要的是让观众也能理解他们的主体性。那么好，我就干脆让他们自己跟观众说吧。
我就尝试用第一人称写了一首片尾曲。写完我大概就清楚怎么剪片子了，第一人称是最好的叙述方式。所以你一上来就会看到，杀马特的自述，加上各种各样的流水线短视频拼接。中间我也纠结，这意味着我得放弃我习惯的东西，一般纪录片不用第一人称，都会有导演的视角。但最后我全都放弃，因为这个片子最精彩的部分来自口述，来自采访，来自他们拍的素材，他们提供的各种各样的图片。
所以我就在想，其实真正精彩的不见得是形式，有时候是内容对吧？我们做艺术，知道在现代主义时期说，语言就是内容。其实后来有一句话叫，内容就是语言。所以我回到他们的故事，回到内容本身，这比我们想的那些形式、结构都重要。
最重要是得把这个事说清楚，得让大家知道审美和处境的关系。选择某种审美是因为你有某种处境，这种处境会构成你的审美。这两个东西它是互成因果。
而且，他们为什么会成为异端？异端的权利是什么？这种异端他真的就是异端吗？你理解这种异端吗？可能说不定，我们会引导好或者是我们能够去理解这种主体性，他也可以成为一个很牛逼的东西。美国有那种黑人的品牌牛仔裤或者是专门的黑人店，他们出来不是也很棒。为什么我们从来不去做这种事情？因为我们不理解这种主体性，我们也不尊重这种主体性，所以我们的时尚就变得特别的简单，我们的时尚就变成模仿，不断的模仿更有钱的人。
三
我其实不是职业导演，我一共就拍过三个电影，《淹没》，《乡村档案》，到《杀马特我爱你》是第三部。
我刚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时候，觉得拍电影是个特麻烦的事，要拉大国企来赞助，还要处理回扣，我搞不懂这些事情。后来我回到重庆的黄桷坪，回到了艺术圈子。那里原来是四川美院的老校区，一直是一个特别自由、宽松的地方，可以是有很市井的一面，比如街边卖着棒棒鸡，同时又有学生穿着最时尚的、最流行的东西在做当代艺术，在做莫名其妙的事情，它是一个特别混搭的地方。
回到重庆后，我的朋友们都在玩当代艺术。那时候我就看看朋友们怎么玩，我还没想好呢。当时正好碰到有一个中戏的朋友在重庆做一个片子的首映式，我们俩见面，他跟我说，现在有了数码技术，谁都可以当导演，自己买一个机器就能拍。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于是我就去买机器开始做。
以前拍电影太贵了，你去租一套机器，大机器又重又贵，一天一盘带子200块钱，一台机器几百块钱，人家还派一个人跟着，所以数码技术也是一次对个体的解放。我也更喜欢独立的创作，做电影其实更像是一个集体协作，我不太擅长，但纪录片很方便，带一个助手就能把这事办了。
2002年，我开始去三峡拍《淹没》，我其实是想知道农村在发生什么。我在那里看到了现代化的代价，看到了城乡关系的急剧变化。我就想我应该把城乡冲突这些事的根源找着。然后我去了农村，花了两年时间拍《乡村档案》。
这和我成长环境也有关系，上美院附中的时候，那时候乡土绘画特别流行，罗中立他们在国内地位很高，所以学校老拉我们到农村去。我们十五六七岁的时候老到最贫穷的地方去，大凉山、贵州的乌蒙山、四川的大巴山。后来就成习惯了，我老去这些地方，知道这个社会有多大的差距。比如我们在北京上海参加完一个展览，去很好的地方吃饭、住星级酒店，然后坐飞机飞到农村，你会看到一个像是200年前的社会。你会感到压力，你会感觉到这种差距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一直都没有离开过这个话题。除了电影，我同时也做教学，也做当代艺术。我2008年进入艺术圈子，也在往社会实践的方向走，比如和其他艺术家一起做了《一个人的社会》、《六环比五环多一环》。我总觉得，艺术是要和社会产生关系的。我们总是会产生特别简单化的认识，把当代艺术当成对西方的模仿，但是我更强调要回应自身的处境。不回应我们自身的处境，你其实是没有创造力的。
包括《杀马特我爱你》，我去年在时代美术馆先做了一次展览、放这个片子，然后一个由400台二手手机、廉价日用品、音频文件构成的装置。每个手机都在播放之前我从工人手里买来的视频。然后播放8个相对完整的杀马特的口述音频。视觉冲击还挺强的，这400只手机背后是一面玻璃墙，很高，19层，背后还是一个正在开发的城中村。
其实做这些事情，我就是想把这种遮蔽让大家看见，把我们日常生活中觉得最日常、最不起眼的那种遮蔽，被人看见。我觉得这在今天是特别紧迫和重要的。
（图片由受访者本人提供）
采访、撰文：李颖迪
编辑：杜强
原文刊载于《时尚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