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宽历史的视界》摘要和笔记（20201101）
在此一千年之理财专家无逾王安石。他的新法，以重新丈量田土作基点。以后广泛的使用货币。政府亦以剩余的储蓄贷款于农民，称“青苗钱”。再更以暂时不用之物资招商。换言之尽量使财政商业化和货币化，民间经济经过这段刺激，必更较前活跃。政府所订税率不变，在民间经济幅度提升的条件下，赋税总额亦必随着提升。在这情形中预计“不加税而国用自足”。可是这是以20世纪的经济思想，运行于11世纪的农村社会。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来，尤其参对西欧史，我们可以指出：
一、中国体制宗教性格浓厚。……中国皇帝为天子，其敕昭称圣旨，集司法立法行政大权于一身，对臣下有权利而无法律上之义务，又经常以仪礼代替行政，只对天负责。凡此都有极浓厚之宗教性格。其施政虽受人本主义之检束，但其最后决心，不容辩驳，有如自然法规之不容辩驳。
即仅此一条件亦足以阻碍现代金融经济之展开，尤不能容纳经济实体之称为资本主义者之成长。因兹项体制或实体均须鼓励全国经济因素概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其本身亦具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如前述遗传、破产、欺骗、假冒、监守自盗、违背契约、打捞船货权益等，如照商业习惯办理，则须平衡于各人之私利观，承认私人财产之不可侵犯，并不计较每一事件是否合乎伦理，其背后具有一个凡良心之事由各人自身做主之打算。（注：中国体制的宗教性格实质就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做了决定就是法律，有无法抗拒的执行力。）
二、从以上年终统计及相关联之资料看来可以窥见“朝代周期”之存在。
中国帝制期间朝代均由武力征服而产生，所以中国开国之主，凭借军事力量其御旨颁行较实切，亦经常均税。
但另一方面观测：因缺乏运转大宗商业之体系，无从提倡货币经济，亦无法投资。此际国力若有裕余，除征集以树立朝代之基础及规模外，亦无其他处理办法。以上可谓中国政治体系初期早熟而无从在社会经济方面突破，于是只有在屡次破坏后重建之彷徨。
三、从上述情形看来中国统御经理之优势至明清交替之间始不敌于西欧。
不仅15世纪西欧尚未表现其统御经理能力，可能超过明初中国，有如永乐帝财政税收数字之所示。即再百余年后，亦即应该都铎王朝盛时情形亦复如此。……所以中国失去其优势地位，应在1776年，亦即《原富》出版前百余年左右。
所谓资本主义之发展不仅由于绅商做主，而国家制度亦当彻底改组。尤以货币税收财政政策对动员全国资源最著影响。至于在经济中服务部门则又以法庭判案之效力为重。……所以说来说去，因其凡百咸具，而最好可以利用彭信威所提出之“货币文化”四字。以上整个更变，即可以货币文化整体改变视之。——“明《太宗实录》年终统计的再检讨”
这种组织，以一个新生农业社会作支柱，内中以绝大多数的小自耕农为主体，相对的不受魏晋南北朝以来巨家大室的垄断，也不受少数民族内王公大人等新贵族的掌握，才能够与民伊始。其统治的力量，也是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由土地平人文因素简单的地区向繁复的地区发展。所以唐宋帝国表现着一种扩充性，与明清帝国之带有保守性和收敛性相反。钱穆论唐朝，提及“政权无限止的解放”，“政府组织之无限止的扩大”，都是由于从一个简单而原始的核心组织，向各方伸展放大之所致。
九世纪之后，不仅中国本部人口的重心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的运转完成，而且外患的主要方向也由西北迁向东北，这中间天象与农业畜牧业的各种因素所产生的影响，还待专家开发启示。我们从已经知道的事实也可以判断，汉人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南北对峙，对中国以后几百年历史的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这当中一个重要的改变则是以后的少数民族能够控制华北的人口。
宋朝与少数民族的作战，胜多败少，不仅西夏与契丹所占领的土地不能归复，而且北宋亡于金，而南宋亡于元。以一个人口多、资源丰富、文化程度高的民族与国家，始终不能与外表为劣势的对手抗衡，是历史上一个值得检讨的问题。
这其间原因甚多。但是今日我们有了长时间远距离的经验，则可以概括的说，北宋与南宋，都已经进入一个“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局面。在什么情形之下一个国家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我这讲稿一开始就说及低层机构中，各因素要能互相交换。其所以能互相交换，是权利与义务相等，公平合法，不是由上级一纸指令行之。（注：这里面的问题一是因为两宋期间思想上的保守和内向，周敦颐、程颢程颐兄弟、朱熹、张载等学者宣扬理学，强调君子与小人之分，抹杀个人的私利，为专制皇权加强统治的基础；长于纪律，短于创造，很容易发展为传统思想的卫道士。另一方面是财政和税收无法实现商业化，因而中国的传统社会无法进入商业管理的阶段。传统的官僚政治，无法保障私人财产权益，司法与行政不分，县级官僚垄断了地方的行政和司法管理权，在公权力无法涉及的领域，则是依靠血缘宗法，由家族首长管理。管理体制的僵化，无法适应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一旦外敌入侵，无法有效的动员人民的力量，财政上又难以支撑长期的大规模的战争，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战败和覆亡。）——“从唐宋帝国到明清帝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