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为何?:在破碎世界中看到彼此(三)
今年四月,为了能够顺利答辩,学校通知我返校。
于是我开始了铁窗隔离生活。从四月十二号到毕业,近两个月没出校门。这段时间里,我自己一个人待在宿舍里隔离,每天除了修改那篇已经看了无数次的论文之外,就是用PS4来消磨时光。
按照原本的计划,我三四月份要返回吐鲁番做最后的补充调研。其中我迫切地想去一些村子再看一看,再收集一些资料。这些村子我称之为“收缩型村落”。
“收缩型村落”是一种非常非常委婉的说法。实际上,当下中国几乎所有的村子,都在收缩。人口的流失是真切的。
因而我关心的那些村子,更恰当的说法应当是“垂死型村落”。
在我的调研中,这类村子情况是最为糟糕的,它们人口一般不会超过百人,常住人口的平均年龄在60岁以上。也就是说,这类村子会在一代(至多两代)人之后消失。

在为当地政府提供的导则中,我们为这一类村落拟定了专门的措施。我们认为,政府应当给这一类村子提供一定的救济,着重在医疗关怀上。
至少要使这些村子能够得到紧急的医疗服务。简单来说,医疗点的乡村医生在接到求救后应当在黄金救护时间内能够抵达村子给予急救。这对于绿洲村落来说尤其困难。因为这些“垂死型村落”一般都位于沙漠的边缘。在反复调研后,我们折衷地把这个时间定为12分钟。
在实地调研中,我还发现,除了医疗救护,一些村子对于陪伴关怀人员也有着迫切的需求。这类村落如果不进行干预,孤寡老人的生活质量是极其令人担忧的。而作为建筑师,我能建议的也不过是增设一些活动空间。比如把某些废弃建筑改造成活动室,要求乡政府定期前来组织一些活动。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干预。


危房的评估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通过转移、置换和加固,至少要确保最基本的住房安全。
但事实上,我们能为这些村子争取的资源非常少。
五月初,我在空荡荡的教室里完成了毕业答辩。由于疫情,我们这一届只有很少的人进行线下答辩,而我就是其中之一。答辩过程非常顺利,我和老师们也进行了有益的讨论。
但不出我所料,在最后,还是有老师问出了那个我已经听了无数遍,耳朵已经磨出了茧子的问题:“这些村子都已经这样了,对它们投入资源还有没有意义。”
我调整好心情,转向这位老师,沉默了片刻。我在想自己是不是应该说出心里想的话。最后,我选择了一个折中方案。
我没有当着所有答辩专家的面说出想说的话,而是采用了非常客气的说辞打了个马虎眼,并以一句玩笑化解了好像有点尴尬的气氛。皆大欢喜,委员会主席宣布答辩通过,大家上台合影。
结束后,大家开始闲谈。我坐到了老师身边,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在新疆三年,其中做农村也就两年多。两年多的时间里有无数人问过“做这件事到底有没有意义”。面对这个问题,我必须坦白地说,我不知道如何回答。而当我实在不耐烦的时候,我会这么说:
你觉得我们活着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最终不过还是要死的。我们研究吐鲁番还有什么意义呢?按照现在地下水下降的速度,盆地里的绿洲最多也就只剩下几百年寿命罢了。
我是喜欢读历史的人,历史告诉我。再强大的国家也会衰亡,无比蓬勃的文明也会失落,就连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最终有一天也会湮灭掉。请告诉我,这一切的意义是什么呢?如果你不去追问这些,又何苦来问我帮助即将衰亡的村子维持最后一点尊严有什么意义。
这些村子虽然垂死,但至少还有几十人在,还有十几年要活。这些人也是国民,而政府当然有义务给他们救济。况且我们争取的资源已经极限压缩了。而事实上,我们的社会对数千万空巢老人的态度就是放弃。他们发不出任何声音,他们无法反抗,放弃他们没有经济和政治上的代价。所以我们的社会选择了理性:把他们放弃。
这合理吗?这似乎是一个合乎理性的手段。没错,老人们已经没了未来,孩子们还要长大。所以放弃老人,把资源(虽然也不多)腾给留守儿童。这个决策我们似乎都能认同。但是当你走进那个村子,看着老人们的眼睛的时候,你可以做出这个决定吗?你真的可以决定放弃谁吗?
老人,在我们这个现代社会,是一个隐喻。他们代表着“注定消亡”的东西。比如传统民居,比如农村。以理性为根基的现代社会认为放弃它们是合理的。
直到我毕业的时候,也就是几个月之前,我在心底里其实也相信这种放弃是合理的。我把我的工作解释为感性的冲动,一种西西弗斯式的反抗,或是一种安抚良心的手段。所以我会说出上面那番话。
但我隐隐已经意识到什么东西不对劲。我对现代性,对理性的信念开始动摇了。
在这样一个系统中,我们追求的效率,以及这些看似理所应当的牺牲,正是对工具理性的迷信。当一个人在我面前问我“意义为何”时,我意识到这种看似理性的陈词滥调正在侵蚀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在那一瞬间,一些我从来看不懂的书的片段在我脑海中开始浮现:现代性的危机,工具理性的泛滥,等等。
在农村工作的这三年里,我从来不敢追问自己做这些事的意义。因为按照现代社会工具理性的逻辑,在农村投入资源是没有意义的,为民居投入资源也是没有意义的。当我贴近农村,站在具体的人身边,我却又发现自己很难不去行动。所以这逼着我必须去质疑现代性,必须质疑它的底层逻辑。因此,我几乎是在无意之间,开始了对现代性的反思。从那时起,于我而言一次新的转向就开始了。
我生在东南沿海的小康之家,但对大城市却有一种天生的恐惧。我长这么大,从未去过北京。而第一次到上海时,我已经二十三岁了。所以当我决定毕业后到上海工作时,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种恐慌之中。我几乎是整天念念有词:“害怕到了上海之后会被消磨掉。”
什么叫“消磨掉”?我想每一个生活在城市里的人都不会陌生。
对城市生活的反思早就开始了。无尽的加班996,枯燥而没有价值的工作,被金钱物化的人际关系。我们从未像现在这么清晰地感知到消费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面夹击。而这两样东西,和现代社会是紧紧绑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有反思现代性的种子。
农村所面临的问题不单单是衰变和消亡,它的另一个敌人就在城市中。
我在第一篇文章里提到,在很早之前我就意识到民居、农村这些东西身上有一种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本身就是一个与现代性对抗的要素。民居和农村的消亡,是多样性和可能性的消亡;同时又是确定性的胜利,是一个把一切统一化、标准化的强大理性机器的胜利。
但我们必须要想清楚,那种统一的、标准化的、一模一样的、没有丝毫生气的生活究竟是不是我们想要的。当那种异化我们的力量推到了极致,我们将要面对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来到上海的第一个月,我常常梦到自己在农村的工作和生活。当我看了新出的美剧《美丽新世界》之后,我的梦变了。在那一刻,过去的记忆似乎勾连在了一起,我带着一身冷汗惊醒。第一次,我意识到那些书里的概念离我原来这么近。第一次,未来的图景在我面前崩塌。
农村在消费主义社会中已经成为了一个符号。去看看城市中的人们对农村是怎么想象的吧:美好的田园风光,干净而无污染的食物,猎奇的风俗和仪式,一切都可以标上价格给人体验。把不好的部分去掉,把光鲜的部分留下,一切都可以被消费。因而《美丽新世界》中,看到剧中的主角抵达“荒蛮世界”度假时,我的心中在轰鸣。
豆瓣上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大家常常笑称我是个小天使,无论发生什么,都要乐乐呵呵,都要对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我常常疲于解释这种乐观的来源,因此总是说:“大概是傻瓜的血脉使然吧。”
我们真的失败了吗?还没有。剧中只是一个可能的未来图景。
我自己对现代性的反思是非常非常肤浅的,还只是刚刚开始。我是一个读哲学书读不过三页的人,正如上一篇文章所说,我的认识远远落后于实践。但在上百年前,从尼采、海德格尔到福柯,从马克思到法兰克福学派,人们早就展开了反思。 有反思就有希望,虽然前路并不清楚。
我自己也没有答案,但我为自己找到了一条出路。它仍旧来自我的研究对象:吐鲁番和坎儿井村落。
吐鲁番盆地是一片戈壁荒漠,这里是世界上最干旱的地方之一,年降水量只有区区14毫米。人们之所以能在这里生活,是依靠挖掘坎儿井从盆地边缘引水。一个坎儿井只能围出很小一片绿洲。小小的一片绿洲,一阵风沙吹来就能将其淹没。但吐鲁番人在沙漠中挖了1237条坎儿井,用这些坎儿井把吐鲁番围成了一大片绿洲。
整整两年里,我和我的导师就穿行在这些绿洲之间。托克逊的三百多条坎儿井,给我一张谷歌地图,我能从最北面到最南面一个一个给你说出它们的名字。

在这些地方,看到了什么?我看到即便是在最残破的村子里,人们也还没有放弃对生活的热爱和向往。在几近成为废墟的村子里,人们燃起篝火,翩翩起舞。“废墟里的舞蹈”从此成为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意向。


上一篇文章中,那个破败村子的水源,来自库木塔格沙漠下的雪山沉积水。我的老师带着我前去勘探时,指着沙漠中的竖井对我说:“沙漠之下有水源,苦难的深处有希望。”
如果说我在新疆学到了什么,那就是知道了有这么一群人,在最深的苦难中仍旧认真生活。他们明知生活的真相或许就是一片荒芜,但他们仍然选择挖出来一条坎儿井,围成一小片绿洲,在其中起舞,歌唱生活。或许生活没有一个终极答案和出路,或许终点就是一片虚无,但人们仍旧能在过程中获得尊严。
我想这就是我工作的意义。因为我相信在破碎世界中,人们能看到彼此,团结起来;我相信认真地生活,能获得过程中的尊严;我相信思考的力量,能带我向着未知的世界勇敢前进。
这是系列的最后一篇,是我对读研三年的记录和总结。感谢读到这里的朋友,听完我琐碎的呓语。祝你能有尽兴多彩的一生。
其余两篇:
文后附上一段视频,这是一年前吐鲁番的一个夜晚,我看见人们唱起歌,歌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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