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周凡 |《卡斯托里亚迪斯：世界左翼的“批判良心”》笔记

1922年出生，1997年去世，享年75岁。法国《世界报》称他是当代法国的“精神泰坦”。 1942年加入希腊最左翼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面临来自法西斯主义者和希腊共产党的双重威胁。 1944希腊共产党发动政变，他得到了法国的奖学金攻读博士学位离开得以避开。1945年离开希腊前往巴黎，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聘用，成为一位经济学家工作。 巴黎：第四国际成立，聚集了一批被托洛茨基主义所吸引的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和流亡的外国志士。 卡斯托里亚迪斯加入法国的托派，逐渐形成激进自由意志主义的反斯大林主义思想。 他分析过东方与西方的“官僚资本主义”，划分出西方“零碎”形式的官僚资本主义和东方“整体与极权主义”形式的官僚资本主义。后者在斯大林政权之下达到顶峰。 1948，苏联开除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国家出共产党情报局，引起争议。卡斯托里亚迪斯因多数派“无条件保卫苏联”反对第四国际。 卡斯托里亚迪斯于少数类似思想的分子创建了新团体，“社会主义或野蛮”，起初攻击斯大林主义，现在从托派分离出的激进分子借用它还讽刺托洛茨基主义，被赋予更多意义。 “社会主义或野蛮”企图区别马列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且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有一个作为领导的党来统治工人阶级，而是意味着工人对生产和社会的直接管理。 195，卡斯托里亚迪斯对官僚政治的激烈批判和对工人自制的强调。放弃列宁的政党理论。 托洛茨基：斯大林的官僚体制不过是由个人性格和作风造成的偶然现象。 卡斯托里亚迪斯：1917十月革命不仅形成了一个蜕化变质的工人国家，也形成了一个新的特权集团，一个新的特权阶级，它比所谓自由世界的资产阶级更具有剥削性和压迫性。“马克思主义”在苏联不是真理的代名词，也不是一种真诚的信仰，它只不过是新统治阶级组织自己利益的一种手段，或者说他不过是官僚阶层的政治话语。无论是斯大林主义还是列宁主义都强调党对工人的优越地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尊重工人自己的意愿和自主性。 1958年“社会主义或野蛮”第一次分裂： 作为团体强调自治理念，使它本身陷入组织-自治的两难困境 是否支持阿尔及利亚解放事业的具体问题： 1、阿尔及利亚人民有权争取自己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一切反对殖民统治与政治压迫的正义之士都应该坚定地站在阿尔及利亚解放事业一边 2、阿尔及利亚觉得独立斗争并不趋向建立工人的自治与民主，它势必要造成一个军事官僚政权控制的新的阶级社会。无法支持将来要堕落为统治者与压迫者的“阿尔及利亚解放战线”，显然有悖于自己的宗旨与原则。 结果：创始人之一克洛德·勒福尔离开该团体，后来与其他人一起建立了工人情报联络会（ILO） 1959年，卡斯托里亚迪斯提出许多颇具代表性的议题供成员讨论，这些论题以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激进的左翼知识分子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治适用性的动摇与怀疑。 论题： 1、无产阶级除生产外已不再像是“有自己的目的的阶级”，革命运动不能指望从围绕经济权益、由“工人官僚”控制的斗争中取得收获； 2、当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达到了“充分就业”，劳动力问题就不再是核心的问题； 3、“官僚作风的政治”生活只能使“人民”对政治生活的漠然； 4、工会已变成“体制的工具”； 5、资本主义已成功地控制了经济活动，并防止重大危机的发生。 1960卡斯托里亚迪斯写了《现代资本主义与革命》 尝试对上述分体进行分析，并激烈批判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对无产阶级的特殊历史作用等重大问题提出了激烈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并进而发展到斯大林主义绝非偶然；无论马克思最初的意愿如何，从一开始就在他的理论中播下了导致这一结局的种子。” 1963年“社会主义或野蛮”第二次分裂： 一方以卡斯托里亚迪斯为核心，保留期刊组织名称改为“趋势” 一方则由坚定的！“老马克思主义者”（比如苏伊里）以及立场摇摆不定但又不信任“趋势”的成员（利奥塔）组成，这个小组致力于建立无产阶级组织，出版杂志《工人权力》。 1965年停刊。 最后五期刊载了卡斯托里亚迪斯长篇论文《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蜕变为僵化的压迫性意识形态，它与各种新的社会运动和反抗不合理的社会体制的斗争相脱离甚至格格不入。 左翼分子必须“在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者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抉择”，可斯托里亚迪斯选择了后者。 1967，改名后的“社会主义或野蛮”彻底解体。 1968年，被称为结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的思想家，如拉康、阿尔都塞、福柯，对于当时的学生运动都持一种相当保守的态度。但卡迪托里亚迪斯积极支持，是精神领袖和思想先锋。 1968，喷漆标语：一切权力归于想象。 1970名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的职位退了下来。获得法国公民权，结束流亡。 1973，卡斯托里亚迪斯《工人运动的历史问题》，“五月风暴”（学生运动）标志着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特殊的历史中心地位的彻底终结。正式开始精神分析训练。 出版《官僚社会》 1974，成为为精神分析师，出版《工人运动的经验》 1975，《社会的想象建制》，对社会-历史领域的特征以及社会-历史领域与个体、语言、自然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卓越而深远的剖析，阐发一种以“想象”、“自主”与“创造”为核心观念的社会、政治理论。相互作用又不可规约的两级被他命名为“激进想象”（radical imaginary）。 （社会是通过创造“社会的想象性意义”而自我建构起来的。因此， 社会的同一性既不是上帝的预先筹划，亦非理性逻辑的强制，更不是一种必然性规律的显现，此同一性根本上取决于偶然性的“社会的想像性意义”的创造活动。把激进想像与同一性的形成勾连起来，这本身就是对理性主义宰制之下的历史必然性逻辑的一种强有力的消解。） （正是在此意义上，卡斯托里亚迪斯的想像理论与拉克劳、墨菲的激进民主政治规划具有一种显而易见的共通之处。正缘乎此，奥杰利(Chansy Ojeili)认为:“卡斯托里亚迪斯的贡献可以通过把他放置于拉克劳与墨菲所表述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替代之中而得到恰如其分的定位，因为卡斯托里亚迪斯和“拉、墨”一样拒斥寻求社会主义规划中基础主义的合法性企图。） 奠定了卡斯托里亚迪斯作为当代欧洲第一流思想家的崇高地位。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对卡氏关于想象的阐释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78，出版《迷宫中的十字路口》。将从亲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结集出版：《社会主义的内容》《现代资本主义与革命》《法国社会》。从“蛰伏”到声名大噪。 1979，被聘为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研究室主任 晚年向哲学自觉回归。沃尔特（Nicolas Walter）将他的学术经历形象概括为从“隐”到“明”再到“晦”。 1980，出版《战争之前》 1986，出版哲学论文集《人的领域》，将以创造想象为核心的理论提升到纯粹哲学的高度。“创造本体论” 1994，《基本想象与社会建构性想象》 （卡斯托里亚迪斯晚年哲学思考的另一主题是自主(或自治、自律) (autonomy) 问题。他一贯主张，自主不仅是道德的首要问题，同时也是政治的核心。他早年所鼓吹的“工人自我管理”、中年极力阐发的“社会的自我建构”似乎都凝聚、沉积在他晚年关于自主概念的哲学反思之中。） （他对古希腊古典时代的民主政治怀有一种特殊的追念与推崇，在他看来，古典时代雅典的民主政治所开启的自治理念不仅是整个人类最具分量的精神遗产，而且对于正失去“民主想像”能力的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它既具有激进批判的巨大潜能，同时也是一种承载着解放信念与自由之希望的建构性力量。） （正是由于拥有这样一种激进自主观念，卡斯托里亚迪斯从不屈从于已经异化了的组织，从不向任何威权主义妥协，他既无情批判斯大林主义对民主与自由的毒害，同时又对资本主义的代议制民主给予最为猛烈的抨击。） 1996，《无意义之物的升值》，《破碎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