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认知！自下而上的演变，才是发展的强大动力

为什么人们常说的“世风日下”，只是一种不准确的怀旧情绪？为什么“原生家庭”的养育，对你的性格形成并没那么重要？

其实，几乎所有人类文化的改变和发展，都是渐进的、增量的、无预定方向的、自然发生的，并且受种种竞争理念自然选择的推动。万事万物，皆出自演变，它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演变的观点不仅仅适用于生物学，而且适用于解释几乎所有人类活动。阅读本文，《自下而上》中文版译者、资深翻译工作者闾佳老师透过一些典型现象展开了一番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的讨论。

一篇略烧脑但很有趣的科普文章，以下，Enjoy：

作者：闾佳

来源：华章管理（ID:hzbook_gl）

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的思想，把世界分成两大类：人设计和制作的东西，以及不来自命令且并无功能的自然现象。

下大雨，这是自然现象；你遮风挡雨、保持干燥的伞，是人类行为与人类设计的结果；但促成本地商店卖给你伞的系统，或是伞这个词本身，又或者要求你把伞侧向一边，好留出路来让别的行人通过的礼仪规矩，属于什么范畴呢？

这些——市场、语言、习俗——都是人造事物，但它们无一来自人的设计。

它们全都是计划之外自然发生的，它们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而非出于人类的设计，它们是演变出来的现象，但我们没有一个合适的词汇来形容这一类的现象。

万事万物，出自演变；它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演变是理解人类世界和自然世界如何变化的最佳途径；几乎所有人类文化的改变和发展，都是渐进的、增量的、无预定方向的、自然发生的，并且受种种竞争理念自然选择的推动。

而且，演变观点不仅仅适用于生物学，而且适用于解释几乎所有人类活动。

现在，我们这里就对一些典型的此类现象做一番讨论。 01 道德的演变：为什么“世风日下”只是一种不准确的怀旧情绪…… 传统观点认为道德是圣人、古人、神明的教化。西方文明认为，道德是上帝传下来的金科玉律。到了十八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也就是市场经济是“无形之手”的创作者，写了一本书，叫《道德情操论》。他提出：

道德跟教导的关系不大，更跟理性毫无关系，而是源自人们从小到大在社会中成长，头脑里产生的互惠交换概念。 故此，道德，是人类本性的某个方面回应社会环境自然而然带来的结果。

按照斯密的观点，道德是一种自发形成的现象，人在社会中寻找心心相通的愉悦，自行决定道德准则，接着道德家们再观察、记录这些约定俗成的惯例，反过来又以从上至下的方式将之教导给人们。

基本上，斯密的意思是，告诉你应该怎样行事的牧师，他的道德准则其实来自观察真正有道德的人怎么做。

举个例子好了。

比如女性的独立。这几年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一些关于女性独立的话题，并且围绕这些话题引发了强烈的争议。 前一段时间，有位文人说，没有年轻女性作陪的聚会，食之乏味（大意如此）。引发了几乎所有女性的强烈不满，认为这物化了女性。又比如一位民谣歌手唱“30岁的女人，光芒和激情已被岁月打磨”，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不管是这种所谓的“文人雅趣”，还是这种民谣歌手对青年女性的乏味想象，再早20年，大家司空见惯，报纸、杂志、书籍里非常地多，完全不会引发争议。 现在之所以引发争议，一方面，当然是因为社会还不够进步，所以才存在这样一些观念，另一方面，也恰恰说明社会在进步，有相当多的人已经不能接受这样的观念了。 我们可以从这些思想观念的交锋里，很明显地体会到整个社会观念正在发生的变化。这样的改变，不是来自某些道德领袖或委员会的规定（至少主要原因不在于此）。相反，普通人之间的道德磋商，逐渐改变了社会上的普遍观点，而道德教师们反映了这些一路上发生的变化。毫不夸张的说，道德在演变。

另一位著名科普作家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哈佛大学讨论社会走向宽容、远离暴力的演变。其实这里也存在一次迷人的汇聚。平克的看法实际上和斯密很接近，认为道德是随着时间而发展壮大的。

说得直白些吧，按照斯密的解释，在暴力的普鲁士中世纪社会里成长起来的孩子，通过试错培养出来的道德准则，必定与如今在和平的德国郊区长大的孩子截然不同。

在中世纪的人眼里，为了捍卫自己或自己城邦的荣誉而杀人，是符合道德的；但今天的人则认为，拒绝吃肉、为慈善事业慷慨解囊符合道德，而出于任何理由（尤其是为了荣誉）杀人则惊人地不道德。

本着斯密的道德演变观，很容易看出道德是相对的，会根据不同社会所处的不同节点而演变，而这正是平克要证明的事情。

再比如说，在咱们中国，80年代长大的孩子，和95年甚至2000年长大的孩子相比，后者要温和得多，没有太强烈的攻击性。

平克的书《人性中的善良天使》（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记录了最近几百年暴力行为惊人的持续减少。在我们刚过去的10年里，全球战争死亡率创下了史上最低。

我们的杀人率，在西方大多数国家，比中世纪减少了99%；我们看到的种族、性别、家庭、肉体、资本及其他暴力形式全面撤退；从前视为常态的歧视和偏见，如今变成了可耻行为；我们反对任何以暴力取乐的做法，哪怕是对动物也不行。倒不是说暴力消失了；但平克记录的衰退非常明显，而我们对暴力的恐惧还在，意味着这种衰退还将持续下去。

今天我们视为正常的一些事情，我们的子孙会大感惊讶。随着人们变得更为城市化、住得拥挤、更接受资本主义、更世俗化，“文明的进程”剧烈地改变了欧洲人自中世纪以来的习惯。

但这些比较文雅的习惯，是怎么培养起来的呢？我们会以羞耻感的形式，把违背这些规则的惩罚（以及对更严重暴力行为的惩罚）内在化。

也就是说，一如亚当·斯密所称，我们借助一位不偏不倚的旁观者，并且，随着他越发的挑剔，我们在人生中越来越早地学会从他的视角看问题。

但为什么会这样呢？学者们提出了两个主要的原因：政府和商贸。

随着政府权力日渐集中到国王及朝廷手里，地方军阀失宠，人们也不能再像战士一般行事，而必须要表现得像是朝臣。这就是说，不光要减少暴力，还要更加有教养。“利维坦”（国家）强行维持和平，以求有更多年富力强的农民纳税。报复杀人变成了国家一级的犯罪，要遭受惩罚；它不再是私人之间血债血偿的恩怨。

与此同时，商贸令人们重视起在交易中获得陌生人信任的机会。

随着陌生人之间的金钱互动越来越多，人们越来越多地把邻居想成是潜在的生意伙伴，而不是潜在的猎物。杀死店主毫无意义。故此，同理心、自我控制和道德成为第二天性，尽管道德始终是一把双刃剑，贯穿历史，它既能防止暴力，也很容易引发暴力。 2600年前，老子就理解了这一点：“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就贸易抚慰人类暴力、不宽容和仇恨的作用，孟德斯鸠说过，这是甜蜜的商业活动。过去几个世纪的历史，充分证明了他的正确性。社会越是走向富裕，以市场为导向，人们的行为就越是友好。

想想1600年之后的荷兰人，1800年之后的瑞典人，1945年之后的日本人和德国人，还有1978年之后的中国人。19世纪的长期和平，正好与自由贸易的发展相对应。20世纪上半叶震撼世界的暴力癫狂，则与贸易保护主义相对应。商业蓬勃发展的国家远比压抑商业活动的国家暴力行为要少。

说回我们国家的情况。有一种很常见的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以后，世风日下，道德败坏。可是，从生活中很多小事上，我们可以观察到，越是年轻一代的人，越是懂得礼貌。

比如，我们的父母那一代人，在公共场合说法往往非常大声，不太顾及他人，但是90后的青年人，这种行为相对就比较少见。如果有人这么做了，他平辈的朋友，说不定还会劝阻。至于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行为，年轻人身上也比较少见。

这恰恰说明，随着商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道德在逐渐内化。

02 性格的演变：为什么“原生家庭”的养育，对你的性格形成没那么重要？

近年来，“原生家庭”决定性格的说法越演越烈，认为人成年后遇到的很多性格问题，都来自原生家庭。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现象，20世纪60年代，欧美等发达国家也是这么认为的。

当时的心理学还完全受制于传统观念：父母塑造了孩子的性格，孩子之间的差异是父母导致的；唯一的问题就是怎样塑造。一个又一个实验用狂欢般的准确性，展示孩子与父母相似的地方（无论好坏），还断言，人是他人，尤其是父母言行的产物。

比方说，有一篇典型的研究考察了儿童的情绪表达，发现，能自由表达的家长有着能自由表达的孩子，而沉默寡言的家长有着沉默寡言的孩子。 该研究的作者认为，这表明了“情绪的社会化。”他们甚至没有讨论遗传的可能性：也即家长和孩子双方沉默寡言的天生倾向。

这是20世纪“白纸说”大教条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你脑袋里的几乎一切东西，都来自外界，不光你的语言、你的宗教、你的记忆，还有你的性格，你的智力、你的性取向、你付出爱的能力，莫不如此。

这一教条在20世纪下半叶势不可挡，横扫心理学、人类学、生物学、政治学，以及其他所有人文科学的边边角角。

无论你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信徒，还是B·F·斯金纳行为主义的追随者，不管你强调的是文化还是饮食，你都属于这一教派：人是其他影响因素的产物。他们的个性和能力是有影响力的他者铭刻在其思想处女地上的。

当时，人们不光认为这一概念在知识上正确，在道义上也是正确的：这意味着，人不会因为遗传的不公正遭受谴责。政策也越来越多地建立在人类本性白板说上。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19世纪及20世纪初基因决定论（当时有些人把一切都归咎于遗传，尤其是不同种族之间的文化差异）的逆势而动。问题在于，新教条取而代之以环境决定论，同样是对人权的践踏。（中国也曾有过“出身论”，认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

到了20世纪60年代，把所有事情都归咎于家长和早期影响的倾向，发展到了极端荒唐的地步—— 电影和小说经常把童年创伤解释成个性的唯一原因。同性恋是因为有凶狠的父亲；自闭症来自冷漠的母亲；诵读困难症的源头是糟糕的教师。

科学家明明发现了存在突变行为（而不是突变的解剖结构）的果蝇，却被驳斥说，这根本不可能，因为行为并不写在果蝇的基因里。

相关的书籍也都起着符合这套教条的名字，比如《不在我们的基因里》（Not in Our Genes），就好像DNA压根不相干。如果科学家主张，部分智力或许和遗传相关，或者男性女性在思想上的差异，就跟身体差异一样，始终存在，就会遭到诋毁。如果你主张基因对行为有哪怕一丁点的影响，你就会被当成给纳粹铺路的无情宿命论者。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白纸说教条征服了几乎整个人文科学，每当学术界的角落里冒出一星半点不同意见，立刻会遭扑灭。

但不同意见最终还是爆发了。

首先，在动物行为学中，本能会带来极其复杂的行为，相关的证据铺天盖地，学生们根本不可能视而不见。布谷鸟的雏鸟没见过父母，也知道怎样把宿主的蛋扔出鸟巢，迁徙回非洲，回家，唱歌，选择要受害的倒霉宿主，重新开始整个循环。

一些动物学家开始发问，为什么其他动物就享受着经大规模自然选择试错千锤百炼出来的直觉，人类却只能靠唯一的特质导师来填补自己空白的头脑。

遗传学家们逐渐注意到，分开寄养的双胞胎常常有着极度相似的智力和性格，而同一家庭收养的不同孩子，却差异极大。

20世纪70年代，我还在当学生的时候，这一类的试探性提议（也即人类行为存在天生因素），莫不遭到白纸说教条捍卫者们的蔑视和愤慨。先天与后天、遗传与培养主题成了当时的导火索（和今天的气候学类似），每当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就会被呵斥为极端分子：你怎么敢说这一切都来自基因！你肯定多多少少在同情纳粹！

来自双胞胎研究的证据似乎表明，基因在决定性格上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来自进化心理学的证据似乎表明，人类思想的普遍特点符合进化上的意义；来自人类学的证据表明，“传统社会里抚养孩子的做法，跟现在推荐的‘家长提建议’方式没有一点相同的地方，但孩子也平平安安地长大了。”哈里斯已经跟人共同撰写了该教科书的三个版本，均基于父母创造孩子个性的假设，但她开始注意到，证据根本不支持这一理论。

孩子的个性确实倾向于跟父母类似，但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跟父母有着相同的基因。所有的实验都并未排除这一可能性，只是假设它不存在。同一家族中兄弟姐妹之间的差别，与“父母灌输每一个孩子的个性”概念似乎有着系统上的不相容。每当研究采用了控制家庭之间遗传差异的方法，就会发现，家庭环境和父母育儿风格并不能塑造孩子的个性。

有了后天教养假说，在孩子变坏的时候，反而谴责家长，让不少人深感愧疚和羞耻。没有证据能说明，教育家、心理学家和问答专栏作家们提出的所有育儿建议会给孩子成年后的性格造成明显差异。

残忍地对待孩子、忽视孩子当然是坏事，但那是因为它对孩子无情，而不是因为它带给了孩子不同的个性。家长当然是关键，但那是因为他们提供的关心和爱护，而不在于他们是人与人之间性格差异的原因。没有家长会造成差异；但不同的养育风格却不会。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来自行为遗传学研究的证据始终汇聚到同一条信息上：性格差异大致有一半形成于基因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另一半则由其他的东西塑造，但家庭环境完全不包括在这所谓的“其他东西”当中。同一个家庭收养的两个孩子，并不比不同家庭收养的孩子更相似。同一个家庭收养的同卵双胞胎，也并不比不同家庭收养的同卵双胞胎更相似。

儿童发展文献一次次地假设父母行为和孩子行为的相关性意味着因果关系（举例来说，好虐待的父亲会造就好虐待的儿子），但却从未检测过基因的解释。父亲的虐待倾向很可能通过基因遗传给儿子。女儿的善良或许遗传自母亲的相同特质，而不是一种学习获得的习惯。家庭破裂或许并不会导致孩子的反社会倾向；相反，父母和孩子共同的内因才是关键：也就是说，孩子遗传了父母的反社会倾向。孩子们的性格，主要来自内部。

那么，这里真正有趣的谜题出现了：并不由基因直接或间接带来的50%的个性差异，其成因到底是什么？

这种差异真正奇怪的地方在于，不管是同卵双胞胎、同胞兄弟姐妹还是收养的孩子，差异都同样大。换句话说，同卵双胞胎比同胞兄弟姐妹更相像，同胞兄弟姐妹比同一个家庭里收养的孩子更相像，但这仅仅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基因。

对遗传因素做了校正后，同卵双胞胎出现的性格差异，跟兄弟姐妹之间，跟收养的孩子之间一样大。导致兄弟姐妹之间非遗传差异的原因，不管是什么，同样作用于同卵双胞胎之间。哪怕连体婴儿也有所不同：通常而言，其中一个会比另一个更外向更健谈。就算一个人的同卵双胞胎患有精神分裂症，但这个人本人的患病概率也仅为48%。

如果不是父母，这些庞大的非遗传差异的源头在哪里呢？有5种可能最大的“候选因素，”但学者又逐一把它们驳回了。不明原因的性格差异无法用家庭环境来解释：一旦对遗传相似性加以校正，家庭的影响就减小到了零。它们也不能用基因与遗传的互动（家长因孩子的遗传倾向给予不同地对待）来解释。概率似乎也不适合买这笔单。家庭内部的不同环境，尤其是出生顺序，也无法用来解释。 声称找到了出生顺序造成一致影响的唯一一项大规模研究，竟然是只是用了未公布的数据支撑自己的主张。基因-环境相关性成了最后一位候选人：聪明的孩子往往多读书，有吸引力的孩子往往会吸引更多的关注，等等。当然，这种情况的确存在，但它是一种间接的遗传效应，属于那一半由基因间接或直接带来的个性差异。它并不是这里需要进行解释的部分。

最后，有学者提出的解释是，性格差异，来自人的内在阐释。随着人类走向成熟，发展出了特定的社会系统：要社会化，要建立关系，要追求地位、认可地位。社会化指的是学习怎样融入同龄的其他人当中。

儿童是从同龄人身上获得习惯、口音、偏爱的语言和大部分文化知识的。他们要花大量的时间学习跟同龄人保持类似。然而，在构建关系时，他们还要学习区别不同人之间的差异，用不同的行为对待不同的人。

到了青春期，孩子们开始评估自己在同龄人群体内的相对地位。就男性而言，这基本上意味着弄清楚自己有多高、有多强壮、有多霸气，并相应地调整自己的雄心和个性。

经济学界有个好玩的发现，贯穿整个职业生涯，个子更高的男人挣更多的钱，但这个身高指的是他16岁的身高，而非30岁的身高，16岁时的身高是预测男性收入最准确的指标。其他研究指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16岁是男性判断自己的地位、并相应塑造自己个性的时期。

故此，雇主奖励的是员工源自中学时代身为高大强壮橄榄球员而获得的自信和雄心，而不是员工此时此刻来求职时的身高。女性主要会根据相对吸引力来判断自己的地位，她们也会根据别人怎样评价自己来判断自己的吸引力。

故此，男女两性都有部分性格来自青春期的塑造，这种塑造的基础是你认为自己在同龄人中的相对地位有多高。也就是说，她认为，这有可能是非直接间接遗传相关性格差异的原因。

这种解释的妙处在于它能很好地解释同卵双胞胎。同卵双胞胎在身高或身体吸引力上的差别很小，但彼此之间的性格大多迥然有别，外人能迅速地察觉这一点，并加以强化。“我们怎么分辨他们呢？老大更健谈。”就连连体双胞胎，人们也会近乎随意地断定谁更有主见。

总有一个比另一个更自信些，这一差异通过他人的判断，不断得到肯定并发展。正如哈里斯所说，地位系统“能够产生于基因差异无关的个性差异。”你或许不喜欢哈里斯对地位的强调，但这一解释来自个体之内，立足于当事人对周围环境的解读，基本上是说得通的。你的个性就是你的；你不是他人创造的产物。自然选择保证了一点：洗脑没那么容易。是时候不再把一切都归咎或归功于养育了。

父母塑造孩子个性的概念太过根深蒂固，仍然保障了许多心理分析师的生计，对它发起的任何挑战，势必会遭遇大量的阻力。然而，证据愈发清晰：性格差异由基因和随机影响组合决定，而不是由父母决定。

弗洛伊德式分析的核心前提（也即童年事件是成年后心理问题的成因），迄今为止根本没有站得住脚的证据支持。畅谈童年经历有治疗价值的观点，证据并不支持。

要记住，20世纪初期，所有给家长的建议都强调纪律；而到了后半叶，所有的建议都强调纵容。然而，绝对没有证据可证明，因为这种态度转变，导致了西方世界人类性格的大转变。由于人希望能对自己的行为和倾向有所作为，就认为必须有个可归咎的主体。

教养假设得到了许多因素的助力（担心纳粹优生学回归，卢梭式理想主义，马克思、弗洛伊德和涂尔干的教条），但这一诉求的根源来自于认为要有人负责的需求。可惜事实恰恰相反，性格源自内部，是对环境的反应——从非常字面的意义上说，性格出于演变。

男女之间的行为性别差异，来自先天还是后天？作者举了几个乍看起来政治不正确的例子，来说明基因的重要性。

人类行为性别差异的起源，来自各种各样对天赋与文化的错误理解。我们的文化坚持不懈地强化性别成见：小男孩喜欢玩卡车，小女孩喜欢玩洋娃娃。玩具商店分为粉红色女孩货架和男孩蓝色货架，迎合成年人乐于以传统方式看待男孩女孩有不同的心态。这得罪了许多女权主义者，他们认为，这些性别差异的根源就在于主流文化将之强加给了孩子。但他们把因果关系弄混了。

家长给男孩买卡车、给女孩买洋娃娃，不是因为他们受性别霸权所局限，而是因为经验告诉他们，孩子就想要这个。一次次的实验都证明，如果可以选择，不管先前有什么样的经历，女孩总是会跟洋娃娃玩，男孩总是跟卡车玩。大多数家长乐于强化性别差异，但并没有兴趣从头培养性别差异。 21世纪初，行为学家梅丽莎·海因斯（Melissa Hines）解释了雄性和雌性猴子身上也存在同样的偏好，把学界彻底闹了个鸡犬不宁。如果能选，雌猴会和洋娃娃玩，雄猴和卡车玩。这个实验招来了其他心理学家的愤怒和批评，他们决心给它找出毛病来。但对不同种的猴子进行重复实验，也都得到了相同的结果。

雌猴并不知道自己是文化成见的努力，就是喜欢有面孔的东西。雄猴，不知道自己受到了人类性别歧视的桎梏，就是喜欢有活动部件的东西。这再次成功地给茱蒂·哈里斯的观点平了反，结论性地表明：玩具商店的货架及其猖獗的性别歧视，只是对人类天生偏好的响应，而非这一偏好的成因。这些差异不是强加的，它们而是自我演变出来的。

但这里的观点，为性别平权运动增加了许多“小径分叉的路口”。比如，男女在空间感、方向感上确实存在先天差异，因为从进化的角度来说，男性是外出打猎的，女性是在居住点附近采摘果实、种地的，如今的磁共振成像技术也证明了男女两性在这方面，大脑接线不太一样。

但是，这种先天的差异，能不能用来说明“女司机开车就是比男司机差”这种刻板的性别印象？再比如说，女性更喜欢社交，男性更喜欢机械，能不能说明“女孩子的数理化，就是不如男生好”？

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认为，和白纸说教条形成了鲜明对照的是，经自然选择，我们的情绪和能力为推理和沟通做了适应，有着跨文化的共同逻辑，难于抹杀，或者彻底从头再设计。它们来自内部，而非外部。

学习能够发生，完全是因为我们有着先天的学习机制。学习不是本能的对立面；它本身就是本能（一种或者多种）的表达。人类的大脑自动具备（尽管不一定最开始就如此）了学习语言、学习识别面孔和情绪、理解数字、了解物体整体及他人意识的倾向。

再举个例子。 男性总是受处在黄金育龄、身体健康、有着开朗个性（希望自己的孩子能继承）的女性所吸引。最近有研究询问了男性和女性受访者，不管是长期还是短期关系，他们认为异性最具吸引力的年龄是多大。两性给出的答案有着鲜明的差异。终其一生，女性总是首选跟自己年龄大致相当的伴侣，长短期关系皆然。 30岁之前，她们喜欢年龄稍大的男性；30岁之后，她们喜欢略微年轻的男性；但哪怕到了50岁，女性也会说，男性最具吸引力的年龄是43岁上下。 对比来看，所有年龄段的男性（承认吧，你知道接下来我要说什么！）都说，就短期交配和性幻想而言，他们认为20来岁的女性最具吸引力。有些40来岁的男性把对女性的首选年龄上调到了23或者24岁，但其他人则坚持是20岁。 对长期伴侣，年长些的男性更喜欢年纪略大、但仍比自己年轻得多的女性。换句话说，所有年龄段的男性都认为，处在最佳育龄的女性最具吸引力。 这一现象的解释并不来自文化规范领域，而是来自演变的世界：跟喜欢年长女性、不成熟女性、病殃殃或者孤僻女性的男性相比，受身体健康、处在黄金育龄的女性吸引的男性，平均而言，往往留下了更多的子嗣。 而那些认为强壮、自信、成熟男性更具吸引力的女性，往往比那些喜欢虚弱、胆怯、年轻或者太过年长男性的女性留下了更多的子嗣。真正奇怪的地方其实是，在我年轻的时候，这种针对人类普遍特点的解释，是不能拿出来宣讲的。

关于作者：闾佳，资深翻译工作者，主攻通俗经济学、社会心理学、经济管理及科普方向的非虚构类作品，现已出版多部广受好评的翻译作品。马特·里德利论述演进世界观的姐妹畅销书《理性乐观派》、《自下而上》的译者。

本文摘编自《自下而上》，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华章管理（ID：hzbook_gl）原创首发，转载请联系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