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之恋
1945年11月12日，以赛亚·伯林登上“红箭号”夜间卧车，从莫斯科出发前往列宁格勒。此行缘起，是他“听说列宁格勒的书店里向外国人出售的大革命前的东西可能要比在莫斯科多一些”。但事后看，在列宁格勒，没有什么比与安娜·阿赫玛托娃的相遇，对他更加重要。在《没有英雄人物的叙事诗》中，后者将其称为“未来访客”。如果伯林意在寻访俄国的过去，那么这种修辞就显得恰如其分。正是这次造访，深刻地影响了宾主未来的命运——用诗人的话说，更是惊怵了整个20世纪。
此时距伯林9月8日飞抵莫斯科两月有余，而距其1920年举家迁离彼得格勒，则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这个犹太商人家庭敏锐地避开了革命风暴，在故乡里加稍作逗留，便启程前往英国。得益于机缘与天赋，青年伯林一路顺遂，23岁跻身牛津全灵学院研究员。1939年9月，英国对德宣战。当偌大牛津容不下一张书桌，伯林转入政界，以牛津、全灵交游为基盘，在英国对美外交中打开局面并进入伦敦视线，随后又被派往驻莫斯科大使馆，受命撰写一份关于莫斯科外交政策的备忘录。
也是因了战争，知识分子与莫斯科之间的紧张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和。苏德战端一开，莫斯科适时调整管控，以期动员文艺深度服务战时体制。“一方面受到读者们的吹捧，另一方面又得到当局半信半疑的宽大；虽然得到年轻一代作家的敬仰，却又不能被他们完全理解；一小群虽已伤亡惨重但仍不失杰出的诗人，一方面异常地封闭，生活在对欧洲主要是法国和德国的记忆之中，一方面又为祖国的军队胜利地打败法西斯而感到自豪，为日益得到年轻一代的尊敬和关注而感到慰藉。”在提交英国官方的报告中，伯林这样描述斯大林治下老一代作家的奇怪境况。
时至1945年，苏军克定柏林，出兵东北，二战大局已定，冷战端倪毕现。铁幕虽未落下，莫斯科意识形态政策调整却是势所必然，履霜坚冰亦知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们绝无完卵可能。俄国乃热战盟国，乃冷战敌国，乃精神故国——伯林到访，于大国是樽俎余温尚存、匕首寒光将露的历史之秋，于个人则是重返现场、入室操戈的思想之旅。
在《1945 年和1956 年与俄罗斯作家的会面》中，伯林详述了与阿赫玛托娃的会面及谈话。严格来说，1945年11月16日的会面实际上有两次。第一次是当天下午三点，伯林通过涅瓦大道作家书店偶遇的批评家奥尔洛夫，造访阿赫玛托娃位于喷泉宫三楼44号的寓所。这次会面因丘吉尔之子伦道夫尾随伯林而至草草收场，并随即流变为英国解救阿赫玛托娃出逃的谣言。第二次是当晚九点，伯林致电诗人后再次登门，并于第二天上午十一点离开。从俄国文学到流亡海外的诗人故交，从《没有英雄人物的叙事诗》到《安魂曲》，从“迷路狗”咖啡馆到大封锁，从列宁格勒到牛津……《伯林传》作者叶礼庭将这14个小时称为“那种人的一生当中只可能发生一两次的最纯粹的交流”。
音实难知，知实难逢。人们往往措意于伯林与阿赫玛托娃千载其一的相遇，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误读从一开始就导致会面走向了两种叙事。种种迹象表明，阿赫玛托娃似乎将这一夜定义为来自未来的爱情。研究者认为，爱意恣肆的《诗五首》《野蔷薇开花了》都是为伯林而作：
我仿佛俯在天边的云端，
把你讲过的话儿思念，
而你听到我的语句，
黑夜变得比白昼明丽。
我们，就是这样离开了大地，
像星辰漫步于高高的天际。（《诗五首》其一）
让恋人们祈求对方的回答，
经受激情的折磨，
而我们，亲爱的，只不过是
世界边缘上的灵魂两颗。（《野蔷薇开花了·另一支短歌》）
赴俄之前，伯林刚刚拒绝了帕特里西娅·德·本德恩的结婚建议。当阿赫玛托娃谈及与古米廖夫、希列伊科与蒲宁的情史，他也坦诚正与某人相爱。按照捷尔吉·达洛斯《未来访客：安娜·阿赫玛托娃与以赛亚·伯林爵士》的看法，阿赫玛托娃几乎把他这些有关自己恋爱史的话加以严重的歪曲之后透露给了科尔涅·茹科夫斯基，后者在他数年以后出版的回忆录中把伯林说成是一个唐璜式的人物，他来到列宁格勒的目的是要将阿赫玛托娃列入他的俘虏名单。
而伯林则将会面视为一次理性的形上对话。对他而言，列宁格勒的阿赫玛托娃与莫斯科的帕斯捷尔纳克一样，都是革命前夜俄国精神谱系的殿军，可以朝圣溯源，却并无男女之情。叶礼庭指出，当诗人“试图赋予二人这次见面以神秘的、历史性的以及肉体上的重要意义”，伯林却“努力躲避着这些感情的潜流，保持着一段安全、理智的距离”，两人待在房间两侧，几乎连碰都没碰过对方。然而据与伯林共赴列宁格勒的布伦达·特里普回忆，从喷泉宫返回阿斯托里亚宾馆后，伯林一头倒在床上，口中说着“我恋爱了，我恋爱了”。1956年，伯林携新婚5个月的妻子艾琳访问苏联并致电阿赫玛托娃，得知对方婚讯的诗人在电话中报以冰冷的沉默。11年后，伯林亲口告知阿赫玛托娃的，依然是与别人相爱的消息，令人不禁喟叹荒诞总与宿命恒常相始终——尽管时过境迁，事件的确切细节与“恋爱”的确切涵义都已无从知晓。
在两种叙事之下，还存在着两种审美。在谈话中，宾主就最喜欢的作家第一次发生争执。两人都热爱普希金、排斥契诃夫，但伯林反感阿赫玛托娃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后者则对前者的屠格涅夫不屑一顾。正如叶礼庭所说：“以赛亚最喜欢的俄国作家——赫尔岑和屠格涅夫——其艺术成形于逃亡生涯中，阿赫玛托娃喜欢的艺术家其作品都是在俄罗斯的土壤上锻造而成。”
更重要的是，借由两者分野，可以进一步厘定两种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伯林出身优渥，未及舞勺之年赴英，以敏捷才思、个人魅力出入社交场合，在学界、政界“左右逢源”。名为流亡，却少有播迁流寓之实。所以，当被问及对里加、彼得格勒的渴望抑或怀念，他的回答异常坚定：“没有。只有新生活。我重新开始。”晚年伯林同样指出：“我对观念的毕生兴趣应归结于我的俄罗斯出身。”他的俄国，实则也是精神的、观念的俄国，而非1920年代以后实在的俄国。正如全灵学院在内部高度平等、畅所欲言的同时，划出了隔绝于外部公众的特权结界，伯林的历史世界也是典型的象牙塔——唯有鸿儒方能入内——俄国知识精英入得塔中，伯林上寻相轮。他之所以与赫尔岑旷代相知、高举有契，就在于两人远窜海外之时，都仍在汲取故国文化的养分。在这一点上，伯林与托马斯·曼、余英时一样，以“我在哪里，哪里便是故国”的上手风范雄于当世。
与此相反，阿赫玛托娃则是“俄国在哪里，我便在哪里”，表现出强烈的在地化倾向。她与祖国的联系，更直接地来自大地。在1965年的自述中，她坦诚写道：“我从未停止写诗。诗中有我与时代的联系，与我国人民的新生活的联系。”在韵脚错落间寻找白银时代的俄语律动，如同纵身入山海。阿赫玛托娃的精神脐带，一头是安魂的九歌，另一头则是斯土斯民。所以，古拉格的囚徒才会将她的诗缝制成桦树皮装订的书，放在褴褛衣衫中随身携带。阿赫玛托娃如此，帕斯捷尔纳克同样如此。根据伯林的记录：“当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大声朗诵他们的诗歌，偶尔在一个词上停顿时，总会有几十人马上说出他们发表过或者还没有发表过的，至少不是公开允许发表的作品中的句子来提示他们。没有哪位作家不会为此所感动，没有哪位作家不能从这种真正的敬意中获得创作的力量。”
既然无法离开大地生活、写作，身负十字架受难就成为唯一选择，虽千万人吾往矣。英娜·伯恩施坦在《黑戒指的故事》中指出：“大家都知道，阿赫玛托娃对侨居国外的想法，向持否定态度，但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几乎所有有关这一主题的诗，直到她临终前不久写的最后几首，多多少少都与鲍里斯·安列坡有关。”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情人安列坡流亡英国，阿赫玛托娃在《你背信弃义：为了绿色的岛屿》中激烈指责：
你背信弃义：为了绿色的岛屿
抛弃了，抛弃了自己的祖国，
抛弃了我们的圣像、我们的歌，
还有静静湖畔的松柏。
……
如今你就亵渎神灵吧，妄自尊大吧，
你就践踏东正教徒的灵魂吧，
你将留在英国皇家的首府吧，
你就爱你的自由吧！
1965年，伯林与莫里斯•鲍拉成功说服牛津授予阿赫玛托娃荣誉学位，回访的诗人参观伯林的海丁顿豪宅，同样不无微词：“这么说，鸟儿现在已经住在金笼子里了。”可见两人对自由与祖国的理解并不相同。阿赫玛托娃之诗，不仅是山阴道上应接不暇的绚烂语流，更是个体以命相搏、向死而生的写作姿态。作为坚定自由主义者的伯林可以对其高山仰止，并竭力将心有依违的诗人塑造成利维坦的死敌。但阿赫玛托娃却很难完全接受一个俄国知识分子放弃为国为民的受难使命——或许从20年前开始，她就忽视了对方英国人、犹太人的另外两重身份。
两种知识分子，必然面对两种未来。伯林说：“我与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和安娜·阿赫玛托娃的会面和谈话，对他们简直无法形容的生活和工作处境以及他们所遭受的对待的认识，还有我得以和他们两人建立起来的私人关系甚至是友谊，都深深地影响了我并根本改变了我的观念。”而阿赫玛托娃显然为此付出了更为沉重的代价。1946年1月3日伯林取道列宁格勒道别回国后，克格勃开始对喷泉宫44号实施监控。当年8月，日丹诺夫发表党内报告，称其为“半修女、半妓女”式人物，次月作协开除阿赫玛托娃会籍，独子列夫则于两年后第三次被捕。1956年，她在《没有英雄人物的叙事诗》最后一篇献词中追述：
但，他带给我的不是戒指，不是甜蜜的恳求，
也不是第一枝丁香，
而是——死亡。
运伟大之思者，必行伟大之迷途。一旦以托命人自处，就不可避免成为至暗时刻的殉道者。阿赫玛托娃笔下，结句造境或浓或淡，但精神上的悲悯底色却一以贯之。多年后重逢牛津，她告诉伯林，自己确信是1945年的会面激怒了斯大林并最终促使冷战爆发。虽然言过其实，但按照伯林的看法，从中也可窥见诗人历史哲学观的核心及其诗学旨趣。
1965年的重逢，也是两人最后一次会面。阿赫玛托娃的生命仅剩数月，而伯林还将思考讲述30年。1988年，他再次访俄，最后一次穿过列宁格勒雨中的街道。告别时分，经过喷泉宫，年届耄耋的伯林眼中无泪。1997年，他收到阿赫玛托娃的朋友兼传记作者阿纳托里·内曼的来信，其中附有关于阿赫玛托娃对但丁的热爱的思考。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伯林在回信中依然保持着一种特别的温柔——这也是他写的最后一封信。诚如叶礼庭所说：“他们两人的相遇属于那种永远不会结束的类型，它的影响会持续终身。”
伯林活得足够长，长到亲眼见证利维坦解体。1990年，苏东局面已是风雨飘摇。他在《不死的俄国知识阶层》结尾展望：“俄罗斯人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们拥有无穷的创造力，一旦他们获得自由，说不准他们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今天看来，这种乐观的未来早已结束于20世纪。他想象的未来，是否就是阿赫玛托娃所说的未来呢？抑或是，“未来访客”究竟是来自应然的未来，还是实然的未来呢？
回顾1945年的相遇，既有默契，也有分歧甚至误解，似乎并没有给出上述问题的确切答案。所谓未来之恋，与其说是指向未来，毋宁说揭示了一种面对未来的意态——对绝对真理的悬隔，对无涯苦难的移情，以及对个人信念的坚持——柔韧如诗，始终如一，缺一不可。绝不要太热情，也没必要太低沉。伯林与阿赫玛托娃教会我们，自由的灵魂既是知雄守雌的狐狸，也是进击无前的刺猬。惟其如此，方能面对未来。历史岑寂，足资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