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上都散记
塞外仲秋风光宜，天高云淡古城启。断壁残垣缀思忆，沧桑沉浮成往昔。
不久前，有幸三访世界文化遗产——元上都遗址。匆匆而过，心绪纷杂。
首访上都是20年前的高一暑假，借母校内蒙古师大附中承办的中美中华夏令营之机到访。只记得日色昏暗、凉风四起，齐腰之高的草原深处，掩映着数百年之久的土墙，当时对土墙上一个个小圆孔甚为好奇。后来得知，那是元上都穆清阁遗址。
再访上都是9年前的夏秋之交。当时正筹备申遗，遗址内新建木栈道、古迹坐标等基础设施。也是从那时起，在文献学习和专家交流中，对上都有了更深了解，并留下一些文字。时隔9年，节选些许文字，既算神游，又作资料留存罢。
1.“三城”布局 生态之都
元上都位于内蒙古正蓝旗草原，公元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建都于此。2012年，元上都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完整的“三城”布局、宏伟的建筑遗迹，使元上都遗址成为我国现存少有的保存完整和规模最大的草原都城遗址。
元上都分为外城、皇城和宫城三重城垣。外城平面呈正方形，东墙稍长，其余三面城墙等长。
外城北部是皇家园林，元代诗人称北苑、御苑；南部街道纵横交错，街道两侧是整齐的院落址，有的可以看出是房屋临街、院落在后的建制，可能是专门为皇家服务的规模庞大的手工业作坊区和商业区。
元上都的皇城位于外城东南部，平面近方形，四墙长度略有差异。皇城内有“四横三纵”共7条主要街道。目前保留下来的建筑遗迹分布疏散，如东北角和西北角分别为大龙光华严寺和大乾元寺两座佛教寺院，东南部有孔庙，东南隅有道观，此外，翰林院等官署也分布在皇城内。
元上都的宫城位于皇城正中偏北处，平面略呈长方形。宫城内不对称地分布着30余处院落遗址和大型建筑基址。
我国目前已发现的草原都城遗址共有三座，均位于内蒙古草原境内，其他两座分别是位于和林格尔县的盛乐古城和位于巴林左旗的辽上京遗址，但它们的规模及保存程度都不及元上都。
元上都的城址选择和规划设计独具匠心，充分体现都城建设与自然环境的完美结合，堪称一座“古老的生态城市”。
元上都选址于广阔的金莲川草原，这里河山相映、景色优美，而且都城的建设随形就势，没有对周围环境造成破坏。
有关元上都的史料和诗词，就生动记录了元上都与周边生态环境和谐共存的情景。元代文人王恽称赞上都城“龙岗蟠其阴，滦水迳其阳，四山拱卫，佳气葱郁”。元朝诗人萨都剌在《上京即事五首》中有“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的诗句，这也是对元上都美景的形象描写。
元上都在修建伊始，就十分注重都城与周边自然环境的协调，城中既有宏伟宫殿、皇家苑囿，又有毡帐穹庐和成片的草地、湖泊，城外还有广阔的关厢区，使之与周围的自然环境相协调。这样的布局规划充分体现了都城与草原和谐相处、互为表里的理念，这是人类城市文明进程中一个十分有意义的创举。
2.大都上都 两都“巡幸”
740多年前，元朝开国皇帝元世祖忽必烈在相距270多公里的两个地方分别建立都城，开创了元代“两都制”先河。
这两座都城分别是元上都和元大都，元上都位于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在燕山北麓的牧业区；元大都位于燕山南麓的农业地区，即今天的北京市。且大都与上都基本处于一个中轴线上。
据《元史》记载，1260年4月，忽必烈在开平被推举为蒙古大汗。1263年6月，他下令将开平府升为都城，定名上都，并于1264年9月将燕京改名为中都。
两都之中，中都为正都，上都为陪都。至此，两都制度正式确立。定立两都后，忽必烈又对两个都城进行大规模建设，后将中都改为大都。
将大都定为首都，不但可以加强蒙古政权在中原的统治，还为实现统一全国的政治愿望准备了条件。把上都作为避暑的夏都，保持了蒙古旧俗，便于联系蒙古宗王和贵族，为蒙古民族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条件。
两都制建立后，忽必烈遵循游牧生活冬夏营地迁徙的风俗，逐渐形成两都巡幸制度。“两都制”的设立既“南控中原”又“北连朔漠”，符合当时忽必烈管理多民族条件下经济形态的需要。
3.最早的“马拉松”
元帝在上都期间，除办公、消夏、狩猎外，还要举行盛大的体育竞赛活动，其中举办的长跑比赛堪称世界最早的“马拉松比赛”。
长跑比赛在元上都和元大都经常举办，赛程则远比欧洲的“马拉松”长得多，全长约90公里，线路比现代马拉松长出一倍多。从时间上看，也比1896年举行的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所设马拉松赛跑早了600多年。
据史料记载，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开始，为训练“贵赤卫”的长跑技能，每年要举办“贵由赤”赛跑。
所谓的“贵赤卫”，源于蒙语，是宫廷禁卫军的意思，主要负责大都（今北京市）和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的护卫工作，并兼管“急递铺”的“公文”速递任务。“贵由赤”译成汉语就是“快行者”“速跑者”之意。这项赛事，既是活动量较大的体能锻炼，又具有军事训练的性质。
传说忽必烈对这项赛事很重视，曾亲自为获胜者发奖。其中有一次是三位“贵赤卫”同时跑到御前向他“俯伏呼万岁”，但见这三位跑得大汗淋漓，上气不接下气。忽必烈龙颜大悦，走下御座亲自为几位好汉“宽衣拭浸”，并分别将三人赐名为“神龙侠”“千里驹”和“飞猫腿”。
基于元上都各路高手云集的影响与传承，至今锡林郭勒盟仍然是中国蒙古式摔跤的故乡，长跑名将亦层出不穷。
4.草原丝路起点
根据最新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研究，元上都是蒙元时期草原丝绸之路的起点，曾对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据历史文献记载，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有四条，其一为沙漠丝绸之路，从洛阳、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至西域，然后通往欧洲，也称为绿洲丝绸之路；其二为北方草原地带的草原丝绸之路；其三为东南沿海的海上丝绸之路；其四为西南地区通往印度的丝绸之路。
草原丝绸之路是指从中原地区向北越过长城入塞外，然后穿越蒙古高原、南俄草原、中西亚北部，西去欧洲的陆路商道。而元上都则是蒙元时期草原丝绸之路的起始点。
据考古调查和文献研究，上都城的西关曾是元代各国商人进行商品交易的地方，也是当时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商业中心。
蒙元时期是草原丝绸之路最为鼎盛的时期，从元上都出发的草原丝绸之路（商路）受到蒙元帝国的保护，远达西亚、东欧。而欧洲、阿拉伯、波斯、中亚的商人也通过草原丝绸之路往来中国，商队不绝于途。通过这条草原丝绸之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空前活跃。对人类文明的交融与进步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5.“驴友”马可·波罗
13世纪世界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是首批造访元上都的意大利“驴友”，他所写的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使元上都名扬世界。
马可·波罗是来自意大利威尼斯的商人、旅行家和探险家，用当今的网络语言来讲就是“驴友”。他虽然不是第一个来到中国的欧洲人，却是有文献记载的首批造访元上都的意大利人。
据历史文献记载，1271年11月，17岁的马可·波罗随从其父亲尼哥罗、叔父玛菲从家乡启程，沿着丝绸之路东行，于1275年5月到达元上都。当时，元世祖忽必烈正在上都驻夏，听说尼哥罗一行前来，便派使臣前往上都以西40天路程处迎接他们。当他们抵达上都后，忽必烈又为之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
马可·波罗给忽必烈留下了良好印象，得到了忽必烈的信任，并在元朝任职，留居中国17年之久。聪明的马可·波罗很快就学会了蒙古语和汉语，还借奉大汗之命巡视各地的机会，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并惊愕于中国的富有与辽阔。
据史料记载，马可·波罗先后到过新疆、甘肃、内蒙古、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以及北京等地，还出使过越南、缅甸、苏门答腊。他每到一处，总要详细考察当地风俗、地理、人情，回到大都后，向忽必烈大汗进行汇报。
后来，马可·波罗奉命护送蒙古公主远嫁伊利汗国（今中亚南部至西亚一带），于1291年初从福建泉州离开中国，由海路前往波斯。完成使命后，1295年回到威尼斯。1298年，马可·波罗在一次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的海战中被俘，在监狱里口述旅行经历，由鲁斯蒂谦写出《马可·波罗游记》。
6.中国天文台诞生地
位于元上都皇城北城墙承应阙上的“上都司天台”，曾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天文学的发展，并被确认为国家天文台的诞生地。
据《元史》记载，1271年，元朝在上都的承应阙设立司天台，由波斯天文学家札马鲁丁担任“台长”，机构编制满员时为37人，主要负责观测天象和编制天文历法两项任务。
上都司天台设立后，札马鲁丁、郭守敬等中外著名天文学专家开展了大量天文学研究工作，并派学者到波斯等地访问交流，有力推动了中国天文学的发展。
进入21世纪，国家天文台曾派人专门到元上都司天台遗址，确认这里为国家天文台的诞生地。
据史料记载，在元上都兴盛的百年间，元代科研人员曾在上都司天台利用方位仪、天球仪和观象仪等先进仪器观测天文现象。
同时，“台长”札马鲁丁还在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式的天球仪上，加上了中国传统的二十八宿星宫体系，并采用十二地支，标注星体位置。据考证，这与现代绘制的中西结合的星图基本一样。
元上都的天文学科研机构还收藏有数学、炼丹术、地理学、医药学和占星学等阿拉伯文书籍，其中还有《几何原本》等名著的阿拉伯文译本。因此，这一机构也是研究西方和阿拉伯学术的重要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