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

文化大革命前的几年，刘庄的小学毕业生大多报考离家最近的南庄初中，这是一所国办中学。在当时，这样的初中在全县总共有三所。文化大革命开始，初中学校就没再招生，因此，1966年和以后几年，刘庄的孩子们小学毕业了，就统统到生产队参加劳动。

　　1970年的夏天，南刘庄和其他村子竟同时办起了初中。前几年小学毕业的孩子们，凡是想继续上学的，一律免试进入初中班读书，当时大概有三十多个人；在大队部的院子里，腾出一间大库房作教室；原来在县城小学教书的两名三十多岁的女教师，因为所在的造反派失势，被遣返到南刘庄任初中教师。这里是她们丈夫的老家，家里有丈夫的父母、兄弟，但丈夫都在外地工作。有学生，有老师，有教室，一个初中班很快就办起来了。

　　课桌仍旧是土坯台子架长木板，只是土坯台子比小学的略高了一些；屁股下面坐的仍然是从家里带来的板凳；在墙上抹一片黑板大小水泥板，涂上墨汁，替代了木制的黑板。一共五门课程：数学、语文、政治、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过去初中课程里的物理、化学、生物内容，选取实用性强些的，分别归入了工业或农业基础知识里。语文、政治课本里都是选取的毛泽东著作、人民日报的社论、红旗杂志的文章，还有几篇鲁迅的杂文。

　　这些大多没走出过家门的半大孩子们，经历了失学，尝到了体力劳动的艰辛，如今洗去脚上的泥土，换上干净衣服，坐在了教室里。讲台上，老师手拿着从家里找来的木称代替教具，比划着讲解杠杆原理，下面的学生们看着、听着，已是新奇之极，幸福万分了。一次命题作文，题目是“我们的学校”，学生们大都认真写了，老师看后讲评，念了两篇写的好的作文。作者把他知道的最好的词汇都堆砌出来，形容这学校的美丽，赞美老师勤劳、高尚，最后说：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孩子，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吃不饱穿不暖，我们坐在教室里无忧无虑的读书，再不满足，简直就是生在福中不知福了。

　　开学不久，学生投票选举出了学生干部。仿效军队的建制，班长不再叫班长，称“排长”；桌长则改称“班长”；只是课外活动很少，也没有家庭作业，这些排长、班长也没有多少工作，也没有权威。

　　只有一个教学班，上课了，老师吹几声哨子，学生们就走进教室；下课、放学了，老师看看手表，宣布一声，大家就散了。老师跟学生一样，在家里吃、住，上学、放学一同步行，跟学生们在一起说说笑笑，甚至有本家族的学生，出了校门，就把“老师”换成了“婶子”、“嫂子”的称呼。全没了小学老师的威严。

　　班里男生多女生少，女生只占了一排课桌。这些刚进入青春期的男女，以前是街坊，或在一个生产队里干活，彼此熟悉，说笑随意惯了，只是一进了校门，却都成了陌路人，不再说一句话。下课了，男生凑在一起，女生凑在一起，各自活动，井水不犯河水。对心仪的异性，也仅是找机会偷偷瞄上一眼。

　　调来了一个新老师，打破了班里的平静。

　　这是五十多岁的一个男老师，见多识广，极为油滑；家在南刘庄，多年在外村教小学，为照顾家庭，调回本村教初中班。因所在造反派得势，一回来就担任了主任教师，却与原来的两个女老师“观点”不一致。当时县里对立的两个造反派，都有各自的政治观点，各保上层的某大人物，因此，社会上称不同派别的人为“不同观点”。这位男老师虽没有公开与两位女老师对立，却在学生面前，找机会说些两位女老师的长短。有几个原来不得志的学生，马上向他靠拢；两位女老师也有一批追随者。时间不长，学生们就分成了两派，背后各自活动，拉拢态度不明朗的学生，壮大势力。后来，街上出现了匿名传单，说男老师管理的学校帐目不清，还说男老师以前有生活作风问题等等，一时满村风雨。

　　最后，还是村里的支部书记出面，找三个老师分别谈了话；在班里给学生们开会，把几个挑头的学生臭骂了一顿，一场风波才算过去。只是老师、学生中形成的对立情绪始终没有消除，直到这班学生毕业，男老师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