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得訪秋

近來書緣甚佳。又得任訪秋先生簽贈本《中國新文學淵源》一冊。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九月印行。只印了二千五百冊的小本子。這部書算是接著知堂《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往下講的著作。在書前自序中作者亦說知堂的書只是勾勒出簡單輪廓。而以“言志”和“載道”來分類而談。作者也認為值得商榷。自然。他接著講的東西是否真能青出於藍。還得看歷史的評價。然在八〇年代開頭。便不避諱在講臺之上談知堂論知堂。是需要很大的勇氣以及很好的學術眼光的。任先生亦算敢為天下先。

注意到任訪秋先生與知堂的學術傳承這一點。乃是讀了高恆文先生《周作人與周門弟子》之後才知道的。這本書可算當世研究知堂及其弟子思想與文章。影響與承襲最好的著作。先後買來幾本。自讀以及贈人都是好的。

此書第九章《一種別有意味的對話關係－－任訪秋古典文學研究與周作人影響之關係》以任氏的《中國文學史散論》為例。細數知堂的思想在其弟子著述裡的投射與發散。高先生細讀《散論》。認為這本書與知堂有一種“潛對話”的學術關係。比如任氏由晚明諸子回溯至魏晉人物。這正是知堂的論述。而且和其師一樣。“而且在思想上亦如周作人那樣反對以名教責人。以衛道自居。”

又比如。任氏集中有民國卅一年所作《嵇叔夜論》。借“討論嵇康立身處世之未能明哲保身。終因恃才做物而致禍此一問題時。”引諸賢斥責嵇康不夠勇敢堅毅。文章最末卻說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

“所以我認為不僅在見解上。叔夜為其並世諸賢所不及。即就人格而論。實非彼等所能望其項背者。若必以其不能明哲保身而咎之。是無異於勖勉世人。專為軟媚取容。以圖暫時之苟活。奚足道哉。奚足道哉。”

高先生認為。這最後的論述正是借嵇康的致禍而說知堂的落水：“作為結束全文的這段話。十分重要。所謂卒章顯志是也。尤其是最後一句。詞鋒嚴峻而深致慨嘆。當有寄託之深意溢於文外。或者說。這篇文章不僅僅是論說嵇康其人其文。亦別有寓意耶。”

還有值得注意的一點是任氏集中有體例明顯與他文不同的一篇。題曰《縱橫·辭賦·隱逸·俳優》。以小品文的形式論千古以來文士風骨日益頹敗。

“身處抗日戰爭期間。寫作《縱橫・辭賦・隱逸·俳優》這樣通論性質的短文。顯然是因為有感而發。目睹知識分子在此戰爭大難中的種種表現。尤其是周作人這樣的著名學者。文人竟然‘下水’事敵。必然深受刺激。周作人雖未至於‘軟媚取容’。亦未必‘認賊作父’。然則其‘遇大難。則屈膝’。‘以圖暫時之苟活’。乃確定無疑之事實也。我甚至認為。‘軟媚取容’‘認賊作父’之論。應該是深受刺激之餘的憤激之辭。因為周作人之‘下水’。對於任訪秋先生而言。內心之隱痛當遠過於旁人。這也說明瞭為什麼這本論文集中有此唯一的一篇性質例外的論文。”

相對來說。任訪秋先生似不在學術界的核心圈子裡。其文其學亦所傳不廣。而和知堂的師承脈絡。應該可算他學術生涯中繞不過去的一環。讀過一篇他的學生馬向陽所作《懷念任訪秋先生》。談到此點。極生動且富畫面感：

“先生留給我們的最為深刻的印象。就是他曾為中文系高年級學生開設過的關於‘周作人研究’的專題講座。先生親口告訴我們。他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期就讀北京大學研究院時。曾多次到知堂老人家中借閱書籍。請教學問。他撰寫畢業論文《袁中郎研究》的過程中。又得到過知堂老人指導與審定。正因為有著這樣的師承關係。他在課堂上講到知堂老人的為人與為文時。才信實有徵。合理入情。先生曾向我們詳細地介紹過他第一次到八道灣十一號拜訪知堂老人時的情況。說當時為了研究明代文學。曾向知堂老人借閱明刻的線裝書《游居柿錄》。到了知堂老人院中。見大門裡有一棵幾丈高的白楊。微風一吹。嘩嘩作響。再進去就是書房兼會客室的苦雨齋。橫幅的齋名出自沈尹默先生的手筆。知堂老人待人親切。態度和藹而平易。語言清晰而緩慢。在他面前絕沒有局促不安的感覺。”

任訪秋先生後來特意撰寫《憶知堂老人》一文。收在一九九六年浙江文藝版的《閒話周作人》一書中。這書早已讀過。只是年月太久。文中究竟談了些什麼竟然沒有絲毫印象。而書如亂山縱橫。想找出來重溫竟然也成為艱難之事。可嘆可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