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合之众
如果要研究社会现象,那必须不能忽视那些造成这些现象存才的民族。从哲学的角度看,这些现象可能具有绝对价值;但是在实践中,它们仅具有相对价值。
文明的主人从来就不是群众,群众只有在毁灭文明时才能发挥作用。
世界上所有的领袖,企业创始人,宗教首领,杰出的政治家,或者是小范围的领导,它们都是无意识的心理学家。
个体的异质被群体的同质所淹没,无意识行为也就占了上风。
法官习惯于说孩子不会撒谎。即使他们拥有普通的心理学修养,他们也会知道,事情正好相反,孩子们总是在说谎。当然,这种谎言是无辜的,但是,谎言就是谎言。
群体的双重性:简单和夸张。
拿破仑在国会上说:“我通过革新天主教,终止了旺代战争;通过成为一名穆斯林教徒,在埃及站稳了脚跟;通过成为一名信奉教皇至上的人,赢得了意大利神父的信任,倘若我可以去统治一个犹太人的国家,我也会重新修建所罗门的神殿。”
上千个微不足道的罪行或事件,永远也不会猛烈地刺激群体的想象力,而一个大罪或大事件,就会让他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即使其后果远远要比那些把上百个小事故加在一起所产生的伤害还低。在几年前,流行性感冒只在巴黎一地就导致了5000人死亡,但是这并未给群众的想象力带来任何影响。原因在于这种真实的大规模死亡并未以任何可见的形象表现出来,而是通过每周更新的统计信息知道的。倘若一起事故造成了500人而并非5000人死亡,但是这一事故引发的死亡人数在同一天提供给公众,那它就会成为颇具吸引力的事件。
当一个人崇拜一个神的时候,他还算不上是有信仰的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大脑中所有的资源、所有自愿的服从行为、发自肺腑的幻想热情,全部奉献给一项事业或一个人,将其作为自己全部思想和行动的目标和标准时,才能说他是一个虔诚的人。
一个民族并不能随意选择自己的制度,就如同它不能随意选择自己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一样。制度和政府都是种族的产物。它们并不是某个时代的创造者,而是由时代创造出来的。对于各民族的统治,并不会依照他们一时的异想天开,而是他们的性质决定他们要被统治。建立一个政治体系需要数百年的时间,同样地,改变它也需要同等的时间。制度没有固有的优点,从它们自身来看,它们既不好也不坏。那些在特定的时刻对一个国家有益的制度,对另一个国家或许会极为有害。进一步说,一个民族没有彻底改变它的制度的能力。毋庸置疑,在暴力革命的代价之下,它能够改变其名字,但是它们的本质丝毫未被改变。
统计学家通过向我们阐述犯罪率会随着教育的普及,至少是某一种教育的普及而增加的事例来证实这些观点,社会上最坏的敌人,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的大名或许会出现在学校活动奖励的名单上。一位著名的官员,阿道夫·吉约先生,在最近的一本著作中指出,当前受过正规教育的罪犯和没有文化的罪犯的比例是3000∶1000,在接下来的50年时间里,人口中的犯罪比例从每10万居民227人增加到了552人,增长了133%。他跟他的同事一样注意到,年轻人的犯罪率上升特别快,而众所周知的是,法国无偿的义务教育体制已经替代了收费制。
词语只具备变动不定的短暂的含义,它们会随着时代和种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赋予人们希望和幻觉,不然他们将无法生存下去。这就是存在着众神、英雄和诗人的原因。科学承担起这一任务已有50年的时间,但是,科学在渴求理想的心灵之中却是有所缺失的,因为它没有胆量做出足够慷慨的承诺,因为它不能说谎。
群体从没有渴求过真理,他们会远离那些同他们的品位完全不符的证据,如果谬论对他们有吸引力,他们更加倾向于被奉若神明的谬论,凡是能给他们带来幻觉的,都可以轻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凡是试图摧毁他们的幻觉的,都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我们已经证明,群体不受理性所影响,他们只能理解那些临时拼凑起来的观念。因此,那些懂得如何影响它们的演讲者,总是寻求于他们的感情而非他们的理性。
“那个恶魔般的人物使用了能够迷惑我的妖术,我自己也弄不明白这种妖术为什么会这么厉害,我只要一看到他,就会像个小孩子一样完全不受控制地发抖。他甚至能够让我钻进针眼,纵身跳入火海。”但凡是跟拿破仑有过接触的人,都能产生这种神奇的影响。——拿破仑(对周围的人如马夫)
成功是登上名望的主要台阶,它的证据就是成功一旦消失,名望基本上总是会随着它一起消失。昨天还在受群众爱戴的英雄一旦败下阵来,今天就会受到群众的辱骂。
一种信念开始衰败的确切时间很容易辨认——这就是它的价值开始受到人们质疑的时刻。任何一种普遍的信念都是一种虚构,它只有处在不会受到考验的条件下,才能够幸存下来。
因此,在普遍信念之下,每个时代的人都在一个由类似的传统、意见和习惯构成的基本环境中成长,他们无法挣脱这些东西的束缚。人类的一举一动受到他们信念的控制,也受到这些信念产生的习惯的支配。这些信念和传统调整着我们的生活中最微不足道的行动,最具独立性的精神也无法挣脱它们的影响。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支配着人们大脑的暴政,是独一无二的真正的暴政,因为你没有办法同它浴血奋战。没错,提比略、成吉思汗和拿破仑都是可怕的暴君,可是,埋葬在坟墓深处的摩西、佛祖、耶稣和穆罕默德,对人类采取了更深刻的专制统治。
有一次在外省,他被迫同一个陪审员进行辩论,他花费了大半个小时,利用巧妙的论证,也无法有效地说服他。这个人是第七陪审员,第二排长椅上的第一个人。局面令人绝望。突然之间,在激情的辩护过程中,拉肖稍微停顿了一小会儿,他向法官说道:“尊敬的法官可不可以下达命令,将前面的窗帘放下来?第七陪审员已经被太阳光照得头晕眼花了。”那个陪审员脸红起来,他笑着致以谢意。他被争取到辩方的阵营中来
倘若选民由通晓各种学识的文化人组成,他们的投票结果也不会比现在的情况强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