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平台合作主义与“自我剥削预言”？
上一周因为 《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这篇文章，网络上有许多讨论零工经济和数字劳工处境的文章，如人类学家Alexandrea J. Ravenelle在Hustle and Gig中指出的，外卖骑手的人权问题并不只是零工平台本身的“贪婪”和“剥削”的问题，更是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系统性问题，这在欧美零工经济崛起的背景中，体现在劳动降级（出现大量“剩余”不稳定就业人群）和各个行业普遍金融化上（比如，靠多轮风投才得以存留下来的Uber和Lyft等网约车平台，创办至今仍未盈利）。
而在中国，虽然情况略有不同，但也大同小异：一面是就业人群不稳定性急剧提升 ，使得零工平台对劳动者的吸引力不断提升，这种吸引力一方面是现实的，另一方面也是画大饼式的自我剥削意识诱导，“外送江湖骑士联盟”公众号的这个关于保安行业零工经济化的视频，很直观地展示了工人选择零工经济的潜在原因：高失业率、高剥削率（第三方劳动中介的常态化）、低人权保障（扣押身份证、拖欠工资）的传统劳动环境，给新兴的零工平台提供了非常低的道德门槛，加上零工平台一贯的用高大上标签画大饼（“自由”、“个人价值实现”、“平等”、“伙伴”，等等），以及准入门槛和成本之低（只要下载一个app，“不喜欢就可以不做），使得很多想要找个“过渡性”工作的劳动者产生兴趣。另一面是吊诡的现象：估值超过百亿美元的互联网巨头，在零工经济产业依然难以盈利，在百度外卖和美团的竞争中，我们看到了赤裸裸的比烂逻辑：谁更愿意无视劳工人权，更愿意把外送单价无限削薄，谁就在角逐中胜出，并且由于赢家对市场的垄断效应，很多劳动者在权衡总收入后，都更愿意选择剥削性强但收入更高的平台。
《外卖骑手何处去？破解零工经济困局的三条出路》这篇探讨了三种出路：1). 通过劳动法的完善来要求平台建立合理的雇佣关系；2). 通过算法民主运动来调整平台的核心架构，增加工人的话语权；3). 以平台合作主义为原则建立工人所有、民主组织的新平台，每一条都值得讨论。作者罗列了一些当下欧美和全球南方国家的实践案例，都很有借鉴意义。然而，前面所述的两个大背景意味着，即便用这三种方法驯服甚至战胜了强剥削性的大平台，大的经济环境本身还是会带来重重挑战。以平台合作主义为例，一方面，抛开盘剥劳工的大平台固然是好事，但是在盈利困难的背景下，小平台如何做到既保证一定利润，又在与大平台竞争中长期胜出，且不陷入自我剥削的经典困境？另一方面，小平台虽然有直接参与、公平分配的天然优势，但要如何发展为能够吸纳体量庞大的不稳定劳工的体系，使尽可能多的工人获得这样的好处？ 小平台的扩大化似乎是必然的答案，但是Peter Ranis的Cooperatives Confront Capitalism: Challenging the Neoliberal Economy中，三个被当地政府强力支持的大合作社最终失败的例子表明，合作社必须扎根于草根社区才有生机，扩大化和非草根培植的重重问题常常将它们引向失败。
即便民主合作社摸索出了成功的商业模式，有了稳定的利润和公平的内部制度，这条出路依然道阻且长，这个问题在中国讨论其实缺乏语境，因为本土的合作社实践太少，而在拥有更多实践历史和联结网络的地方（以欧美为主），行动者和学者们开始批判近十年来合作主义的个体企业家化的转向，有评论指出，越来越多的主流论述局限在对所有制的讨论上，而忽略了合作社运动更重要的方面：民主治理，局限于所有制问题的危险在于把合作社归约为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小企业，延续了资本体系的逻辑而忘却了合作社的激进根基（团结、共治、系统性转变）。
而针对新兴平台资本主义（可参考Nick Srnicek在Platform Capitalism中对Uber和Airbnb等平台如何控制数据和算法，并通过rentierism来强迫劳动者自我剥削）的乱象，平台合作主义（Platform Cooperativism，相关案例可参考纽约新学院教授Trebor Scholz主编的一个短文集Ours to Hack and to Own） 呈现出了在民主治理方面非常值得讨论的面向。一方面，在传统合作社模式的激进潜能式微的背景下，数字合作社的兴起在欧洲成为一种值得期待的新希望，不仅民间实践遍地开花，而且甚至连英国工党都在《数字民主宣言》 里强调要发挥数字平台合作主义对于主流经济的价值（虽然当下这个对话面临着“脱欧之后何去何从”的问题而停滞不前），另一方面，相比传统的线下合作，数字平台更有助于创建和突出平等共治的环境，尽管随着共治项目（如维基百科）的发展，也出现了规范成员级别和按照等级决定参与度的中心化现象，但总体而言数字政治的共治性还是有助于从现有的合作社企业主义话语中摆脱出来，去探讨一种反主流资本主义的工作模式。**数字平台的引入是否能为合作主义注入新生机？还是重走传统合作社自我剥削的老路？**尽管只有对劳工权利保障本来就做得比较好的国家才对这些项目比较友好，而且全球新冠病毒给它们带来了不少冲击， 但以上问题的答案都还有待观察。
这就回到资本论所呈现的系统性问题上来。前几天在豆瓣看到一个奇葩言论，大意是无知大众看到剥削二字就自嗨，殊不知剥削带来价值，没有剥削就没有价值。这显然是精神资本家对于剩余价值的曲解，因为剥削并不带来价值，是资本主义模式的价值生产必然内嵌剥削的逻辑。不过这个动态并不因为奇葩而被无视，反而有很多人转发评论，因为这里带出的问题是，在当下，剥削性的生产模式是一种必然吗？从何寻找空隙？读资本论四到六章时会有一个经典问题，马克思指出，在商品生产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大规模雇佣劳力才得以成为一种商品，生产过程中的剩余价值剥削和M-C-M'链条中的资本自我增值才得以成为可能。而正如Erik Olin Wright在How to Be an Anticapitalist Today（强烈推荐这篇文章！！）中指出，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是百分之百纯粹资本主义的（资本私有制、逐利式市场化生产、雇佣工人不拥有生产资料），其中，合作社就是一种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于是很多人会问，合作社的存在是否有打破资本主义体系的可能？而Eric Wright文中也分析道，这种侵蚀资本主义（eroding capitalism）的策略只有辅之以驯服资本主义（taming capitalism）的制度性措施，才能走得长远有效：
As a strategic vision, eroding capitalism is both enticing and far-fetched.
It is enticing because it suggests that even when the state seems quite uncongenial for advances in social justice and emancipatory social change, there is still much that can be done. We can get on with the business of building a new world, not from the ashes of the old, but within the interstices of the old.
It is far-fetched because it seems wildly implausible that the accumulation of emancipatory economic spaces within an economy dominated by capitalism could ever really displace capitalism, given the immense power and wealth of large capitalist corporations and the dependency of most people’s livelihoods on the well-functioning of the capitalist market. Surely if noncapitalist emancipatory forms of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relations ever grew to the point of threatening the dominance of capitalism, they would simply be crushed.
Eroding capitalism is not a fantasy. But it is only plausible if it is combined with the social-democratic idea of taming capitalism.
We need a way of linking the bottom-up, society-centered strategic vision of anarchism with the top-down, state-centered strategic logic of social democracy. We need to tame capitalism in ways that make it more erodible, and erode capitalism in ways that make it more tamable. One concept that will help us to link these two currents of anticapitalist thinking is real utopia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