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塞勒，—— 自我牺牲，与神圣共同体，《眼睛的故事》导读之十六

《眼睛的故事》导读之十六

玛塞勒，—— 自我牺牲，与神圣共同体

/英二

在《故事》中的玛塞勒，她的行为起起伏伏，似乎随时都在被一条迷宫的绳索所牵引：

“在同一时刻，两个女孩用简洁，而又粗鲁的手势，在一个狂风瑟瑟的夜晚，面对面地自慰。她们紧张的，几乎一动也不动，在凝视的目光里满是奔放的喜悦。但很快的， 似乎是一些无形的怪物在把马塞勒从栏杆后拉走，虽然她的左手似乎是在尽她的可能在抓住它们。我们看到她跌回到她的谵妄。所有在我们面前留下的，只是一个空白的，有着光亮的窗口。”

在这样的场景中，行为是随着意识的回归而突然的出逃，个体以自身的撤离，重新将自我回归到伦理，从而让共同体显得格外的真实。但在这样的真实之中，自身已不再与自身的其他可能性相遇，因为它已经默认了理性所调校的偏差，通过对陌生异质的清除，而进一步清晰了情感与伦理、高尚与低下、生与死的所有边界，也就在这样的过程中，达到了自身的丰盈与自足。

情感与理性分属光谱对立的两端。理性对于任何无法言称事物的处理是敬谢不敏，秩序不免要屏除不合宜的成分，将它们清除，或保持一种明确的界限以确保自身的存在与同一。界限一旦成立，理性就可以安然地建构自身的堡垒。界限一方面被赋予预防，它阻挡一切混沌使得理性不受侵扰；另一方面则在构建一种相对性。由此，一切在界限之外的已处于一种“多余”状态，变成了一切污秽的渊薮。

因此说，“污秽”是一个相对性概念，它所延伸的异端思想同样如此。如此述说污秽，是因为“污秽绝非独立偶发的事件”，它们是经由共同体分类之下的产物。有污秽必有体系，它们发挥有同样的效果，因为它们是导致一切“不幸”的承载者，正是这样的意象传达，使得人们对其避之唯恐不及。也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一个完美的共同体体系产生了。

共同体（Community）是一个重要概念，因为任何社会都有同质化的倾向，科学的客观性是在知性的类同吸纳机制下建立的，科学的目标是建立现象的同质性，而经过精心分类的思想观念是试图将所有构成世界的要素同一化。社会权力的执行是在于排除“异质”。巴塔耶更指出了现代共同体的主宰：“今天社会的同质性并非由丧失了生产资料的生产者所建立，而恰恰是由占有生产资料，或拥有购买生产资料的货币拥有者所构成”，因为 “同质性被确立于占有者与占有物之间”。

当社会主体致力于建构“同质”的封闭系统时，它所排除的是外來势力，它所压抑的是内在的底层阶级。社会主体对于来自于底层的内在异质性，它执行的是兩种控制形式：一是透过内置责任、规训、服从的原则，建立同一的构型；再则，就是透过外在的异质性对象，以“神性”来集结大众的情感。在这种结构中，主体被固定在一个绝对而崇高的位置，大众则因为参与了共同体建构，而随之涌入了向上的主体位置。

巴塔耶透过神圣与牺牲的概念，來說明这种共同体的底层结构，尤其是作为底层的大众为何会进入“共同体”的疯狂。人性总是在追求精神，人的根本状态是“虚无”，也因此畏惧孤独，并渴求与精神对象的沟通。神圣是一种经历“整一”时刻的经验。人在空间投射出神圣与丰足的影像，这种投射的基础，便是在寻求建立一种神圣共同体的欲望。

不可碰触的神圣性具有异质性特征，社会的主体如果含有了宗教性，主体就存在于“神”的位置，呈现出某些“异质性”。主体经过“神性”化的虚拟，更呈现了在整体上的完美，从而更容易的凝聚了大众的情感。然而，政治的权威原则必然的具有道德训令的压抑。当任何“主体”要以命令式的“整一”主控情势时，便会携带着具有威胁力的壮丽，以更为暴力的方式投射于人类精神的“虚无”之中。这也是巴塔耶理论转折的关键之处。也因此，巴塔耶认为，与社会共同体的任何沟通与連结，正是建立封闭系统的起点。

“因此，在她的恐惧里，玛塞勒是混淆了红衣主教，一个断头台上的牧师，和一个被鲜血涂抹的，戴着自由帽的刽子手：对牧师的“虔诚和可憎”的离奇重叠说明了这种混乱。”

“断头台上的牧师”表达了一种共同体在法律意义上的完美，然而，当一个戴着自由帽的刽子手肢解了共同体的政治和宗教权威，并因而到达了雅各宾革命的界限。

玛塞勒的恐惧是来自于断头台上的肢解。当“红衣主教”占用了隐喻的空间，他所意味的就是“长官”（principal），一个实施惩罚的神父，他也是一个男人，一个具有权威的阴茎。当她认定她的婚姻对象（叙述者）是一个“神圣”的化身，当她终于认识到，叙述者和红衣主教是同一个人，因为一个她实在无法忍受的现实，玛塞勒将自己吊挂在了衣柜里。

同质性建构中所深嵌的暴力性。体现在玛塞勒自杀的荒谬之处，玛塞勒的绝望，她的生命接近死亡，是因为有如此之多的荒谬存在。在主体神圣丰足的影像中，玛塞勒映照到了自身的匮乏。人性的内在分裂，使人带有了一种撕裂性的情感。企图采取主控位置的“我”必须将这些异质的“我”驱离。当朝向异质的神圣投射具有了绝对的吸引力，“我”的主控就显露了荒谬，并处于焦虑之中。以此，牺牲自身便成为了捕捉“神圣”的形式。牺牲的意义在于将自我赠与“神性/主体”，若将玛塞勒的“牺牲自我”放在对统治意识臣服的脉络，我们便可以理解底层大众是如何的让“自我”进入了主体的位置。

如此，原本归于异质性的“神圣”进入了主体，而引入了另一种形式的“同一”，进而重新建构了社会的同质化。其引发的强烈道德认同，因为靠近了神圣，与主体的同一，以致不能碰触，不能质问，在这种神圣的共同体结构中，社会主体是以道德的命令式（moral imperative）决定了个体的“自我”要出现的方式。在自我被封闭在内在的本质指中，在这样的结构下，屠杀也可以被高尚化，自由而不负责任的暴力，乃至血腥的杀戮也成为了神的荣耀。

这种以共同体形式所表达的自主性（autonomy），是显示在我之中，这种在我之中的内在，是一种具有强烈本质主义色彩的“本内主义”（immanentism）。 对外在的不开放，自我封闭在内在的本质中。这种绝对的本内如果由一个共同体来显示和建构，就是所谓的“本内主义共同体”，它隐藏的巨大危险，是政治的形而上学化，它让客观性偏离真实，使客观性成为了一种幻象。

当外在的法律引入到逾越的场景，禁令被内在的放大，就标志了一种“本内”的惩罚力度。玛塞勒的羞辱胆怯，表征了她致命的伪装，同时也突显了它的否定本质，作为一种阉割的标志，“缺乏”（lack），作为拉康的术语，相当于“没有阴茎” 。在这个意义上，玛塞勒的否定正是构成了她作为女人的魅力。事实上，因为她的阉割，而被比喻为一个幽灵，一个缺乏频谱的“鬼魅诱惑”，为此，她被监禁在疗养院里。

因为羞耻而对性的却步，玛塞勒的“缺乏” —— 这在西蒙妮和叙述者的性关系中是不存在的 —— 让他们失去了满意的性生活。叙述者发现，触摸西蒙妮的“阴户”，并不能让他达到性的高潮；同样，西蒙妮拒绝了他在床上对她的“强奸”，她在宣称：

“我没有兴趣在这里，就这样在床上，像一个主妇和母亲！我只会与玛塞勒这样做！”“西蒙妮，对她来说，如果没有看到我的阴茎在沾污玛塞勒的嘴和阴户，她就不再把引诱我的阴茎喷射精液视作为一种热辣。”

因为失去了羞耻。性欲就只有通过难以捉摸的煽动，只能通过其功能的变态，《故事》中的一对青年男女，就只有在反复的性的逾越行为中寻找意义。

巴塔耶的“内在性”（inner）不承认潜藏于内心深处的神秘宝藏：“想要寻找充足性，和企图“封闭存有”一样的荒谬，我们封闭不了任何事物，就如我们只能找到不充足（insuffisance）。”巴塔耶的“内在性”没有藏于深处的本质：内在体验没有“主观”的成分，而纯粹是一种牵涉到外部关系的体验，因为唯有外在才可以提供这种经验的空间。

因此，从内在与本内、外在与超越的两组观念中，巴塔耶是用内在的开放（inner/open）来对抗本内的超越（immanence/transcendence）。在巴塔耶的普遍经济视野中，能量的耗费涉及到外在向内在的转义，所以内在与外在并非是对立的，而是彼此转化的运动关系。相反，只有内在和超越性（规范）才是对峙的。规范是为了维持物世界的运作，任何规范都难免有超越性的倾向。内在性一旦引入了超越性，它们就会面临“外在”的需要，就如“一旦情人成为夫妻，他们就回归到了共同体的存在状态。”

巴塔耶在《故事》中所描绘的恐惧如尖叫，或是悲鸣，这样的恐惧不仅仅是因为外在，而是在于自身。巴塔耶所描绘的激情，不是为了成就伟大的心灵，它常常就是一种灵光乍现的冲动，它在绚烂的瞬间稍纵即逝：它可以出现在一个非常态的斗牛场，或者是在一个被理性所弃置的大粪池；而塞维利亚太阳下的大街小巷，就是酒神戴奥尼索思（Dionysos）与牧神潘（pan）所青睐的狂欢圣地。

《眼睛的故事》中男女主角的行为，是巴塔耶的一种述说，也可理解为一种对“占有性”世俗共同体的反抗，其追求的是一种非功用的神圣共通。相对于萨德从有形式到无形式的解体和摧毁。巴塔耶走向的是另一种世俗化神圣（Secularising the Sacred）的共通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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