峨嵋路400号军直营慰安所
2012年，笔者在上海市档案馆查阅有关半个多世纪前的私立大公职业学校的档案时，注意到一份编号为B105—5—43—3的档案，内有一份手写于约1949年8月的“大公职校学校简史”材料，其中有这样一段记录：
大公职校校址虹口峨嵋路四百号学校简史：该校创办于民国二十二年，系CC派分子林美衍等创办，林为校长。校址在江南造船厂后面，规模甚大。抗战开始，迁往重庆。林仍为校长。许恒为总务主任。后来林美衍（注：1942年）死于重庆，校务由林妻、许恒负责。迨抗战胜利，内部发生纠纷，许恒与林妻不睦，遂偕教员廖若平离校来沪，籍吴开先及南京律师邵国雄之助，取得伪教育部四亿复员费，实行复校。但原有校舍已为伪海军占领，吴开先帮他接收到现在的日本海军俱乐部为校舍。
峨嵋路是上海市虹口区南北走向的一条街道，南起天潼路，北至海宁路，前身为20世纪初上海填浜筑路时以英国商人名字命名的密勒路，民国32年（1943年）改为现名。根据上述材料中的蛛丝马迹，笔者一直想找到今峨嵋路400号与“日本海军俱乐部”旧址之间关系的更有力的佐证材料。今年5月，读到上海历史博物馆胡宝芳先生写的《日本海军俱乐部铜牌小考》一文，据胡先生考证，“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地址有新旧二处。1914年到1928年，“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在贝开尔路53号（即现在惠民路保定路口），1934年后搬迁到北四川路底（今四川北路、东江湾路、多伦路三条马路交界处）。该文也没有提到峨嵋路上是否有“日本海军俱乐部”。
其后，笔者在日语网站“上海歴史地図（http://historicalmap2010shanghai.com）”上找到一张日本“海军下士官兵集会所”图。在这张图上，峨嵋路（图中为“峨眉路”）400号的位置处标识为“日本海军下士集会所”，而有关这个地点的相关说明文字大意如下：
日本海军陆战队在无执勤任务时，除了去陆战队内的娱乐慰安机构外，军官们还去司令部隔壁的海军俱乐部休闲，下士以下的官兵大多去密勒路的集会所。下士以下官兵集会所原来在老靶子路，如今（在密勒路）新建了面积大、设备完善的三层楼现代化集会所（以上内容引自山中三平先生1937年发表在日文杂志上的《海军陆战队故事》（上海陸戦隊物語）一文）。二战结束后，此处成为大公职业学校校舍，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军队产业，最近已经颓圮。
笔者还检索到日文“上海歴史文化地図”研究课题的成果报告书，该课题研究者是日本首都大学东京人文科学研究系的木之内诚教授。接着，笔者查找到木之内诚先生的著作《上海历史指南地图增补改订版》（上海•歴史ガイドマップ增補改訂版）。书中用彩色地图诠释了上海主要街道的过去和现在。苏智良教授在《慰安妇研究》一书中提到的一些主要日军慰安所也都标注得一清二楚。在该书第129页，关于“海军下士集会所”的介绍与上述日语网站上的说明内容一致。近日，笔者又经人帮助找到了山中三平1937年《海军陆战队的故事》的原文，原文内容也与前述网站图说明一致。
如今的峨嵋路400号为一幢五层楼建筑，笔者经过实地查访，确认该建筑原先只有三层，现在的第四、第五层楼系上世纪80年代所加。因此，该建筑的确切地址和三层层高确实都与山中三平和木之内诚的记录、研究相符。
综上所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虹口区峨嵋路400号这一砖混三层楼凹形建筑，确实应该是当时日本海军陆战队“海军下士官兵集会所”。日本学者一般将战争期间的日军娱乐所、俱乐部、集会所都称为“慰安所”。研究者们将日军部队直接掌控、管理的慰安所称为“军直营慰安所”。因此，名为“海军下士官兵集会所”的峨嵋路400号是否可能也是一处军直营慰安所呢？笔者建议有关部门先保护该处遗址，留待今后认定。
（本文载于《文汇报》2013年9月17日第15版。作者：周新民）
【延伸阅读】
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铜牌小考
在参与筹办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文物展时，我馆所藏的一块“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铜牌引起了我的注意。该牌长52厘米，宽12厘米，高5厘米。保管部的文物登记册上，除了“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铜牌这几个字，没有其他信息了。当年征集此物的同志介绍，这块铜牌是工人们在上海海军411医院院内施工时，从地下挖出来的。
这块铜牌是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的一块牌子。要弄清楚这块铜牌的文物价值和历史内涵，就必须从了解“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着手。
不知什么原因，有关论著中很少提到“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为了解这个组织在上海的基本情况，笔者查阅了上海史和抗日战争史方面的一些资料。最后，在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所藏的《行名录》（《字林西报》出版社出）上找到了“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的有关记载。记载表明，“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是1914年开始在上海出现的。在此之前，《行名录》上找不到“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的任何资料。鉴于《行名录》在上海史研究领域的权威性和可靠性，把“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的开始时间定为1914年，比较可信。至于这一组织的结束时间，应该是在1945年。这一年日本溃败，大量日本海军离开上海返回日本。沈醉、文强著《戴笠其人》一书中有1945年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接收“日本海军在江湾新建的俱乐部全部房产，以为中美所上海特警训练班”的记录。
至于“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的地址，上海地方志办公室出版的资料认为是在北四川路。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这一说法不完全正确。至少在1914-1933年间，该俱乐部是在今虹口区惠民路、保定路口的上海感光胶片厂内。1914年-1928年的《行名录》清楚地记载着“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的地址是贝开尔路53号（即现在惠民路保定路口）。1933年上海出版的一张上海地图中，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也在今惠民路保定路口。约在1934年后，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才搬到今四川北路、东江湾路、多伦路三条马路交界处（当时俗称北四川路底）。《申报》1937年8月中旬关于战争的若干报道，以及《上海抗日救亡运动资料汇编》等史料均证明，1937年时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是在北四川路底。“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铜牌的发现地——海军411医院也位于北四川路底。铜牌发现地与史料相结合，可以证明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原在惠民路，后期才搬到今四川北路、东江湾路、多伦路三条马路交界处。
上海为什么会有“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这样一个组织？这要从日本的“大陆扩张”政策和近代日本军队在上海的驻扎和扩张说起。明治维新后，日本帝国野心萌发。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妄图侵略朝鲜、吞并中国，建立一个称霸东亚的大日本帝国。为此，日本政府大力推行武力扩张政策。1876年清政府在“琉球”问题上向日本让步后，日本对满清政府的软弱无能了然于胸。1894年日本公然挑起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战后不久，日本便向上海派出军舰。此后，黄浦江上常有日舰驻泊。1897年，上海小车工人示威，日本派大岛号20名陆战队士兵登陆警备总领事馆，这是日本向上海陆地派遣军队之始。此后，日方不断以各种借口增派军队到上海。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趁西方国家注意力分散之时，再次增派军队到中国沿海。随着登陆上海的日本军人（主要是海军）日渐增加，日本海军喝酒闹事等负面消息不断出现。为了给在上海的日本军人提供消遣娱乐的场所，“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应运而生。正是那些人数不断增加的、经常在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出入的日本海军，充当了1932年、1937年两次淞沪战役的急先锋。
挂在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的这块铜牌，是第二次淞沪战争的重要见证物。它目睹了中国军人在上海保家为国、浴血奋战的情景，也看到了日本军人在淞沪大地上屠杀中国军民的惨状。第二次淞沪战争中，中日双方曾在上海日本海军俱发生过激烈战斗。张治中将军在回忆八一三淞沪抗战时曾指出：“15、16两日都是奉令作攻击准备，并没有实行全线攻击，仅将五洲公墓、爱国女学、粤东中学各点攻击，其中以第87师第59旅第8连与第7连合力突入敌阵地，占领海军俱乐部最壮烈，最英勇。”这里所说的“海军俱乐部”就是“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关于这次战役，1937年8月16日《申报》曾作过如下描述：“……经前日之血战，我军已将公大纱厂日军司令部包围，右翼进展至江湾路北四川路，将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包围，同时空军出动轰炸，于昨日9时30分，在炮火掩护下，向北四川路宝乐（荣）路方面猛攻，当将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占领……我军于弹雨密集之下，奋勇前进……师连长身先士卒，中弹受伤，士兵拟挟之后退，该连长忠勇异常，奋不顾身，仍挣扎负创前进，士气更为振奋，争先浴血前行。当于上午9时30分，占领日海军俱乐部，防守该处之敌军300余人，完全歼灭。下午，敌在海军俱乐部以南向我发起猛攻。”1937年8月18日，《申报》再次以《我三度占领俱乐部》为题报道了我军与敌军在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激战的情况。
从以上考证可以看出，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是近代日本“大陆扩张政策”的一个产物。它的成立和发展伴随的是日军侵华阴谋的逐步展开。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铜牌的发现和考证，有利于加深人们对近代日本侵华野心的认识，填补史学界关于侵华日军研究中的某些空白，纠正以往对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认识的某些不足和谬误；它在史学上的研究价值不言自明。作为淞沪战争的重要见证物，它的文物价值值得引起重视。
（本文载于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官网。作者：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胡宝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