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只是两个人的中美关系

从爱沙尼亚塔尔图诗歌节回来，我的老毛病又犯了，想写点什么，不相信时间真的能完好保存我记忆中见过的人，经历的事，不变质。咳嗽发烧是没有，但压力与日剧增，还是抓紧写下来了吧。

克雷格在里加车站第19号候车站台，拄着拐，远远地朝我喊：爱德华！我曾指着拐杖关心过他是不是腿脚有问题。他的回答含糊，有也没有。既然他是诗人，他愿意在哪里埋下伏笔，也就不用我去深究了。那是第一次见面，之前我们的交往限于两三封没有照片插图的邮件。他径自喊出我的名字，毫不犹豫，显然不仅因为我的亚洲人面孔。同一站台上已经有不少来自韩国的男女游客了。我找过原因。有吗？我怀疑自己有什么诗人气质。再说这个时代的诗人气质即便存在，也异常模糊了吧。但我能听出他叫我名字时的分寸感，一丝疑虑，从这丝疑虑还翻找出更多的东西，一丝排斥和蔑视。1999年底，新千禧年即将降临的那个冬天。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拜访了巴勒斯坦诗人马哈茂德·达尔维什。我的英文名字爱德华给他留下印象一定比我的诗深刻。几个月后，我在约旦安曼一家报社见到他的一位朋友。他的朋友说，达尔维什告诉他前些日子他竟然见到了一位名叫爱德华的中国诗人。我的英文名字比他在那个沙漠包围的阿拉伯城市见到一中国年轻诗人，比他得知那位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要翻译当代阿拉伯诗，更诧异的原因是什么？2008年达尔维什就去世了。现在2018年，在波罗的海边，我还有机会与我的美国诗友，坦然地说说我的名字问题。

我承认自己的英文名字带有殖民地至少半殖民地烙印。克雷格也说自己在美教书时的学生中，也有几位中国留学生，每人都有英文名字。他曾告诉他们，你们的中文字很好听呀，并尝试只叫他们的中文名。开始时学生们接受了，过几天了，他们的英文名又颠覆了中文名，学生们坚持不住了，他也只好放弃。中文名发音难，几乎是一致的理由，但深究就知道那只是个借口。至少我自己的中文名不难发音。当初英文老师给我们每位学生安排英文名，出于对国际化的急切，出于流行趋势的压力，也不乏教育体制散发的媚俗。从地缘因素考虑，中国人有英文名，可以轻易往南找到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天然易于分割与殖民的岛屿。或许只有诗人朋友会纠结一会儿我的英文名字，克雷格也不例外，我猜中了。但我没想过遗弃我的英文名，并决定还是继续用它。既然它有烙印，不需要为它换肤易容。相反，它会像闹钟一样提醒自己来自哪个特殊语境。顺便我也得感谢当年村小学的那位代课语文老师。终于我不必为自己纠正不过来的几个普通话发音为羞了。在阿拉伯国家情形稍微不同，很多阿拉伯人听到叫英文名字里的我，常规性的问题是你是基督徒吗？在那里，毕竟宗教比政治更鲜活，有效也更有实际意义。那是另一面反馈的镜子。

说完名字，下个话题，就很容易猜到了。对了，就是职业问题。其实这没什么可说，一个词可以概括，最多几句话予以蔽之。但谁让我的美国朋友是诗人呢，或干脆说谁让这个世界不是一首诗呢。我向他简单介绍了网商这个职业。不知道他听懂了没有。总之，他好像没什么兴趣，没有多问。诗人这个职业存在吗？当这么一问，它马上显得几乎存在又几乎不存在的样子了。在汉语里，成功的标签是成名成家比如科学家，企业家，政治家，画家，音乐家或者作家等，没有诗“人”。在说英文的美国呢？从词源学上讨论这个职业问题肯定很难。但从现实角度，不难发现共同之处，而且他对诗人这个职业的纠结更深，充斥抱怨、牢骚、苦衷和悲哀无奈混杂。有一点点乐观也是从幽默那里借来的。他说到一次到酒吧喝酒。旁边一位顾客问他从事什么职业。他说自己是诗人。那人没听懂，起码没听清，可以想象酒吧里的音乐和噪音都不小。于是那人就问他生产什么卖什么？这样问的话，职业就大大便于锁定，不会出错。他回答：家禽（Poultry 家禽与英文中的Poetry诗发音接近）。那人就跟他聊了一个晚上的鸡鸭鹅市场行情，禽流感，政府补贴和环保措施等。他也不去纠正，将错就错配合那人聊呀聊。聊得很开心，当然也很郁闷，两种不相容的情绪竟然水乳交融在一起。这就是他讲的职业故事。记得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列曾经在《忧郁的热带》提到过职业与个人存在隐秘联系，一笔带过了。如果写下来或许与印第安人的亲属关系一样深奥有趣。英文中的家禽和诗歌的隐秘联系是牵强的，但是它们之间的链接，即便巧合得无根无据，让他的自嘲如此迅速达到兴奋高潮也是事实。诗的边缘化事实，不需要用酒吧故事来证实。只是谈笑着说这个话题，多少松开了诗固有维度的捆缚。诗人的职业不隐秘，隐秘的是诗。谁曾经说清楚了什么诗呢？

不知不觉大巴已向北驶入爱沙尼亚国境。

提及诗人职业，我们无法避开约瑟夫·布罗茨基。据说他是最为自己的诗人身份自豪的。爱沙尼亚南部的森林草场，在平原上中国卷轴画一般展开，瞬间又被大巴车的尾部收拢，区别出中国江南的山水之美。布罗茨基的圣彼得堡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俄罗斯诗歌对我们中国诗歌的影响力，用一位俄罗斯诗人朋友的话说：令俄罗斯人都惊讶。影响力是无法定量测量的。凿壁偷光，我想到了这个典故。这里讨论俄罗斯诗歌是不合适的，但说到诗人职业，禁不住会追溯诞生布罗茨基的土地，回顾诗歌时代的变迁：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黄金时代，阿赫玛托娃和曼德尔施塔姆的白银时代，到后来不知道什么破铜烂铁时代了。但现在我们清楚自己处于硅时代。根据据摩尔定律，硅时代也许很快会被另外某种大自然不存在，需要人工制造出来的材料代替比如石墨烯。诗神、诗英雄、诗烈士、诗流亡的时代过去了。过多留恋过去也许会让我们错过现在的诗歌时代，或许那是个更重要的诗歌时代。对，诗是边缘化了，读者越来越少，其社会效应逐渐趋向零。一首诗再怎么有召唤力，也很难想象让其作者锒铛入狱，流放和判刑了。与此同时，诗展示出一个更自由，自由地没有任何管束，别人都不在乎的深山处境。那会不会是新创造力爆发的先兆，诗降临给写作者以黑暗，除了说明黎明存在还能说明什么？不自觉地，现在的社会已经为这种诗的真空状态创造了条件。那就加速人们对诗的遗忘吧，如果可能的话，诗可以低价到像几毛钱一度的电，几元钱一吨的水，一文不钱的空气，要不是雾霾在经常提醒。克雷格不表态，估计他不会赞同我勉强想象出的乐观。我自己也不赞同，权且当成安慰吧。诗人可以接受被忽视，诗人作为职业也可以删除，但诗人好像都还没准备好把自己的作品献给别人的无视。

大巴停了下来，中途休息十分钟。

那帮韩国游客中带队的留意到了我的亚洲人面孔，竟然和我搭话了。从来没遇上过韩国人那么主动。他问我是游客？我说不，我在这里居住。接下来自动他就问我的职业。我打开了脑子里的备份，复述了一次，说清楚了可以被社会接受的职业。谁知大家重新上车前，先跨上车的克雷格，突然转身严肃地对我说：下一次别人再问你的职业，你应该回答作家，你是作家。这位诗友老兄有点奇怪，可以说专横了。当然布罗茨基应该更专横，相比之下，他不让我自称诗人，而是作家，已经是一种让步。对，他应该不会去重复布罗茨基对职业的坚持。在车上我们曾经讨论过德里克·沃尔科特，布罗茨基和西姆斯·希尼。不知道美国怎么样，我知道包括自己在内同时代的写诗朋友们，年轻时的写作大多处在流浪或者流亡的幻觉中。我不承认那种情怀过时了，但随着岁月和时空变化，特别是年龄增长，越来越清楚自己配不上它，事实上它也与我不同步，两种时空。克雷格点头。他对那些创造了伟大诗歌传统的诗人，用了一个英文词COVERED，简单，我却觉得不太好翻译。简单地翻译成他们已经被封存了，不会是他的本意。我听出他们已世世代代被保护起来的另一含义。毕竟，我们很快就会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中途下车。麻烦车上那几位体态臃肿，神情严肃的俄罗斯老太太，同一辆大巴继续北上，驶往圣彼得堡的她们，转达我们对布罗茨基灵魂的敬意吧！

他近乎强迫地让我自称作家，会有他的道理。当然我不知道。知道了，又怎么样呢? 不重要吧？什么事情是重要的呢？任何事情都有无数个重要性当你分散聚焦。显然克莱格有他关注的焦点。我觉得职业这个话题说完也就过去了，玩笑而已嘛。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塔尔图诗歌节期间，与会诗人大多数来自俄语世界。克雷格，我还有几位来自其他语言世界的诗人就自然地经常安排在一起。我和克雷格坐总挨着坐。冷不丁，他会掉头问我一句：爱德华，你是干什么工作的。还没等我开口，我的备份答复还没来得及播放，他就告诫我：你应该说你是作家。几次三番之后，我能在他的提问之前回答了:我是作家。心里想，这下我不上你的当了。但我真上当了！有一次当我们被介绍给新来的诗人朋友，自我介绍问到职业，在我身边的克雷格干脆直接替我回答：他是个作家。其实每次见到新朋友，还没说话，他们也都被我这位居住在波罗的海边，写诗的中国人，靠什么养活，什么职业等问题追逐了。克雷格用作家这个职业似乎多少减轻了我这诗人的压力。

他的做法是强我所难的。考虑到他比我年长二十岁，并且总说汉语诗才是所有与会诗人的期待与关注。我无法确定这是他对我的鼓励，还是对英文写作的自己的鞭挞。总之，我觉得不应该计较他的较真，为一个虚无的职业争论是不理智的，接受他友好的压迫吧！

他的确是认真的，并且没有放弃的意思。等我们诗歌节后各自回家，他给我的FACEBOOK留言信息也是：你回到比作家身份更重要的身份了吗？ 他太自我了，但不足以引起我的反感。从诗人这个职业撤退之后，作家的身份是个庇护吧。很像从高房价的大城市撤退到城镇；诗人开始写起散文，小说和影视剧本。我无法说服自己克雷格对我关心与好意，本身其实源于一个社会讽刺。

说了这么多有关职业的话，可以打住了。塔林站也到了。

知道你干什么之后，随后就牵涉到的就是家人朋友等社会关系了。克雷格的家庭关系可以三言二语说完。确实，它也只花了我们去爱沙尼亚国家博物馆出租车上的几分钟。但是不简单：父母均已过世，有个妹妹死于自杀。他未婚，有一女友，无子女。问到孩子，他说没有（NO）的语气蓄意强调，听起来可以翻译成绝对不要。不管他的简介真实与否，都还没超过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大部分剧情。小时候他患一种病，能读句子但理解不了句义。据说十七岁他才学会读写。他还是个数字盲。“那你怎么从小学毕业？”“抄同学的。”但是他五十几岁上了大学，获得学位，在学校任教，教授创意写作。这依然没有给我的好奇与想象力造成什么压力。他说话时的轻描淡写，被我理解成美国人幽默，我不在意。直到他说到他的父母：他们早死的好。说他妹妹也是早死早脱身。明显，那不是调节气氛的玩笑，他的语气是严肃认真的。他的话挤压了我道德底线，让我根本无法接受。

从文本角度说，与诗人血脉相连，没有她就不会有你的，当然是他写作的母语。毕竟，在人工智能战胜人类之前，语言作为信息载体尚未被数字彻底替代之前，语言还是人类区别其他生物存在的骄傲资本。但我感觉到他与英语关系竟然是恨。他告诉我，他的很多非美籍学生总羡慕他，说他用当今几乎通用世界的英文写作，世界其它不同国家的人可以没有什么障碍地读懂他写的诗。他没有感受到这份幸运。相反他觉得那是他的枷锁和诅咒。而他没有去学着用其他语言写诗，其实也承认了英文是他的宿命。当他得知与会俄罗斯诗人中，有人读过他部分翻译成俄语的诗；有人没读过，但二十年前就听说过他；他显露的激动和兴奋，让我觉得他的宿命感似乎不是完全悲剧式的，甚至带有几分狡黠。

塔尔图大学青年旅社旁，一个沿河的公园。

克雷格说，只要白宫不倒，英语就不再适合写诗。我记起来就在前一天，在爱沙尼亚博物馆明亮宽敞的现代化大厅，他朗诵之前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他在话尾加了一句：对不起了，华特·惠特曼先生！在公园长椅子上，一只蜜蜂围着我们转，他美式咖啡了一定加了糖。

我说我们应该感谢英文，否则我和他之间无法交流。“不说英文怎么了，我们可以做手势，用眼神，不用语言的动物互相也能沟通。” 我当然无法苟同。他太偏激了。但正由于他与英语的特殊关系逼迫我，交出藏在我身上随身携带的母语即汉语，检查汉语和我是什么关系。无论从弗洛伊德还是马克思理论，无论从生理和精神渊源思索，汉语于我的写作只能用母子做类比。客观上，克雷格与英语也是。第一次他似乎在警告我，母语和诗人存在不同关系，至少不是简简单单一种通俗油腻叫爱的关系，即便是，爱也是复杂和变异着的。克雷格拥有独霸全球，对谁都可以指手画脚的强势母语。他看到英语适合IT编程、政治外交，国会讨论，美剧，制定贸易条款,却不适合写诗，限制了诗写作的可能。而我的母语汉语目前是什么状态？在步英语后尘，变得日益强大，世界第二，并走向不可一世？应该骄傲还是忧虑？克雷格说美国英文向世界输出只是美国POP文化，我说还有美元。我们的汉语向世界在输出什么，或者准备输出什么？

“不说英文怎么了，我们可以做手势，用眼神，不用语言的动物互相也能沟通。”

我反对，因为我在强调英语作为交流工具的功能，谷歌翻译也正在赶超语言此功能。克雷格强调的不是。在塔尔图诗歌节，我们听到了俄语，西班牙，芬兰语，英语和汉语诗朗诵，其实大都听不懂，译文给出的亮光也零星，断续和点滴。但我们，至少我自己，似乎听到了存在语言之外的“声音”，退出语义的符号。

“不说英文怎么了，我们可以做手势，用眼神，不用语言的动物互相也能沟通。”

轮到爱沙尼亚著名诗人杨·凯普林（Jaan Kaplinski）朗诵时，出现在朗诵台的是一位年轻女士。这时候我才记起刚进会场时，我们在楼梯口见到的那位，用我们村里哑巴的手势，指着自己的嗓子，吱吱呀呀艰难言说的老人家。那位曾经多次获得诺奖提名的老诗人前几年失声了，不能再为大家朗诵了。克雷格说二十年前，他曾在立陶宛听过他的诗朗诵。又是二十年！克雷格比我幸运！朗诵会回来，克雷格非常反常地一言不吭。诗甚至不用发声，更不用说用书面语了。每次听波罗的海这里的民歌合唱，一句话都没听懂，某个词差点听懂了又滑过我的意识，但我知道那里有诗的足迹。简单用音乐来笼统定义那种声音是不够的。

“不说英文怎么了，我们可以做手势，用眼神，不用语言的动物互相也能交流。”

当你与一位或一帮傲慢自大，夸大诚实，说真实谎言的人相对。其实语言，所谓的交流工具只增加了别人痛苦甚至死亡的速度，更多的折磨与新悲剧。从这个角度上说，人类发明语言不值得骄傲。核武器也一样。

“不说英文怎么了，我们可以做手势，用眼神，不用语言的动物互相也能交流。”

克雷格对英语的极端态度得到了我的部分谅解，因为我想到了中国的鲁迅。从中国文言文的字里行间读出“吃人”的他，比现在克雷格对英文态度，仅从抱怨发展到恨，更赤裸残忍。只是我们称呼鲁迅的愤怒为批判精神，他写的文字叫新文学，他也被追认为民族脊梁。当然这里的重要区别是后期清朝的衰败和现在美国的强大。大多数人不自觉地将诗标准等同于经济标准，克雷格不会。我后悔在这里提鲁迅了。不知道那几位俄罗斯老太太，在圣彼得堡下车，有没有把我们口信带给布罗茨基的灵魂。

“不说英文怎么了，我们可以做手势，用眼神，不用语言的动物互相也能交流。”

讨厌的是，我又忍不住去想保罗·策兰，想到他与二战之后德语的关系。策兰说过晦涩是诗人的职业。他并不是要跟读者过不去。只要想象他写下每个德语字母，组合每一德语词句，要多少努力才能穿过梦魇、废墟、血泊和集中营附近寂静下来的树林。最后，也可能不是最后，而是一直在持续，他穿过了语言的象征森林，并让我们的阅读付出应付的代价。

“不说英文怎么了，我们可以做手势，用眼神，不用语言的动物互相也能交流。”

我没问克雷格，英文不适合写诗的话，什么语言适合？下次见到他，我一定要问这个问题。其实答案早在那里的：诗的语言。语言问题又绕回诗是什么。我不像克雷格一样恨自己的母语。其实到塔尔图，行李箱里除了装下汉语，我还能带什么来呢。与会多数诗人估计第一次听到诗歌用汉语朗诵出来，反过来也成立，汉语用诗歌朗诵出来。面对那些以小众母语写作的诗人，我多少带点来自大汉语的自豪，但是马上又被某种奇怪的歉意埋伏和袭击。现代汉语诗为世界做出过什么？面对那些读者都可以计数的写作者，汉语写作的边缘化多么不够。当一位波兰诗人说到庞大的中国读者群，他眼中仿佛看见在天空飘着的一个天文数字，我是那么窘迫。这种窘迫在提醒我与汉语的关系需要升级。无论我写什么，想写什么，或者不想写什么，都在复制汉语的基因。边缘化和流亡类似，都是破灭的神话。我想对这里的诗人们说，除了汉语，我也爱他们这里清澈的湖泊，幽暗的河流，森林里的蘑菇以及了不起的波罗的海。我知道不自觉地自己在盗用环保说语言了。可不是吗？地球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不再适合我们居住，人类只能在太空找到新家园。语言的命运也许相同，不再适合诗生存。人工智能已经发话了，生命可以抛弃离开我们的肉体，在一堆芯片或者合成材料找到新居所。

“不说英文怎么了，我们可以做手势，用眼神，不用语言的动物互相也能交流。”

诗存在于一个无语言之境，怎么可能？为什么不？我与克雷格在大巴上讨论过“泛诗”话题。诗不限于语言、任何人的母语，甚至方言和口语；诗不限于企业家、商人、士兵，环卫工人，作家，文盲以及任何职业的人，也不管这人读不读诗，写不写诗。克雷格告诉我英文 称此为entire poetry。文本的诗仅为一种狭义存在。广义的诗，接近古希腊人心里的诗神缪斯，掌管科学和艺术，数目不定，可能是三神，也可能是九神。她绝对不会整天守在整天玩弄文字，吹牛聊天的文人之间，而是到处游走，飞翔，无处不在，渗透万物，给足了人类想象和实践的时空条件。

从个人写作体会出发，其实阻碍写作不光是美元、好莱坞、商品经济与名利等等，还有“诗”这一概念。通俗地讲就是什么样的作品才是诗。所谓的“诗”经常由文笔、美、真实、正能量或者现代派的颓废等坚硬地打造而成。每位写作者的经历、认识、对时间的感受、一切的一切，最终都只体现或者聚焦到一个点，笔端或者是敲击键盘的指尖。所谓的“诗”在那里坚守要塞，同时也设置了最大障碍。击碎它，诗意才能找到出口流泻。每一次顿悟都隶属于非诗对诗的侵袭与占领。克雷格也有同感，他说自己早已不写分行的诗。当然分行不分行只是很表面的对抗“诗”。2010年之后我不允许“我”再出现在自己的诗里，其实并不能说明我消灭了自我中心。

“泛诗”概念提倡跳出语言范畴，写诗或不写诗的人都有资格拥有诗自身无限的地平线甚至外太空。

说了这么多，需要言归正传了。现在数字毕竟还没有完全替代语言，人工智能还没染指诗写作，世界也尚未充斥广告一样的“有用”之诗。克雷格和我也都还在用各自的母语写诗，不管母语反过来培育了我们不同的爱恨情仇。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剔除无用的垃圾。显然诗移动不了事物有用和无用的界碑，最多只暂短地模糊了一下读者的视线。我们都显得幼稚，仿佛我们以为各自母语多少拥有某种超数字的能力。可是，除了语言的不精确和歧义，除了语言激发的不理智与泛滥情感，其它看上去有用有效的一切，数字似乎都能比语言做得更好更快。现在趁一首诗在文本里尚未变成化石，我们还可以提着各自母语大小品质迥异的垃圾袋，在下午的阳光下，捡拾什么，珍藏什么。克雷格捡到了他诗集《十五块石头》，其中一块被我看到了，翻出来译成汉语，抄录如下：

我喜欢走过人们的居所，听他们窗户里传来另一时代的音乐：卡洛斯·葛戴尔，恩里科・卡鲁索，伊迪丝·琵雅芙，罗伯特·约翰逊... 在我的血液里，一如他们出现我梦中。我不知道他们是谁，却忍不住想去听听他们到底能说些什么。然后，把他们的话语搬入我的写作。我会赞美他们如果我知道他们的名字。那也是我的女房东引起我好奇的另一理由。她是位催眠师。我期望被催眠，以便被运送到我其它诸多维度中的一个。不像去意大利，远得不够。她告诉我，她丈夫从事翻译，语言可以付诸我的愿望实现。可是潜意识说什么语言？让我潜得更深些吧，找到我所有真实性格的隐蔽处，那又如何！我还会回来说意大利语，是吗？在我看来生命如此简单如一跃，世界不停转圈，落地时你不知身在何处，沿着梦中小径走下去，接受唯一可理解的字词，指引在我脑中。

我羡慕克雷格行走在字里行间的自由。

那种自由似乎只在英文里自动插翅。那种滑翔，他的朗诵提供了足够的证据。以至于我不愿意重读这首被我译成汉语的诗。克雷格的自由随便到用毛巾遮住电脑屏幕，什么都看不见，双手在电脑键盘上的随意弹奏，而后从中整理出诗。据说这就是他的写诗方式。他的方式容易让我们回想到现代主义早期的达达主义。那种接近疯狂后失控的自由曾被后人诟病。对他的自由，我也持怀疑态度。但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塔尔图诗歌节回来后，当我再次写我的诗，尤其当汉语在我的手下停滞，我竟然想到了克雷格，他说这句话时的表情，听到了他公子哥似的口哨。信心来了，唐诗宋词都被我暂时扔入纸篓，中外诗歌史骤然瓦解，汉语字典解体了，开始流溢。克雷格不会也不能告诉我诗怎么写，他好像只递给我了一把榔头。此时，我联想到另一把榔头，来自恩怨更深的日本，鲁迅先生想起的藤野先生。抗战早已结束，冷战铁幕都已结束！那几位表情严肃的俄罗斯老太太也许已转达了我和克雷格对布罗茨基灵魂的问候，也许没有。不管怎样，还有另一把榔头。

克雷格的自由走出了字里行间。

据说他的创意写作走入了监狱，不是个人精神的监狱而是囚犯众多的现实监狱。他的实践让只在桌子前面写写字的我感到愧疚。他才是“泛诗”的实践者。二十年前，他曾向立陶宛政府写申请报告，给监狱囚犯讲诗，鼓励囚犯们用诗创作，组织诗歌朗诵比赛，激发囚犯创意。走入监狱的不再只是政治思想教育，打篮球和劳动改造；走入监狱的不再只是牧师、心理医生和律师，而是诗人和诗。囚犯或许比常人具有更多的诗基因，一如别人说监狱是世界上最好的写作场所。一旦囚犯在诗里获得解放与自由，会出现什么奇观呢。克雷格想到并去做了。当然，他的想法不被人认为疯狂，也一定超前得让人无法接受。哪个政府会支持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放纵呢。等二十年后再回立陶宛，他竟然听说当地政府已经接受类似的申请，诗真的允许走入监狱了。申请人当然不是他，另有其人。他的那份申请早就被遗忘了。有一点几乎可以肯定，该项目申请获批的人或者组织都不写诗。谁让克雷格是诗人呢！

克雷格走入一个森林公园。

在塔林到塔尔图途中，在一个德式古典豪华庄园附近。公园中央是一个即将干涸的湖，站在湖边的克雷格迟迟不愿随大伙离开。他说他看到仅剩的那点湖水里还有鱼在动。他想看看走向那几条鱼的会是什么样的鸭子，或者其他食鱼鸟类。我说那几条可能不是鱼，是泥鳅。不是水，是一点汉语养着几条中国江南的泥鳅。克雷格说话的基调是悲观的。他的自由也只是美国式的。但是那么多的不满与愤怒只能承认他也是自信的。到了湖的另一头，他见到了一只流浪的猫，隐秘的猎手，同行的一位俄罗斯女诗人偷拍了他与那只猫的合影，以“诗人和他的身份”为题后来发在FACEBOOK。朝那几条鱼走来的是猫，超出了克雷格的想象。还没写出来的诗对诗人来说一直是巨大安慰，哪怕那首诗残酷。

重要的是，克雷格走入了我们之间的差异。

他嘲笑我孔夫子，当听我说讨厌美国人的AA制。

“很多朋友都说我更像美国人，中国人故土难离，不是我这样一直在搬家。”

如果他不写诗，肯定能成为好莱坞大明星，我调侃。

他说在以前,这样的话他听起来像侮辱，现在不了。他知道与好莱坞演员们在一起，他们都会说这家伙更应该做诗人。

我嫉妒他写作中的“自由”，不像我的诗里充斥西游记、义乌、长安、江滨西路和鞋子袜子等重负。

“爱德华，你也能做到自由，比我更自由。”每次听完我的朗诵，他就朝我竖大拇指。

我暂且当成他的鼓励来接受，不想去肯定和确认。

我马上又说：同时也享受自己身上的背负。他笑了。此时的我又被痛并快乐着这个滥用的词语“痛快”折磨。我希望自己减肥不是为了享受饥饿，而是保持健康。

我们的差异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写作使得我们各自区别，千差万别，这一切或许不仅仅源于我们母语的不同。某种“元”诗的不存在煎熬了我们。问题又出在我们各自又好像知道接下来写什么。

差别有时难以忍受。读完他的诗，我说如果让我来写这首诗，我会写写窗内主妇穿的红裙，男主人莫名的脾气，穿过客厅的油烟等。看不见也没关系。一位局外人的身份由于焦距拉近，成倍放大，他的散步也会布满更多细节。

“那读者干什么？”他反对。

我不想卷入作者与读者对立的责任，看不懂与无需看懂之间的争论。我说，对读者我可以有期待但毫无要求。就算读者是亲人朋友爱人都不应该有所要求，更不用说读者只是街上那些行色匆匆的陌生人了。举个不恰当的比喻，如果我身陷困境，绝望和无助，自己能做的也许就是回到我走出来的那个村子；切断与外界的联系，不向任何人求助，对谁都不抱怨，因为没有人欠你什么。假如谁给与你帮助，要把这当做意外，倍加珍惜和感恩。

克雷格突然站起来，独自走到窗台边去了。

难道我点燃他的愤怒？他望着窗外的月色。我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骂我吗？骂我这中国人变态吗？本次诗歌节，有位诗人携他同性恋妻女参加了我们的活动，按克雷格说法那很正常。此时，确切地说突然，窗外绽放的烟花解除了我们的沉默。我不理解，如此准时而戏剧性的烟花怎么就徇烂在塔尔图夜空了呢。这一定是巧合。世界上有什么不是巧合呢？与克雷格相遇在塔尔图诗歌节，刚才喝完那杯葡萄酒的酒精度15%，那点湖水里游动的鱼或泥鳅，不是巧合？窗前的克雷格激动兴奋，手不停地指着烟花，只能让我想起那些中国过年追逐鞭炮的孩子。见我无动于衷，他马上意识到什么说，对了，你是中国人，烟花见多了，也就麻木了。我承认是的。同时疑惑，以他的年龄和阅历，据说所他家离纽约也只是一个小时车程，见过纽约一年一度跨年盛大烟花的可能性也是很大。塔尔图的烟花怎么可能让他激动地像个孩子呢？难道他在掩饰什么？或许塔尔图烟花的确唯一，持久得恰到好处，没什么能与之媲美，因为这里孩子说爱沙尼亚语。烟花也在用另一种方式告诉我们：明天是诗歌节活动的最后一天，我们将各自回家，现在就是告别之夜。这些全不是，作为诗人克雷格不会被我的猜想逮捕。烟花保留了它自己的秘密，一如他的拐杖。诗歌节回来后，我上网查找了一下。今年是波罗的海三国建国100周年，这里的人都在准备自己的隆重庆典。波罗的海三国一战之后第一次建国独立，苏联解体后第二次独立。所以他们都有两个国庆节。爱沙尼亚的国庆日分别是每年的2月24日和8月20日。塔尔图夜空的烟花发生在2018年18日夜，子时过后即19日凌晨，我记录下来了。什么都应该有注释。

回家之后，我和克雷格在FACEBOOK上互发短信问候平安。除了他依旧关心的我的职业问题，我们还有过两次简短的信息交流。具体原因未知，但我觉得有必要抄录下来作为结尾：

“克雷格，你从梦中平安返航了吗？”

“还没呢，你呢，爱德华？”

“我必须醒来了，以免我的鼾声打扰别人”（克雷格，我和立陶宛一诗人朋友提前一天到爱沙尼亚塔林，那晚我们被临时安排三人一间住宿。）

克雷格给我发了一个链接，打开是卖治疗打鼾神器的各类产品。

“我听到你的口哨了，克雷格！”

“恩，也许录下我的口哨，发给你，就是治疗你打鼾的最佳神器。”

“别忘了，我的鼾声也治疗了你的无眠。”

“恩，我们互相是药。”

“每人都是别人的药。请问，你能将你在塔尔图朗诵过的那几首诗发我吗？我想写点什么，有关中美关系或战争之类的。”

过了一天。

“爱德华，请接收我的诗。我很乐意保持这一中美关系”他回复了。但他删掉了战争一词，尽管现在窗外的中美贸易战如火如荼。马云说了，贸易一旦受阻或中断，就会发生战争。诗中断了呢？我们每天饮用的水里，某种矿物质就会消失？或者，大数据也无法预测的其它幸福或灾祸？最大的可能性是什么都不会发生，除了有些人想写出另一首首诗。

2018-0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