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尔提乌斯：歌德论转义
注：注释版参见文末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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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论转义
林振华 译
据我所知，这个主题迄今只有歌德涉猎过。在他包罗万象的思考中，对文学的反思占据着重要地位。圣伯夫恰到好处地，称歌德为“古往今来最伟大的批评家”（Le plus grand de tous les critiques）。歌德的批评家身份——多么令人心驰神往的话题！然而，此前却不曾有人研究。研究歌德的自然科学家身份的文献，倒是数不胜数。可歌德的文学论著却一直默默无闻地躺着。莱辛、歌德、施莱格尔兄弟、穆勒（Adam Müller）把德国的文学批评推向巅峰。不过，他们却无法确保它在民族的思想生活中，处于始终如一的位置。时至今日，问题依旧。
暮年歌德反复考虑的一个话题，是形象化表达（bildliche Ausdruck, figurative expression）。用修辞教科书的话说（歌德对此烂熟于胸），这样的言语模式称之为“转义”（希腊文“τρόπος”，意思是“转变”）。歌德也使用该词，不过通常写作“tropus”，偶尔也会写作“Trope”。在研究东方诗歌时，诗歌比喻语言的特殊性质，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在其《西东诗集》（West-östlicher Divan） 附录《注释与随感》中，有一篇题为《东方诗歌的原始要素》（Orientalischer Poesie Urelemente）的文章，其中写道：
阿拉伯语中，如果不考虑母音轻微改变的情况，那么跟骆驼、马、羊无关的词干词、词根词真是屈指可数。这些自然与生命的最初的表达方式，并非名副其实的转义。人类自由且自发表述的那些事物都与生命有关。阿拉伯人与骆驼、马匹的关系，就如同身体与灵魂，彼此密不可分。不管什么事物，如果不能同时影响这些生物，而且没有将它们的存在、活动，同阿拉伯人紧紧联系起来，就不会对他们产生任何影响。另外，游牧的贝都因人常见的一些野生与驯养动物，我们也可以在阿拉伯人生活的所有联系中找到影子。如果再想想周围可见的事物：高山与沙漠，峭壁与平原，树林、草丛、鲜花、江河湖海、星光灿烂的天空，我们就会发现，东方人认为，万物相示。他们习惯将相距甚远的事物联系起来，常常通过稍微改换字母或音节，不假思索地从此事物派生出相对的彼事物。这里，我们看到，语言已然能自我创造，创造自我；与思想相遇，它变得滔滔不绝；与想象相逢，它变得诗情画意。如此一来，若从最初的必不可少的原始转义入手，然后考察更自由更大胆的转义，直至最终触及最大胆最随意的转义，甚至笨拙、传统、陈腐的转义，我们就能获得东方诗歌的概貌。
在上述文字中，歌德勾勒了研究诗歌的比喻语言的方法。这一方法还应扩展至所有文学，厘清它们的特别之处，然后有条不紊地呈现种种事实。因此，这应该是一种普遍的比较方法。
近代文学学科并未沿用歌德关于世界文学的“转义学”（tropics）或隐喻学的设想，而且还忽略了《箴言与反思》（Maximen und Reflexionen）中的一个观点：
莎士比亚作品里，有大量取自拟人化概念的绝妙转义。这些转义根本无法为我们所用，可他却用得恰如其分，因为在他那个时代，一切艺术都受讽喻的统治。此外，他还发现一些我们可能不甚喜欢的意象，例如书籍。早在一百多年前，印刷术就已发明；不过，从不同时期的装订来看，书籍仍然被视为圣物。在高尚的诗人眼里，书籍是一件需要珍爱，需要尊重的事物；因为我们把一切都置于封面与封底之间，对于装订或内容，我们很难择其一而尊崇。
书写与比喻意义上的书籍，见于世界文学的各个时期，但它们独特的差别取决于普遍的文化进程。不是所有主题都能适合比喻式语言，唯有富有价值的事物（即歌德所谓的“与生命有关的事物”，或能反映“凡间事物相互依存生活”的事物）才有资格。于是，歌德强调，对莎士比亚而言，书籍“仍然是圣物”。如此一来， 问题出现了：书籍在何地何时被视为圣物？要想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通过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的神圣之书，回到古代东方——近东地区与埃及。公元前数千年前，书写与书籍有着神圣的特质；那时，它们掌握在祭司阶层的手中，成为宗教思想的媒介。于是乎，我们遇到了“神性”、“神圣”、“受敬拜”的书籍。那时，民众认为书写本身神秘莫测，而经生拥有特殊的尊严。埃及人尊透特（Thoth）为抄写与书写之神，后来希腊人把他与赫尔墨斯联系起来。在巴比伦人看来，繁星是“苍穹的笔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