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翻】Ten Lords A-Leaping【英】Jake Arnott

可能是史上最大胆的侦探同人文(?)，不过解答非常一般。查了一下发现这个Jake Arnott还给神秘博士写过短篇，蒸馏......

在我这位朋友的性格中，常常令我感到不一致的是，尽管在思维方法上，他是全人类中最有条理的人之一，在提出论点、进行辩论或探索一个案件或理论的方式上，他的能力无可挑剔；尽管如此，在个人习惯方面，他却是最邋遢的人之一，甚至曾让一位同事心烦意乱。他那杂乱无章的书房里散落着手稿、书籍和期刊。房间里散落着刀、叉、破边的杯子、荷兰陶土烟斗、废弃的钢笔，甚至还有一个翻倒的墨水壶。他把自己的雪茄放在煤斗里，把烟草放在波斯拖鞋的鞋尖上(福尔摩斯也这么干~)。他那封未回的信被一把尖刀刺进了木制壁炉架的正中央。别人可能会说，这一切就像“一团乱麻”。

他的房间里弥漫着他从霍尔本的一家小店买来的廉价烟草的气味，这体现了他那更加令人费解的经济学妙想。他被店面上的标语所承诺的“抽得越多，省得越多”所吸引，还向我解释，改用这种劣质品牌，他可以每磅省下1先令和6便士，如果他强迫自己吸足够多的劣质烟，或许某一天就可以靠自己的“积蓄”生活。我早就放弃了向欧洲最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之一指出此“逻辑”的荒谬，正如我已经放弃了抱怨他糟糕的家务事一样。虽说我已经非常熟悉这一切，不太在意这些奇怪的习惯和癖好，但在那个意义重大的下午，在我把年轻的贝克沃斯勋爵介绍给他的过程中（一个完全陌生之人的祈求迫使你重建了对一位老朋友的第一印象），我承认自己有过片刻的尴尬。

然而，倘若那位年轻的贵族被这位伟人的奇怪境况吓了一跳的话，那他一点也没有表现出来。也许是为了尊重我同事远近闻名的超群智力，他仅仅只是忽略了那些凌乱的东西，或默默承认这就是天才的奇特之处。我同样不介意承认我对我的老朋友作为一位思想家的尊敬，也不怨恨他的推理和论证能力远胜于我。我接受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他在我们的伙伴关系中占主导地位，我有责任帮助和支持他伟大的理念，不抱怨、不嫉妒，甚至不从拥有它的人那里得到太多的感谢。事实上，我只是不时促进这种伟大的理念结出成果所需的实践性，并对他经常忽视的俗事保持清醒的目光。正如他们所说，他的思想在于更高的事物上。

为此，我首先邀请年轻的贝克沃斯勋爵来到我朋友的住处。当年早些时候，贝克沃斯勋爵在一位熟人——一位开明的曼彻斯特工厂老板的家中——向我表达了他对我同事的工作的极大钦佩，更重要的是，他希望支持，甚至赞助他继续努力。起初，我的老朋友不愿在奋斗道路上接受任何第三方的帮助，因为他深信自己在所有事情上都需要独立。不过，我设法说服了他，他绝不会因为与这位热心贵族的任何约定而妥协，而且这项工作本身就重要到他可以从最不可能的消息来源寻求帮助。

贝克沃斯身边有一个名叫帕森斯的黑皮肤英俊男仆。那天下午的谈话本是亲切自然，礼貌有余的，但很快就莫名变得带有一种更阴暗、更阴险的性质。遵守礼节的同时又有一种滑稽的尴尬。我的同事说了一句貌似无害的、关于社会阶层的话，我认为他是想让贝克沃斯的管家也参与进来，而贝克沃斯勋爵几乎可以说是脱口而出，仿佛想揭开一个黑暗可怕的秘密：“先生，特权，是一种诅咒！”我的朋友点了点头，做了一个含糊且夸张的手势，似乎是同意这种‘诅咒’会扩展到我们所有人身上，但来访者使劲摇了摇头，继续说道：

“不，先生，我说的不是一般的诅咒，而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诅咒！世袭原则、长子继承权可说是男性世界的祸根，对我而言则是一种非常私人的灾祸。”

“是吗？”我的朋友皱着眉头反问道。

“先生，这事关家族仇怨。帕森斯一直在恳求我不要让自己的家族受到损害，但我做不到。”

贝克沃斯看了看他的男仆，后者则耸了耸肩。

“额，”管家缓缓地说，“我一直希望我的主人也能在生活中得到幸福。”

贝克沃斯在听到这句话时微微一笑，而后他的心情又一次变得阴郁起来。当夜色渐暗，他带着一种不祥的预感讲述了贝克沃斯一家的“诅咒”。据我们所知，这个不幸家族的第一位主人是自耕农出身的拉尔夫·贝克沃斯，他在詹姆士一世那里找到了工作。据说，他是个英俊的年轻人，很快就成了国王的众多“宠儿”之一。他获得了爵位和不小的财富，但并非凭借功劳或血统，而是利用了卑劣的本能。野心、淫乱和全方位的道德缺失使他在社会上获得了一个崇高的地位，而一旦他达到了这种地位，所有的一切都会使他堕落。他是权力的诱惑，不像真正的贵族那样懂得必要的自我约束。他那糜烂放荡的狂欢成了传奇，最终酿成了一桩可怕的丑闻。似乎在1625年，已变得丑陋和恶毒的第一任贝克沃斯勋爵对他雇用的一个年轻男仆产生了好感，毫无疑问，他想让他成为自己的“宠儿”，就像多年前被蹂躏过的自己一样。然而，男仆并不像他的主人们那样顺从，尽管他竭力维护自己的荣誉，但还是发现自己被那个堕落的贵族囚禁在大礼堂的楼上。贝克沃斯勋爵则与一群马屁精以及酒鬼狂饮作乐，这是每晚的惯例。楼上那可怜的年轻人听到下面传来的歌声、喊叫和可怕的咒骂，很可能失去了理智。据说，贝克沃斯在饮酒时所说的下流话，可能会让使用那些词语的人无地自容。事实上，那一晚，有人大声宣布，他打算对他不幸的仆人施展最骇人听闻、最变态的初夜权。那个倒霉的男仆无疑对自己的命运感到绝望，他纵身跳出楼上的窗户，死在下方铺着鹅卵石的院子里。

发生了这件可怕的事情之后，第一任贝克沃斯勋爵变得忧郁和消沉。他很快就对高处产生了一种极度的恐惧，一种害怕跌落的眩晕恐惧。但我们知道，这种眩晕并非源于恐高。它是对深渊的恐惧，对坠落的恐惧。它并不是一种恐惧，而是一种冲动，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渴望，渴望从我们虚无的崇高理想中回归，回归到现实中去。正因为有了这种可怕的认知，第一任贝克沃斯勋爵一蹶不振，陷入了沮丧和衰弱。他被一种奇怪的妄念所诅咒，爬上了大礼堂的屋顶，一头栽了下去 。

我们年轻高贵的客人继续讲述了他那被诅咒的家族的悲惨历史。下一任贝克沃斯勋爵作为保皇派参加了班伯里之站(班伯里之战，亦称“埃奇科特之战”，是英国玫瑰战争期间的一次战斗。1469年，兰开斯特家族在约克郡叛乱。约克家族国王令德文和彭布罗克两位伯爵领兵镇压，于7月26日在埃奇科特被兰开斯特叛军彻底击败)，班伯里要塞在内战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我的老朋友则坚持称其为“英国革命”。不管怎样，在圆颅党与骑士之间的战斗中，第二任贝克沃斯勋爵无缘无故地从城垛上跳了下去，一命呜呼。

在查理二世于1660年恢复王位之前，第三任贝克沃斯勋爵一直过着流亡生活，后来在温莎堡的石阶上绊倒并折断了脖子。第四任勋爵在一次猎狐行动中从马上摔了下来；第五任成为了皇家海军的一位准将，被巴巴里海盗俘虏，“走了跳板(walk the plank，自尽)”；第六任则是在视察大礼堂的维修工作时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第七任在瑞士阿尔卑斯山徒步旅行时从悬崖上滑倒坠亡；而第八任，在黑衣修士桥被拦路盗贼袭击，扔进了泰晤士河的险恶水域。

“还有我自己的父亲，”我们的客人总结道，“第九任贝克沃斯勋爵五年前在一次热气球事故中丧生，给我留下了这可怕的遗产。家族诅咒对于许多人来说只是个笑话。我们被称之为‘跳跃的贵族’”(本文标题Ten Lords A-Leaping出自英国的一首圣诞颂歌 The Twelve Days of Christmas，歌曲中提到了十二种礼物，但歌曲的起源和确切含义不明，原歌词：On the tenth day of Christmas, my true love sent to me: Ten lords a-leaping...)

他在结束自己的叙述时发出了一个空洞而又无趣的笑声。不得不承认，当这个非同寻常的故事结束时，我感受到了一种几乎无法使人自拔的困惑。我的同事则对这个令人困惑的“诅咒”保持着更加缜密和冷静的态度。我太了解他了，注意到了他脸上那种傲慢的表情，每当他发现自己面对着任何与他宝贵的唯物主义相矛盾的证据或趣闻时，这种表情就会显露出来。毕竟，他的方法，是一种排除法：他总是试图消除不可能的事物，以获知真理。然而，当街灯在夜晚亮起时，我一度瞧见我尊敬的朋友落入了下风，就像职业拳击手常说的那样，“处于被动”(on the back foot)。

“唉，你所处的阶级被迷信思想玷污了，”他咕哝着，似乎是想弄明白自己所听到的话。

“你，你是封建的，野蛮的。抱歉，我并非是想侮辱你的人格，也不想诋毁你的性格，只不过是——”他的手势一时显得很无助，仿佛是在表达对意义的追寻，“一种，一种心理影响，不是吗？也许你所说的“诅咒”不过尔尔。”

我们年轻的贵族对此只是点头示意，谈话很快就转向了更实际的问题。他邀请我们明天一同去他位于梅费尔(英国上流社会区)的别墅，并向我们道别，因为我和我的朋友今晚有约。

我记得那一晚，在漆黑的街道的煤气灯所提供的人工照明下，我感受到了一种荒诞的清醒感。我们要漫步到南部的苏豪区赴约，但我们尊贵的客人那天所说的话仍深深影响着我，它们纠缠不散，在我脑海里回荡着一种害怕受到传染的恐惧。当我发现我的老朋友——尽管他有着超凡的智慧与理性——对贝克沃斯一家的诅咒故事的奇怪展开印象深刻时，我多少有些安心。

“一件有趣的案子，”当我们经过布卢姆斯伯里时，他终于承认了。“毫无疑问，这是一系列巧合。但如果事实并非如此呢？”

我们开始用知识分子的玩笑自娱自乐，试图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运用到我们那天下午听到的东西上。紧接着，我的朋友提出，也许，引起争议的进化论新观点可能与这个“诅咒”有关。

“毕竟，他的阶级正在消亡，”我的同事如此解释。

“你不会是想说，不知何故，一个社会阶层的某个分支正在以某种方式自发地加速其自身的消亡吧？”我反驳道，“不知道达尔文先生会怎么想。”

“我想的不是他，而是皮埃尔·特雷莫克斯(Pierre Trémaux)的著作。”

我的朋友最近迷上了这位法国博物学家，他认为进化是由土壤中的地质和化学变化决定的，并会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特征。我没时间听这个法国人高深莫测的想法，毫不犹豫地向我尊敬的朋友表达了我的怀疑。

“他的理论是荒谬的！”我喊道。

“不，不，不荒谬，”我的同事固执己见，“它们是建立在自然基础之上的，我亲爱的Engels。”

当我们来到希腊街参加第一国际总理事会的会议时，我们的思绪转向了当晚的事务，没有再提到我们年轻的贵族和他家族的“诅咒”。但当其中一位代表提出“所有有责任代表工人阶级的人都应是工人”时，他急忙向我的同事点了点头，恭敬地补充了一句：“除了这里的公民Marx，他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工人阶级的胜利。”对此，我的朋友咕哝着对我说：“哟，他们应该看到我今天下午和贵族们闲谈过了。”然而就在第二天早上，当我们来到梅费尔拜访贝克沃斯时，却发现他的别墅前门站着一名警员。我们这才得知年轻的勋爵从楼梯上摔了下来，摔断了脖子，不幸离世。

我们被领进房子的走廊，受到了一位便衣警官的欢迎。

“我是巴克探长(Inspector Bucket of the Detective，应该是致敬狄更斯的《荒凉山庄》)，”他报上家门，并拿出一本黑色带书签的大口袋书，然后又拿出一支铅笔，舔了舔，打开笔记本，开始向我们询问贝克沃斯前一天的行踪。我本人和Marx都没什么理由相信任何肤色的警察，尤其是那些身着便服的，因为间谍警察和政府密探通常会如此打扮，但这个巴克并没有表现出与那些家伙有关的那种鬼鬼祟祟。事实上，他在提问时一直带着一种和蔼可亲的态度，提的问题有一种特殊的指向性和目的性。他常常在自己面前摇动着一根粗食指，不是对着我们，而是对着他自己，仿佛是在交流。这根食指似乎有自己的生命和智慧，而巴克把它当作自己的线人。

我们在询问过程中得知，当天早上，客厅女侍发现贝克沃斯勋爵死在主楼梯前。楼上的房间里一片狼藉，似乎勋爵喝下了大量的酒精和一定量的鸦片酊。管家帕森斯已失踪，下落不明。关于这位年轻贵族的死亡，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线索：一朵绿色的小花被他握在手里，也许是一个扣眼。

Marx似乎对“警探”的科学调查法很感兴趣，在提问结束时，他转身对巴克说：

“如果我能为调查帮上忙的话，请务必告诉我。”

巴克若有所思地抽动着手指。

“我一定会的，先生，”他愉悦地回答，“一定的。”

“你为什么要那么说？”离开别墅后，我向朋友提出疑问，“我们可不想和警察扯上关系，对吧？”

“我亲爱的Engels，我对这件案子有一种奇怪的迷恋，我相信我可以运用自己的技能和方法来调查它。”

“可是Marx，你在犯罪学领域有什么资历吗？”

“我毕生都致力于解决人类犯下的最大反人道罪行，当然可以把其中一些智慧运用到这上面来，相较之下，这仅仅是一种轻罪。”

他自然是指他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权威著作，他的鸿篇巨制。但我担心这是他偏离历史任务的又一个借口。几十年的时光匆匆而逝，然而他只完成了《资本论》的第一卷(《资本论》共三卷，完成于1867至1894年间)。唉，我已经习惯了他为未完工而找的那堆借口。我不明白他伟大的思想为何会被吸引去探寻这种尤为令人分心的事，也就是后来被称之为“十位跳跃的贵族”的案子，不过我曾向他暗示，也许是这件案子的超自然因素刺激了他。

“你可能会因为我这种偷换概念的说法而感到有些被冒犯，”我毫不留情地指出，“但你不是把GC主义说成是萦绕欧洲的幽灵吗？”

“好了，好了，我们就事论事。不过，先让我们到这家酒吧里去吧。”

“你不觉得有点早吗？”

“是的，是的，”他悄声暗示，“但我担心有人跟踪我们。”

我和我的同事长期以来对间谍警察和政府密探的关注十分敏感。一旦安全进入酒吧，我们就会做一个简略的评估，猜测我们的追踪者受雇于谁。我的朋友认为他的动作太微妙了，不像普鲁士人。

“你的意思是说，他可能是苏格兰人？”我问。

“也许吧，”Marx喃喃自语，若有所思地抚摸着他的胡子。

“那就更应该远离这件不愉快的事了，我们决不能不必要地引起任何政府机构的注意。”

但Marx一个字也没听进去。我已经习以为常了，尽管他对工作的态度相当马虎，但一旦我的朋友对某件事着了迷，我就永远无法阻止他完全参与其中。

“现在，”他接着说道，“男仆帕森斯似乎受到了怀疑，不是吗？”

“确实如此。”

“你有没有注意到管家的奇怪之处？”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从他的外表来看，你觉得他是英国人吗？”

我想起帕森斯黝黑的脸庞和他那特殊的口音。

“不是，”我答道。

“所以呢？”

“呃，犹太人？”我试探性地问了一句，我知道我的朋友很敏感(Marx对本民族的态度很值得玩味)。

“我一开始也这么认为。但你注意到他所戴的那个奇怪领带夹了吗？”

“我不确定，没有。”

“一件奇怪的物品。我以前见过那个标志，装饰在红色背景上的黑色M。我曾见过它被印在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千人团’的奖章和纪念币上。”

“你是说帕森斯是意大利人？”

“是的，我认为帕森斯不是他的真名。以下是我的推测：他隶属于加里波第麾下在西西里取得胜利的红衫军。在阿斯普罗蒙特战败后，他流亡海外，像“千人团”中的许多人一样，移民到了伦敦。在那里，他开始为贝克沃斯勋爵服务，并更名为帕森斯。”

“但这一切如何能说明年轻贵族的死因呢？”

“我不知道。但是，正如你所知，我一直认为并非是人的意识决定了他们的存在，相反，是他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他们的意识。我想知道更多关于帕森斯的事，或是他的真名。一旦我们对他的社交活动有了更清晰的了解，或许就能推断出他的意图。”

他从餐桌旁站起身。

“你要去哪？”

“这家酒吧有个后门。如果你能让我们的间谍朋友多呆一段时间，我就可以悄悄地溜出去。我相信，克勒肯维尔是加里波第麾下的大多数意大利人定居的地方，我打算去那里打听一下。明天中午来我家见我。”

第二天，当我去拜访马克思时，他已经在招待一位客人了，确切地说，是一位穿着丧服的年轻女士。她全身上下均为黑色，露在面纱帽下的脸庞就像是半个白色的面具。我想我从未见过一个女人的脸色如此苍白。她撅着血红色的嘴唇，一双灰色眼睛好似燧石。当我略过她看向我的朋友时，我忍不住皱了皱眉。Marx则微微耸了耸肩。

“这位是伊丽莎白·卡杜小姐，”他解释道，“她是年轻的贝克沃斯勋爵的未婚妻。”

“我接到了通知，”她对我说，“您与您尊敬的同事是最后一批见到我心爱的人活着的人之一。”

“管家帕森斯一定是最后一个了，”我推测。

“那个该死的家伙！”她惊叫道。

我和我的朋友被这突如其来的爆发吓了一跳，只见卡杜小姐苍白的脸上立刻泛出了红晕。她很快就想恢复镇静。

“先生们，我必须道歉，”她解释道，“对不起，但是我对帕森斯这个人的敌意太强烈了，我很难克制自己。”她叹了口气，“我相信他对我的未婚夫有某种邪恶的控制。他的身份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确实没有，”我的同事表示赞同，“被你丈夫雇来扮演吉尔伯特·帕森斯的那个人，实际上是加里波第‘千人团’中的一位皮埃蒙特战士——吉尔伯托·帕塞罗，被迫流亡伦敦。他曾在克利夫兰街的电报局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在芬斯伯里的一次激进会议上与贝克沃斯勋爵相会，被这位绅士雇为仆人，为他提供服务。”

卡杜小姐那富于表现力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恐惧。

“您怎么知道......？”

“我一直在进行自己的调查。现在，你说帕森斯，或者更确切地说，帕塞罗，对贝克沃斯勋爵有某种控制。此话怎讲？”

“当他和这个可疑的男仆交往时，我们刚订婚。”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我插话说。

“哦，”她思索了片刻，“那是两年多以前的事了。”

“这段婚约竟如此漫长？”

“是的，”她哀伤地叹了口气，“都是因为那个诅咒，您知道的。我的未婚夫非常害怕它，但更害怕把它传给自己的子女。他无法容忍自己家的祸害延续下去，他害怕，”她抽泣了一声，“要是真结了婚，我们可能会把一些邪恶和糟糕的东西遗传下去。”

她拿出一块手帕，轻轻地擦了擦眼眶，眼里现出泪光。

“他总是想弄清自己的命运，”她继续说道，“这让他产生了新奇，甚至是激进的想法。我给予他的爱似乎无法抚慰他悲观的性情。相反，他似乎更喜欢他那可怕的管家。他在某种程度上被迷住了，我相信帕森斯，或者这个叫帕什么的人，应该为我未婚夫的死负责。”

“你有没有把自己的怀疑告知当局？”我问。

“哦，有的，但他们似乎在按程序办事，没什么效果。我们必须在一切都为时已晚之前找到这个邪恶的男仆。”

“可他究竟在哪里呢？”

“我想我可能知道答案，”Marx如是说。

这位年轻女士看上去和我一样吃惊。

“什么？”

“这么说吧，我在与小意大利区的移民革命者的接触中获得了许多奇怪的线索。好了，”他对卡杜小姐说，“请你回家吧。我相信今晚我们一定会得到帕塞罗这个家伙的消息。”

目送那位小姐离开后，我的朋友回到了他的书房。

“现在，马克思，”我责备他，“你又要干什么？”

他一言不发，只是从夹克的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递给我。纸条的标题是用红色打印机墨水涂抹得难以辨认的汉字，下方则是一处用黑色铜版体印刷的地址，位于莱姆豪斯区。

那天晚上，我们乘坐着一辆配有好马的双轮马车来到码头。一轮头骨状的月亮低悬于河面，在下方黑暗肮脏的水面上投下了一道微光。煤气灯光越来越微弱，街道越来越窄，我们也越来越接近我们的目的地。途经一家阴森的砖厂时，它们的窑炉在湿漉漉的雾气中散发出了瘆人的光。酒吧刚刚打烊，迷糊的男女们成群结队地聚集在门前。可怕的尖笑声，嘈杂的咒骂声，打斗、骚乱所爆发出的喧闹声混作一团。

我们在崎岖不平的人行道上蹒跚而行。道路上布满了粪便和污垢，空气中弥漫着腐烂的恶臭，宛如一种可怕传染病的幽魂。街上的大部分窗户都是一片漆黑，但在昏暗的灯光下，一些古怪的影子随处可见，就像是一场贫穷和堕落的魔幻灯笼秀。这座大都市的肮脏秘密就埋藏于此。

“我的天哪，Engels！”Marx喊道，“这里竟如此肮脏！”

我有些惊讶，他竟然对我们那晚所目睹的骇人听闻的贫困如此震惊。不过，总令我感到吃惊的是，尽管我的朋友在评论和观察情况方面得心应手，对于理论社会分析的有着清晰的方法，但他却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奇怪地忽视和忽略我们周边真实存在的贫困。然而，他那超然的思想并没有削弱他超凡的专注力，这无疑是他多年的流亡生活、经历的阴谋和诡计所造成的。他向我吐露了心声，原来他注意到另一辆马车跟我们在同一条道上，因此我们很可能又一次被跟踪了。

马车在一条黑暗小巷的尽头停了下来，几乎就挨着河边。船只的黑色桅杆耸立在低矮棚屋的屋顶上。我们下了车，沿着一条泥泞的人行道朝码头走去，发现了一座破旧的房子，门上的一盏摇曳不定的油灯照亮了一处东方文字，与Marx当天早些时候给我看的那张纸条上印着的一模一样。

我们敲响了房门，迎接我们的是一个面色蜡黄的中国人(这里居然用了Chinaman，大丈夫?)，他把我们领进一间长长的房间，里面弥漫着鸦片的臭味，四周铺着低矮的木制铺位，就像一艘移民船。煤气灯发出微弱的光，而这微弱的光又被恶臭的烟气所扩散。一群马来人正蜷缩在火炉旁，手中的象牙代币在一张小桌子上嘎吱作响。服务员分别给我们递来了一根烟斗，我们急忙提出异议，继续在两旁的铺位上惊呆了的人群中搜寻。

毒窝里的那些比较冷静的老主顾怀疑地看着我们。穿过房间时，我们发出了严厉的咒骂；其中一个正在赌博的马来人抬起头来，朝我们的方向看去，用他们的异国语言向他的同伴表达不满。我开始对我们的人身安全感到担忧，尽管Marx似乎对任何危险都视而不见，因为他一如既往地被他强烈的好奇心驱使着。

“我一直想看看这些地方是什么样子的，”他以一种不合时宜的诙谐语气说道。

透过一片黑暗，我们能看到扭曲的人影以奇怪的姿势斜倚着；有些人在自言自语，有些人则似乎处于恍惚状态，但所有人都被那无情的麻醉剂奴役了神经。角落里，一个男人从床上爬了起来，在如蒸汽般的光线下，他眨着通红的双眼，带着一种惊奇的神情看着我们，似乎不知道自己所看到的是真实的还是他扭曲的想象。然后，他发出了刺耳的冷笑。是帕塞罗。

“啊！”他冲我们喊道，“同志们！公民Marx，你现在可以证明你关于宗教麻醉作用的格言是正确的了(Marx认为宗教是资产阶级麻醉人民的鸦片)。”他重新拿起烟斗，狠狠地吸了一口，然后把那根发红的烟斗对着我的朋友，“同志们，这是为了忘却。”

Marx推开了那个肮脏的玩意儿。

“从罪恶感中解脱？”他问，“这就是你来这里的目的吗？”

帕塞罗咳嗽了一声，摇了摇头。

“是从悲痛中，”他哀伤地低语道。

“贝克沃斯勋爵的未婚妻伊丽莎白·卡杜似乎确信你控制了你已故的主人，并相信你对他的死负有责任。你有什么要说的吗？”我的同事问道。

“那个婊子！”帕塞罗低声咒骂，“是她的错。是她把他逼死的。”

“给我解释清楚，伙计！”Marx喊道，“还有你为什么在贝克沃斯遭遇了可怕的厄运后就离开了他的家。”

“因为没有人会明白。你觉得你能明白吗？”

这个莫名其妙的问题显然是对我朋友伟大思想的直接挑衅。他若有所思地抚摸着胡子。

“说吧，”他决定打破砂锅问到底。

帕塞罗坐在床沿上，揉着他那酸痛的眼睛。他叹了口气，摇了摇头，仿佛想唤醒他那迟钝的头脑，使之变得与自身连贯一致。

“当我加入加里波第的红衫军时，我还是个年轻人，”他开口道，“那时我几乎无法理解自己的行为。但我现在知道，我是被同志们的爱所吸引。我们情同手足，历经艰难险阻，我们之中的一些人可以在彼此身上找到安慰，并暗地里信奉古希腊的楷模：我们是一支由情人组成的军队(即指底比斯圣军)。啊，‘千人团’！一群真正的男人。阿斯普罗蒙特一役后，我流亡到这里，在一个寒冷的城市里孤苦伶仃地生活。我曾试着像其他许多移民一样参与政治运动，但这些无聊的会议，他们没完没了的争论和空洞的决议，与我所知道的‘千人团’的团结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后来，一天晚上，我在布鲁姆斯伯里的一个宪章派聚会上遇到了贝克沃斯。他善良大方，虽然我们来自完全不同的世界，但还是被彼此吸引着，很快就发现了维系着我们共同点的欲望。可以这么说，我们共享了另一个诅咒，就像国王最喜欢的第一任贝克沃斯勋爵那样，我努力让贝克沃斯明白这也是一种福气。”

“你说的是鸡奸这可憎的罪行！”我倒抽一口凉气。

帕塞罗发出一声呻吟。

“有必要吗？”Marx责备我，“我们正在努力了解这起案件的社会背景。”

“了解那些粗俗和怪异的恶习吗？”我反驳道。

“我亲爱的Engels，”我的同事接着说道，“我本以为你身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作者，可能会对这个问题抱有更科学的好奇心。”

“并把人类的变态行为作为我论文的一部分？”我不甘示弱。

“你们两个说够了没有！”帕塞罗鼓起勇气大喊道，他的声音突然变得清晰而有力，“我是个有行动力的人，几乎没有时间来分析你们。你们这些理论家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反叛！我们是心灵的革命者，是欲望的镇静剂。”

Marx见我正要回答这个问题，怒视着让我保持沉默。

“我们为挣脱束缚想了很多计划，也许只是一些乌托邦式的想法，但我们都梦想着一个自由的世界。当我们独处时，没有主仆之分，只有两个平等的灵魂，两个志同道合的同志在真挚的爱中合二为一。但是她！”他咬紧牙关，浑身冒汗，“她毁了一切！”

“怎么毁的？”Marx问。

“那个名叫卡杜的女人对可怜的小贝克沃斯另有所图，她是为了给自己争取一个社会地位。她利用了他敏感脆弱的天性。当她发现他真正的感情所在时，便坚持要解雇我。她威胁说，如果他不履行诺言，把她提升至她渴望已久的贝克沃斯夫人的地位，她就会把这件丑闻公开。在他死去的那一晚，她给他寄了一封可恨的信和一朵绿色康乃馨。”

“哦，那么，”Marx插嘴道，“那朵花有何含义？”

“它象征着我们不被世人接受的本性(在英国当时的同性恋圈子中，手拿着孔雀羽毛或绿色康乃馨意味着他们是“一路人”，王尔德就爱这么干)。她是想告诉他，自己知道真相。勋爵心急如焚，不知所措。他将失去很多东西。我们起了争执，喝了很多酒，服用了鸦片酊，试图减轻我们的焦虑，但最后却扭打在了一起。在这场搏斗中，贝克沃斯从楼梯口滑倒，摔了下去......”

就在这时，这间肮脏毒窝的前门传来一声巨响。当可怜的毒虫们从铺位上惊醒时，他们发出了一片呻吟。赌博的马来人站起身，开始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又经历了两次或两次以上的重击之后，房门终于被撞开，刺耳的哨声划破了夜空。

“警察！”一个声音喊道。紧接着，一个便衣男子领着一群身穿制服的人冲进了烟气弥漫的房间。

“先生们，”领头的人向我们打招呼，“我就知道你们可以帮我找到猎物。”

是巴克探长。

“不过他去哪儿了......？”他接着问。

我们看向帕塞罗的铺位。在刚才的骚动中，他从毒窝的后门溜了出去。

“我在外面派了人，”巴克说，“他跑不了多远。”

我们冲向寒冷的夜风，看到一个人影朝码头走去。

“他往那里跑了，快点，伙计们！”巴克对他的下属们喊道。

但当他到达湿滑的码头边时，离他最近的是我和Marx。他盯着我们看了一会儿，气喘吁吁，像一只被猎杀的动物，在夜色中呼着热气。只见他轻蔑地笑了一声，然后便消失不见了，只留下一阵低沉的溅水声。我们急忙来到河边，看到他在下方冰冷的河水中挣扎。他挣扎了一会儿，虽然脸上有一种奇怪的镇静，似乎是决定自我了断，但他的身体还在违抗自己的命运。警方随后赶到，试图用船钩将他拖离码头。但当他被人从污水里捞出来的时候，他已经冻死了。

我们向和蔼可亲的巴克探长提交了证词，他好奇的食指随着我们奇怪的证词而越来越激动。正如他们所说，“十位跳跃的贵族案”已结案，似乎对上一任贝克沃斯勋爵之死的调查会以意外死亡作结。这也许是一个令人不安的结局，但我必须承认，过去几天的事态发展让我们心烦意乱。我的朋友似乎对这些具有挑衅意味的行为大为光火，甚至可以说是困惑。

“抗争，”黎明时分，当我们赶回他的住处时，他喃喃地对我说，“皆为抗争。”

一周后，当我的同事从大英博物馆走出时，我再次见到了他。看到他在经历了这躺奇怪的消遣之后重新投身于他伟大作品的创作中，我着实松了一口气。一个外表古怪的年轻人正和他在一起，他头戴一顶粗花呢猎鹿帽，神情紧张。简单问候了几句后，那个年轻人与我们道了别。

“那是谁？”我向Marx问道。

“哦，一个学生，更准确地说，他刚从大学毕业，拥有惊人的天赋，却不知该如何运用他的才能，很像我在他这个年纪的时候，”Marx自言自语道，“他在Montague街有处住所，正在利用博物馆的阅览室拓展分析方法。他确信研究犯罪学的科学方法是他的天职。(都猜到这是谁了⑧，梦幻联动)我把贝克沃斯的案子告诉了他，他很感兴趣。看来他想当一名侦探。”

“作为一名警察？”

“不，作为一介平民。”

“这想法太奇怪了，”我如是评价。

“的确，很遗憾不能说服这样一个有天赋的人投身于我们的事业，但他恐怕完全没有政治头脑。”

“这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我叹了口气。

“是的。虽然他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但却只满足于分析人类的行为和交流，而不想改变它们。尽管我必须承认，我现在可以理解发现证据、解释秘闻和线索的魅力所在。人可能会迷失在阶级与社会的演变中。他正在研究一个谜题，这个谜题是他大学时的一位出身高贵的朋友告诉他的，一个古老家庭的迷信仪式，被称为‘马斯格雷夫礼典’(即指《福尔摩斯探案集》中的The Musgrave Ritual一章，来源于福尔摩斯的同学马斯格雷夫)。它由一连串的问题和答案组成，表明上看毫无意义，但——”

“Marx！”我朝他吼了一声。

他惊讶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别再当业余侦探了，”我责备道，“我们还有工作要做。”

“你说得很对，我亲爱的Engels，”他轻拍他为《资本论》的下一卷所写的一叠厚厚的笔记，向我担保，“我们还有更大的罪行需要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