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编舟记

陆晨希 | 译林出版社

初识——周详准备，以情动人，精诚所至金石开

2019年春，在雪后初霁的北京大学燕南园，我和几位编辑带着大包小包，把各种参考图书堆满桌子，等待着我们的作者。“各位编辑老师久等了。今天天气还是有些冷的，不过腊梅开了，一会儿我们一起去看看。”如同一阵春风，顾春芳老师就这样走进屋子，笑吟吟的，扶着一位身材瘦小的老人。她就是本书的传主、“敦煌的女儿”樊锦诗老师。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樊老师。她穿着灰毛衣，搭一件深色羽绒背心，十分朴素大方。她微微笑着，眼神清澈。目光相遇的时候，我仿佛看到她冲我点了一下头。我受到了鼓励。

在来北京前，编辑团队做了周详的计划与准备。樊老师是文博界的传奇人物，也是出了名的低调。面对公众，她似乎从不把自己敞开，只愿多讲讲敦煌，多谈谈莫高窟。可是这一次，我们是要做一部她的人物传记，必然要走进她的世界。樊老师会信任吗？我们走得进去吗？

在社领导的协调支持下，编辑、营销、发行等部门多次围绕本书碰头交流意见，拟定了编辑制作、营销宣传、发行推广等全流程的初步方案。在出版名人传记方面，从希拉里、克林顿、奥巴马、朴槿惠等各国政要，到奥尼尔、詹姆斯、里皮等体育明星，译林社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和积淀。但这次，当编辑将樊锦诗的介绍和照片投影到大屏幕时，大家都陷入了沉思。确定准确的人物形象和传记定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问题。

译林出版社“传记译林”部分图书

我们几乎翻遍了关于敦煌和樊老师的种种书籍，反复观看了她之前上过的几个节目：中央电视台《开讲啦》、《朗读者》、“一席”演讲……我们看到每个节目组都表达了希望樊老师多多讲述自己故事的愿望，但每一次，樊老师都会说，“不谈我个人了，我还是讲讲敦煌吧”。

我细致阅读了顾老师提供的初稿。这篇稿子的底本来自一部沉甸甸的访谈录。2014年，顾老师去敦煌考察，与北大校友樊老师相识，一见如故，结下“忘年交”。后来，樊老师欣然接受了顾老师的深度访谈，经过十几天的彻夜长谈，青年学者与老一辈学者在纸笔间，心会意合。那段时间，译林社正好在和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洽谈项目合作，得知这个消息，当即计划以访谈录的形式出版。不料在接下来的两年间，两位老师都经历了失去至亲挚爱的苦痛，出版工作便暂时搁置了。直到2019年春天，樊老师主动向顾老师提出，想把这本访谈录变成她唯一的自传。

在外界的目光里，樊先生是敦煌研究院第三代掌门人，“数字敦煌”的倡导者，名副其实的“改革先锋”。而在顾老师的笔触里，我们看到了樊先生的另一面：荣誉之外，那个把自己交付给敦煌的流沙和流转的光阴的，被大漠无边无际的寂寞包裹的，步履不停辗转于735座洞窟的她。一种至柔至刚的精神，一颗守一不移的心。

各部门最终达成了初步共识：不要“高大全”，回归本真。要将樊老师个人的命运和时代背景结合起来，和一代代莫高窟人的艰苦卓绝结合起来。

虽然已经做好了各项准备，但在真正见到樊老师时，我们的内心依然是忐忑的。项目负责人、人文社科出版中心陈叶主任首先和顾老师聊起做书的各种细节：内容编排、整体设计、营销宣传……叶朗教授也来了，他热情支持这个出版项目，毫不吝啬地与我们分享自己的宝贵意见。我则偷偷观察着樊老师。眼前的樊老师认真听着大家的发言，但似乎对做书、对编辑还稍有疑虑。起初她并没有怎么参与讲话。

直到我们开始介绍带来的参考图书，《傅雷家书》《绝望锻炼了我》《我的父亲苏秉琦》等，表达了希望可以将这部个人传记做成一代考古人、莫高窟人的历史见证时，樊老师忽然轻轻地说：“请把苏先生那本书给我看看。”紧接着，她便细细翻阅起来，一面说，我对北大真的是有感情的……这些老先生，教了我太多，我又做得太少。你们刚才说，要给敦煌、给莫高窟做传，这个说到我心里了。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情，并没有什么了不得。但是我又是有责任的，我必须为莫高窟留下点什么。

这席话虽轻声慢语，却震动了所有人的心。多么可敬！有了樊老师的肯定，接下来就是关于书名的讨论。原本的书名叫做《心归何处》。正如最理解樊老师的顾老师所说，她一生的成就都源自她的心，她一生最高的成就就是她的心。但如果直接把这个用作传记名，似乎稍稍缺了点什么。正当众人苦思冥想而不得时，顾老师脱口而出：“心归何处？是敦煌。就叫《我心归处是敦煌》吧！”此句一出，我眼前便出现了一片广阔的图景——漫漫大漠，一个又一个洞窟，白杨绿了又黄，圆月升了又落，风声裹着九层塔的铃铎叮咚，樊老师瘦小的身影独自前行……

我心归处是敦煌。是情到深处的用心良苦，是多少人的舍身忘己，是一个老人一生的信念。

我们在院子里合了影。腊梅留香，大家笑得很开心。

2019年3月，在北京大学留影

琢磨——焚膏继晷，心意相通，衣带渐宽终不悔

北京一别后，《我心归处是敦煌》的文稿修订工作正式开始。本书的文稿有以下几个特点：

1. 作为一部人物传记，它的内容非常“硬核”。除了樊老师本人感人至深的人生故事，还有波澜壮阔的莫高窟史话，涉及历史、考古、文物保护、艺术、数字科技、文物法等多种学科，需要极强的学术功底和材料统筹能力。

2. 本书原稿脱胎于访谈稿，几百个问题、上百小时的录音、多本厚厚的笔记，需要细致地打磨、修改、校订。

3. 平衡人物故事与敦煌艺术、莫高窟文保工作等方面的关系。

两位作者承担了文稿的修订工作。为了保证老师们可以安心工作，译林社特别在北大的一个宾馆里开了几间工作室。樊老师和顾老师悄悄住了进去，谢绝了各种访问，几乎是隐居在了那里，每日促膝相对、探讨文稿、撰写修改，常常熬到深夜。

顾老师不时会发微信过来，有时是与编辑商讨一些细节问题，有时则是分享刚刚写好的精彩片段。我们的心也随之牵动。最令我们感动的，是两位老师之间心心相印、互相照拂的情意。顾老师经常与我们分享樊老师的点点滴滴：“今天中午吃得比较少，可能菜不合胃口，也可能比较疲累，下午我会给樊老师补些水果，明天换些菜品。“”今天另点了几个菜，樊老师喜欢这清淡口味，多吃了些，我稍稍放下心。”说着这样温柔话语、将樊老师的一切记在心上的顾老师，在夙兴夜寐撰写文稿的同时，还要上课、处理教学工作，实在是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而撰写、修订这部传记本身，即是一场考验，一种修行。前景，是温婉动人的传奇女性故事，出身优渥的上海娇小姐，北大的高材生，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一头扎进西北大漠深处黑黢黢的洞窟里，与家人分别，与爱人异地，将一生献给敦煌。背景，是波澜壮阔的敦煌史诗。穿越千年的壁画、彩塑，石窟考古的筚路蓝缕，莫高窟“申遗”的艰辛历程，“数字敦煌”的举世瞩目，都在书中悉数呈现。两位温柔而强大的女性，以专注、专业、专心，将文思倾注妙笔。

成书后，许多人惊叹于顾老师对专业内容的调配把控，被其中跌宕起伏、缱绻动人的故事感动落泪；也有人不理解为何一部人物传记，需要纳入如此厚重的史料？这恰恰就回到了樊老师做传的初心。这些卷帙浩繁、令人望而生畏的史料、数据、文件，这些与人生故事相比略显枯燥的工作日常，正是樊老师的日日夜夜，是她的全部心血和心神，是她之所以为“敦煌的女儿”的见证。至于最打动人心的人生故事部分，顾老师的笔触实际是相当克制和干净的，这便是一个优秀传记书写者的内力所在。沉湎于无尽的煽情是欢腾的，但也是易朽的。只有如此素笔，方显心之永恒。

整整两个月，两位老师几乎是以撰写考古报告的严谨细致，全情投入工作，终于把这部近三十万字的书稿修改完毕。5月28日，在樊老师的坚持下，大家在北大“怡园”中餐厅吃了顿丰盛的午餐，由樊老师做东，庆祝书稿完成。与此同时，这份凝聚着心血的书稿传到了南京，来到了编辑手中。

编舟——团队协作，实时更新，文章不厌百回改

2019年6月，一个意外之喜传来：中宣部公布了2019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我心归处是敦煌》榜上有名。这令我们倍感振奋，同时也明确了一点：我们必须赶在“十一”之前保质保量地把书做出来，为国庆献礼。扣除印刷时间、发行铺货时间，留给编辑的时间非常紧张，要求很高。

在社领导的果断指导下，我们组建了一支编校骨干小组，每个校次同时出三份校样，轮番校稿，同时制订了一张精确到小时的出版计划表。我把表格打印好贴在办公桌前，每完成一项工作，就划去一项；重要的时间节点用荧光笔圈出。

当时的办公桌，左上角贴着出版计划表

用尽的红笔芯和凌晨的打卡机

与此同时，远在敦煌的敦煌研究院诸多专家学者，也投入了对书稿的专业审稿。赵声良院长和苏伯民、张先堂两位副院长对涉及敦煌艺术与石窟保护的几个章节进行了细致审稿，先后提出了几百条修改意见，还提供了一些补充资料。

敦煌研究院专家团队返回的修改意见（一小部分）

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一些跟樊老师及敦煌研究院相关的新的重大事件。在正文已经定稿的情况下，是否考虑增补这些新内容？经过研究，我们决定：实时更新。这绝非易事。新内容放在书中的哪个部分、怎么写，如何与其他内容融合，都是考验。此外，新增补内容意味着新的发排、三审、三校，意味着版面变动，有可能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错误。编辑团队紧绷着一根弦，丝毫不敢松懈。

一天，陈叶老师接到电话，刚接通就听见对方焦急地说：“你们出版社把顾老师怎么了！”是樊老师。再一问，才知道顾老师突感不适，头痛难忍，直接被送去了医院。这下大家都慌了。长时间几乎不眠不休的工作，手不释卷，昼思夜想，顾老师是真的累倒了。樊老师心疼不已，我们也十分揪心自责。第二天，顾老师打来电话：“只是疲劳，并没有其他大碍，给大家添麻烦了。还有几处修改，等我从医院回去，咱们再碰下。”她的声音依然那么沉静。

就这样，敦煌、上海、南京三地，大家披星戴月、昏天暗地忙碌了一个多月，《我心归处是敦煌》书稿终于做好了付印准备。

功成——集思广益，心有灵犀，水到渠成本自然

在封面设计和整体装帧方面，由于前期编辑部门做了大量的市场调研和积累，同时在整个编辑出版过程中，深受两位作者的感染，与之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因此，虽然从照片选取、排字布局、色调设计、文案修订等方面，几易其稿，反复修改，但总体来说，与艰苦卓绝的文字修订工作相比，在装帧设计方面颇有水到渠成、如有神助之感。

敦煌研究院资深摄影师孙志军先生专门为樊老师拍摄了一组肖像。几十张照片一字排开，各具神韵：有的静默，有的可爱，有的亲切，有的严肃……几乎每张照片都捕捉到了樊老师丰富的一面。不约而同的，我们的目光集中到了其中一幅撑腮的相片：沉静，自然，温婉中透着学者特有的严谨气质，脸庞似乎笼罩在若有似无的光晕中。她直视读者，仿佛一眼看进了人们心里。“就是这张了！”

设计师韦枫制作的封面初稿（部分）

腰带部分，我们理想选一幅壁画做装饰，并研究了敦煌壁画的颜色特点，希望在整体设计上将樊老师的个人形象与莫高窟的艺术审美连接起来。赭石、深褐、土黄、青绿……敦煌研究院提供了诸多精美绝伦的壁画，而我们对其中的青绿山水尤为感兴趣。

很快，研究院方面传来消息，赵声良院长推荐腰带使用莫高窟第103窟《化城喻品》，认为这种青绿山水图最能体现樊先生清雅的气质。真是不谋而合！这是敦煌壁画里最经典的画面之一：青山绿水间，行走着各路行人，他们或负重而行，或歇马休憩，或低头苦修，诠释着佛经故事里的不同故事。苦修行，得真经。我们立刻确定下这个方案。

幸甚之至，由顾老师出面，邀请了书法大家沈鹏先生，为内封题写了书名。

设计细节

封底的图案，我们也考虑了各种方案，如彩塑、藻井等。最终，我们选中了敦煌学大师史苇湘先生当年亲摹的莫高窟盛唐第320窟“双飞天”之一，飘逸灵动，余韵袅袅。有意思的是，一个月后，在国庆70周年阅兵仪式上，我们在甘肃省的花车上，也见到了这位“飞天”，实在是冥冥之中，如有神助。

左：封底采用的史苇湘先生摹本；右：70周年阅兵式上的甘肃花车

在纸料选择方面，我们也用足了心思。正文采用密实的纯质纸，环衬则选取了一款泥金色艺术纸，质感绝佳，在光影变化、指尖摩挲间，闪动着细密的金色，恍若遥远的大漠。

终于，在团队的精诚协作下，书稿按照原定计划，赶在9月初顺利付印。我们找了全球最大的《圣经》印刷基地爱德厂来承接印刷工作。出版科主任、设计师和编辑下厂跟单，爱德厂也派出了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一起反复校色，严选烫金样，一遍遍调整方案。

在印刷厂现场跟单校色

离开印刷厂的时候已是黄昏。晚霞满天，我想到敦煌的樊老师、上海的顾老师，是否也正在看着这温柔的夕阳呢。我们给二位老师发去微信：“跟单完成，品相完美，请放心。”顾老师迅速回复了一个微笑的可爱表情。这大半年来，虽未曾见面，但我们每日共同工作，谈文稿、谈设计、谈营销方案，聊壁画、聊彩塑、聊“数字敦煌”，分享日常的点滴感触，已结下深厚的情谊。顾老师把微信头像换成了一幅美丽的藻井图案。我们的心，都在敦煌。

2019年10月，《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惊艳上市。

再会——融合出版，步履不停，风雅至极是平常

2020年4月，我来到樊老师在上海的家中，准备拍摄“中国好书”盛典视频。这是一个困难的春天，我们戴着口罩、手套，还带了鞋套、各种消毒用品。樊老师那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亲切地召唤我们，“外边凉，快进到家里来”，我心头一热，快步过去扶住她。

在过去的半年里，《我心归处是敦煌》已加印8次，发行超过15万册，横扫各大好书奖，更获得2019年“中国好书”殊荣，感动了万千读者，实现了口碑和市场的双丰收。

《我心归处是敦煌》部分获奖记录

在摄影师准备现场布景时，樊老师拉我去了书房，给我看她新改的书稿，并一一讲解。图书出版以来，大家都在读，樊老师也在读；不仅读，还在批注、修订、增补。“文章不厌改”，写在空白处的密密小楷，承载了一个又一个挑灯的夜晚。“读者喜欢这本书，我也要对得起读者。”她的眼神非常坚定。

录制“中国好书”获奖感言

录制“中国好书”获奖感言时，樊老师十分动情。她首先特别感谢了与之心心相印的顾老师，赞美她的学养、巧思与勤奋；她还感谢了广大读者，感谢大家的认可与赞誉，“希望读者朋友们看了这本书之后，能够爱上敦煌莫高窟，爱上莫高窟人”。

几十年过去了，再多的荣誉、再多的赞美，她依然是那个把自己隐于四万五千平方米壁画之后的“敦煌女儿”。

文物留存历史，书籍记载时代。樊老师倡导的“数字敦煌”工程举世瞩目，将千年莫高窟永久记录；《我心归处是敦煌》这本书则将一段段温柔婉转、荡气回肠的敦煌故事落于纸上，永久珍藏。对于本书，我们已制定了进一步的规划，拟在未来推出本书的增订版、青少版，以及有声书、音频课，多维度、多渠道地将这本书做深、做广、做透，真正将它打造成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精品。

离开樊老师家时又是一个黄昏。我们挥手作别，驱车离开。后视镜里，樊老师在门口不停摇手，站了很久。我感到，从这刻起，“我心归处是敦煌”的故事，又翻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