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洛克的投资笔记 - 0728 周二

最近在看陆铭教授的《大国大城》，这本书聚焦城市化、城市病等话题，用非常朴实的语言指出主流关于城市化的一些概念其实并不正确，并且提出了相应的分析框架和倡议。 我们都知道北京、上海这些超大城市在控制人口规模，北京计划2020年控制常住人口在2300万以内，上海2035年要控制在2500万人。为什么要控制城市人口规模呢？大家可能很会直接想到这些原因：城市空间已经容纳不了更多的人了、城市的医疗教育资源紧张、交通拥堵、越来越多的人涌向城市使得房价越飙越高……但是这些理由是否站得住脚呢？以及如果这些理由成立，那么采用控制人口规模的方式去解决这些城市病就是有效的吗？我们不应该用感觉来得出结论，而应该倚赖数据和逻辑。 首先要讨论的是人为控制城市人口规模是否合理？并不合理。因为这违背了让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学基础原则。让我们抛开管制思想，想想为什么人口会流动呢？是因为对个体来说流动到城市比不流动待在农村赚的钱多。大家都会算账，如果在考虑了生活成本、物价水平这些因素后依然觉得留在城市能获得更多，当然就会流动。内生的趋势是拦不住的。虽然户籍制度以及各种行政手段管控人口规模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是这种抑制造成的潜在损失或许比收益更大，大家不要只看到控制人口带来的好处，而忽视了那些看不到的因为控制人口而无缘发生的好处。横向对比的话，我国的城镇化水平60%左右，以每年1%的速度发展着，离发达国家80%-90%的水平仍有较大的差距。也就是说，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话，还需有20%的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也不需要担心农村会空心，如前所说，人力资源是受到市场配置的，大家自己算账后觉得再去城市不划算了自然会停止迁移，这就是要素自由流动下的市场的奇妙之处。 如果说人为控制城市规模不合理，那城市病怎么解决？资源紧张怎么办？那其实就是需要城市扩张以及城市管理者提高城市治理水平。因为与其他国家对比（比如日本、美国），我国城市的密度并不高，其实还有提升的空间。即使密度已经较高，需要土地面积上的扩张，紧接着的问题就是城市土地不够无法支持扩张怎么办，如果只看土地本身不考虑已经被划定的性质，城市是有较大空间扩张的，以上海为例，2012年耕地占了上海土地面积的1/3，不可谓不大，但是被限定了用途无法用作建设。读者可能会说耕地当然不能用作建设，我们要保护耕地。保护耕地固然没错，但是在上海这种寸土寸金、本身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具有高生产率，明显发展二三产业更加划算。相应的，可以在西北地区开辟一块新的耕地作为全国层面的耕地补偿。那还会有问题，就是因为人口涌入需要增加财政支出提供公共产品，比如配套新的医药、学校、基础设施等。但由于公共产品具有规模效应，比如建设了地铁之后，只要人口不超出某个范围，成本并不会随着涌入人口增加而增加，而且由于人口增加带动消费从而增加税收，反而给财政创收。 这本书是2016年出版的，现在是2020年，其实在这期间中央已经颁布了一些意见，陆教授应该乐见其成吧，比如： 2019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要求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到500万的大城市落户条件，完善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 2019年2月21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都市圈是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一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