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5 夏日阅读笔记
“能理解四维空间，迅速掌握复杂的整体，拥有第六感以及无限发达的道德意识，拥有凭我们的悟性无法理解的精神特质。”这段对新人类的描述让我从对情节猎奇式的探究转向对小说内核的思考：在新物种诞生这个思想实验室中，探究智人群体的动物性与残暴性——看似稳固的现代人类社会实则脆弱不堪。作者对于学术细节的考究让作品基底扎实，不管是白宫权谋、俾格米部落、非洲战乱还是药物研究过程都是立得住的。文字部分各大洲几条线索同时推进，完全看不出传统日本文学的阴柔感，颇有好莱坞风格的大场面描写和利落分镜。有体会到阅读快感，惊喜之作！
>> “实际上，将剩下的百分之九十八的士兵培养成杀人恶魔是很简单的。首先，通过对权威的服从和归属集团的同一化，消除个人的主体性。然后，很重要的一点是，让士兵与杀戮目标保持距离。”“距离？”“嗯。这个词由两个概念构成：心理距离和物理距离。”比如，如果敌人属于其他人种，或者语言、宗教、意识形态不同，那就会有心理距离，杀起来会容易得多。平时就与其他民族有心理距离的人，即相信自己所属民族优秀、其他民族劣等的人，在战争中很容易变为杀人者。在日常生活中，这样的人很常见。只要再将敌人劣等、与畜生无异的观念灌输进他们的意识，打着正义旗帜的杀戮就可以开始了。这种洗脑教育，在所有的战争中，乃至平时，都屡见不鲜。给敌人取诸如“日本佬”“越南猪”之类的蔑称，就是这种教育的第一步。“为了保持物理距离，”心理学家继续道，“就必须使用武器技术。”在战斗最前线迟疑开枪和不愿开枪的士兵，只要与敌人拉开一段距离，就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更具破坏力的攻击手段——发射迫击炮或舰载炮、飞机空投炸弹等。在眼前射杀敌人的士兵会背负终身难以愈合的创伤，而参加空袭、夺走上百人性命的投弹手则感受不到丝毫内疚。
>> 战争当事者中最为残忍、决定发动战争的最高权力者，往往与敌人的心理距离和物理距离最远。
>> “你不知道本届政府的脾气吗？即便你在这儿说服了我，他们也不会改变主意，只会去找另一个听他们话的机构办事。”被上级点醒后，鲁本斯对自己的幼稚感到羞耻。没错，那些家伙的行事风格一贯如此。给反对意见挑刺，然后加以摒弃，让周围遍布支持者。这是披着民主决策外衣的独裁。万斯政府就是这样发动对伊拉克人民的杀戮的。
>> “如果奴斯具备‘迅速掌握复杂的整体’的能力，那具体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被我们称为‘混沌’的不可预测状态，也许对奴斯来说就是可以预测的。换言之，在复杂系统这一领域中，发生了范式转换。”鲁本斯说到这里才意识到，下一代人类与现代人的差距是多么巨大，“如果是这样，那不仅自然现象，就连心理现象和社会现象等复杂系统，奴斯都可以对其建立高度精确的模型。具体地说，他不仅能更加透彻地解析生命现象，还可以准确预测经济动向、地震发生和长期气候变动。”
>> 自己活了这么久，却对所处的世界一无所知。我们就像被圈养在支配世界的一小撮人打造的小牲口栏里。他们能确保我们的日常安全时，我们毫无怨言。但他们并不是慈悲为怀的菩萨，而是人。一旦你触犯他们，他们就会毫不留情地将你捻死。研人如今就在遭他们蹂躏。标榜人权的美国居然率先践踏基本人权，这一事实本来就令人大跌眼镜。
>> 不过，身处军工集团中枢位置后，张伯伦才对这里的最高逻辑之单纯深感震惊。这个逻辑就是恐怖。为了借战争大发横财，政策制定者只需要扩大别国的威胁，然后向国民宣传即可。只要将判断的根据作为国家机密掩盖起来，媒体就会不加区分地大肆传播威胁论。然后巨额税金就会被投入国防预算，而军需企业经营者的收入也会飙升。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会因为彼此猜忌而被无限夸大，有时候甚至会爆发战争，为一撮人提供取之不竭的金矿。而且，对当政者来说，树立外敌，还有提升支持率的附加效果。艾森豪威尔预见到这一事态，于是在总统任期内的最后一场演说中，提醒国民警惕军工集团的危险性，但他没有得到回应。只要世界各国还存在贪图战争利润的企业，战争就不可能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 从逻辑的角度看，美国宪法中隐藏着巨大的矛盾。标榜自由民主主义的宪法，背地里却构筑了合法诞生独裁者的系统。但哥德尔偏偏在面试时向法官讲解了他的发现。幸好他的担保人爱因斯坦事前同法官商量好了，哥德尔才得以顺利过关，正式取得了美国公民的资格。这是科学史上一段罕为人知的笑话，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二十一世纪，它就不再是笑话，因为自认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独裁者已经出现。本来，以司法部长为首的法律顾问会讨论总统决定的合法性，但这一保险机制已经失效。在万斯政府中，法律专家的工作是迎合总统，歪曲法律。担任全军总司令的总统，可以不受法律约束，这事实上标志着独裁政治的确立。
>> “在所有的生物中，人类是唯一会对同类进行大屠杀的动物。人类就是这样的生物。人性就是残暴性。我认为，地球上曾经存在的别的人种——原人和尼安德特人——就是被智人灭绝的。”“我们之所以活下来，不是因为更高的智力，而是因为更残暴？”“没错，在脑容量方面，尼安德特人比我们更大。可以确定的是，智人不愿与其他人类共存。”
>> “人类无法将自己和其他人种作为同一种生物加以认识，往往用肤色、国籍、宗教，甚至地域社会和家庭作为自己的属性，其他集团的个体则被视为必须提防的异类。当然，这不是理性的判断，而是生物学上的习性。人类这种动物，天生就能区分异质的存在并加以提防。我认为这恰恰是人类残暴性的佐证。”鲁本斯理解博士的主张：“换言之，这种习性对生存有利，所以作为物种整体的习性保留下来。反过来说，那些不提防异类的人，都被作为异类杀掉了。
>> 战争是另一种形式的同类相残。人类运用智慧，编造出政治、宗教、意识形态、爱国心等词汇，试图掩盖同类相残的本能。而本质上，那只是人类的兽欲。为争夺领土而互相残杀的人类，和因为领地被侵犯而暴跳如雷、大打出手的黑猩猩，这两者有什么不一样？
>> 国家只有通过不杀害其他国家的国民来行善，但如今的人类连这一点也做不到。”
>> 智人是诞生二十万年也仍未停止互相残杀的可悲生物。只有在积聚杀人武器相互威胁的情况下才能共存，这就是人类伦理的极限。
>> 鲁本斯注视着这个策划伊拉克战争时向上帝祈祷的人。他被公认为虔诚的基督教徒。然而每当他沐浴着天上的光芒时，脚下不可避免会出现“诛杀异教徒”的阴影，但这并不意味着万斯的行为异常。崇拜全知全能的神，同时将异教徒视为敌人，这是人类常见的习性。区分敌我的标准不仅是肤色和语言，还包括信仰。不仅如此，信仰还有一种功能，那就是即便杀人如麻，只要在神面前悔过，就可以当什么都没发生。鲁本斯渐渐看透了总统的内心。在万斯眼中，进化后的人类就跟异教徒没什么区别。
>> 跟随便哪个中国人提起成都，他们的第一反应几乎肯定是“川菜很辣”。去四川的路上，很多旅行的人都会收到一句警告：“你怕不怕辣？”但是再过一会儿，他们多半会露出快乐的笑容陷入回忆中，絮絮叨叨着那里的菜有多好吃。“举箸思吾蜀，”宋代诗人陆游如此感叹道。“食在中国，味在四川。”这句话可谓当代美食家们的口头禅。
>> 但成都就是个特别温柔的城市了。这里的生活不是整天同天气与陡峭的山坡做斗争，而是一场甜蜜懒散的美梦。菜里的辣椒也放得没那么“暴力”，只是要唤醒和刺激味觉，让它活跃起来，去感知别的丰富滋味。调味还有点暗暗的甜，加上豆制品发酵后的腥香，或者一点点芳醇的陈醋酸味，勾引诱惑着你，让你满心欢喜。成都的川菜，完全没有外国人成见中的那些原始和粗野，而是一点一点地挑逗着你，曲径通幽，去往极乐之旅。
>> 在天生对美食无比好奇的人眼中，九十年代中期的成都称得上是天堂了。一切都在那里，你动动鼻子就能找到。小街小巷的人们在屋门口架起煤炭炉子，为一家人做晚饭。温暖的秋夜，空气中绵延不绝地流动着豆瓣酱、花椒和茉莉花茶的香味。那些最最简陋的“苍蝇馆子”端出来的中餐，也比在伦敦能找到的任何一家要好吃。好像几乎所有四川人都喜欢聊聊做饭和吃饭。那些最最沉闷或粗暴的出租车司机跟我说起他们最喜欢的菜谱，也是饱含深情、饶有兴致、极尽详细。“哧溜哧溜”吸着面条当午饭的中年夫妻，会怀旧地说起过去那些做豆腐菜做得特别地道的大厨。我还记得有一次听广播，一位年轻的女主持如数家珍地说着成都很多餐馆里的特色菜，听那语气就像在流口水，充满了愉悦与贪婪。她絮絮叨叨地报了一大串菜名，带着喜爱之情描述着味道和口感（“嚯哟，那个毛肚哦，爽脆得很！”）她不时地发出感叹的气声，充满欣赏与激动。她很显然是控制不住自己了。这种人我在四川见得太多了。就像一个厨师朋友跟我说的，成都人个个都有一张“好吃嘴”。
>> 其实在四川，要释放天性和放松情绪，完全不需要罂粟壳。这里的空气、方言都能让你有那种感觉，当然作用最大的还是食物：那种温暖和慵懒能融化任何英国式的刻板僵硬，如同阳光下的黄油。初到成都的时候，我的心还如同一个紧攥的拳头。除了通过食物，我几乎无法和当地人交流。然而，随着日子一天天悠闲而过，我感到自己慢慢放松了。小半辈子了，我还是第一次卸下所有的责任与期待，生活变成了一块白板。
>> 它看上去倒是其貌不扬：一小碗面，加了一勺深色的、松脆的牛肉碎。但只要你拿起筷子，把面拌一拌，就会唤醒铺在碗底的那些香料。每一根面条都会裹上酱油、红油、芝麻酱和花椒混合成的调料，效果实在是石破天惊。
>> 几杯酒下肚，理智给酒精让位，我吃了人生第一只兔头：一切两半，撒了点辣椒和葱花。我不想跟你细说下巴上的肉口感多么厚实丰富，眼睛那块儿是多么柔软、多么入口即化，兔脑髓多么顺滑绵密。我只想说，从那天开始，我几乎每个周六晚上都会点炒兔脑壳来吃。（后来我才知道，四川方言里会把亲嘴儿叫“啃兔脑壳儿”。）
>> 虽然中国人对“动物”的态度一直让我困扰，但至少是诚实的。在英国，一顿肉食为主的聚餐，死亡的腥臭就像秘而不宣的罪恶，被掩藏在所有人都看不见的背后。人们都是在超市买安全卫生的肉食，动物们在养殖场经历悲凉痛苦的短暂一生后惨遭杀害，这样的情景没人看得到。而在中国，你能看到肉食到底是怎么来的、意味着什么，真是无处躲藏。你睁大眼睛亲眼看着，然后选择吃掉。
>> 有时候我感觉很多中国人都把我和留学生朋友放在蔑视与嫉妒并存的“双焦镜”中来看。一方面，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不也是蛮夷吗？身材高大肥胖、营养过剩；也许还有点体味（毕竟吃了那么多奶制品）。我们生活放纵、颓废懒散、不讲道德：有个中国学生告诉我，大家都说“熊猫楼”就是滥交的温床。另一方面，我们又很有钱，而且自由。你看，我们居然能在中国玩乐整整一年，天天出去吃馆子，背包漫游全国，这就是富有和自由的标志了。
>> “在人生的某个时候，我们失去了对自己生活的掌控，命运主宰了我们的人生。这就是世上最大的谎言。”
>> “事情往往如此。”老人说，“我们把这称作‘良好的开端’。第一次玩纸牌，多半会赢。这就是新手的运气。”“这是为什么？”“因为生活希望你去实现自己的天命。”
>> “所有的人前去朝圣和朝圣归来时都兴高采烈，把朝圣的象征物挂在自家的门上。他们当中有一位鞋匠，专靠替人家修补靴子为生。他对我说，他在沙漠里走了将近一年，但是，每当他不得不在丹吉尔穿街走巷收购皮革的时候，却总觉得比去朝圣还要累。”
>> 此处距离安达卢西亚平原仅仅两个小时的船程，但是在他与金字塔之间却横亘着一大片沙漠。但此种境况也让男孩意识到：他距离自己的宝藏近了两个小时的路程。尽管他几乎用了整整一年，才走完这两个小时的路程。我知道为什么想回去牧羊。我已经熟悉了羊群，它们不会让我费很大力气，并且能讨我喜欢。我不知道沙漠能不能让我喜欢，但是沙漠里却埋藏着我的财宝。如果找不到那些财宝，我随时可以返回家园。但是生活突然给了我足够的金钱，而且又有足够的时间，为什么不去寻宝呢？那一刻，男孩感到无比快乐。他随时可以重新去当牧羊人，随时可以回水晶店。也许世界上还有很多埋藏的宝藏，但是他曾经重复做过同一个梦，并遇见过一位王。这可不是什么人都能经历的事。
>> “我们担心失去的，只是那些我们现在拥有的东西：我们的生命，或我们的作物。但是，当我们明白了生命的历程与世界的历程都是由同一只手写就的时候，这种担心就会消失。”
>> “因为我既不生活在过去，也不生活在未来，我只有现在，它才是我感兴趣的。如果你能永远停留在现在，那你将是最幸福的人。你会发现沙漠里有生命，发现天空中有星星，发现士兵们打仗是因为战争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生活就是一个节日，是一场盛大的庆典。因为生活永远是，也仅仅是我们现在经历的这一刻。”
>> 他已经学会了像沙漠那样保持沉默，只是兴奋地望着面前的椰枣树林。他还必须走很多的路才能到达金字塔。有朝一日，这个清晨将成为一个回忆，仅此而已。但是现在，清晨是正在经历的这一刻，是那赶驼人所说的节日。他想带着过去的教训和未来的梦想去体验这个时刻。有一天，那成千上万棵椰枣树覆盖沙漠的景象将会成为回忆。不过，现在这会儿，椰枣树对他来说却意味着阴凉、水源和躲避战火的地方。就如同骆驼的一声嘶鸣可能意味着危险一样，一排椰枣树也可以标志着一个奇迹。
>> 你的心到哪儿，你的宝藏就在哪儿。你必须找到你的宝藏，否则你在途中发现的一切便全都失去了意义。
>> “如果你碰到的是用纯净物质制成的东西，它将永远不会腐朽，而你总有一天会回来。如果你碰到的仅仅是像行星爆炸那样一闪即逝的东西，那么返回的时候你将两手空空。不过你毕竟还是见到了爆炸时的光芒，仅凭这一点也值了。”
>> 假如你正在一间炼金术实验室里，现在就是你研究的最佳时机，你将会找到理解翡翠板的最好方法。然而此刻你在沙漠里，因此你要潜心于沙漠之中。沙漠和世上其他东西一样，可以用来理解世界。你甚至不必理解沙漠，只要观察普通的沙粒就行，从中你可以看到天地万物的神奇之处。”“怎样才能潜心于沙漠之中呢？”“倾听你的心声。心了解所有事物，因为心来自世界之魂，并且总有一天会返回那里。”
>> “那么，我为什么要倾听自己的心声呢？”“因为你永远不能让它沉默。即使你佯装不听它的话，它还是会在你的胸膛里，反复倾诉它对生活和世界的看法。”“即使它违背我的意志？”“违背意志是你不希望受到打击。如果你对自己的心非常了解，它就永远打击不到你。因为你将了解它的梦想和愿望，并知道怎样应对。谁也不能逃避自己的心，所以最好倾听心在说什么。只有这样，你才永远不会遭受意外的打击。”
>> “你告诉它，害怕遭受痛苦比遭受痛苦本身还要糟糕。还要告诉它，没有任何一颗心在追求梦想的时候感到痛苦，因为追寻过程的每一刻，都与上帝和永恒同在。”
>> “你需要知道的事情是：在实现一个梦想之前，世界之魂永远都会对寻梦者途中所学到的一切进行检验。这种做法并无恶意，仅仅是为了不让我们远离梦想，并让我们获得寻梦过程中学到的经验教训。这是大多数人可能会放弃寻梦的一个时刻。用沙漠的语言，我们称之为‘渴死在椰枣树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时刻’。每个人的寻梦过程都是以‘新手的运气’为开端，又总是以‘对远征者的考验’收尾。”
>> “这些是什么东西？”士兵问道。“点金石和长生不老液。这是炼金术士们炼出的元精。谁要是喝了这种液体，就永远不会得病，而这块石头的一点碎片就能将任何金属变成黄金。”士兵们哈哈大笑起来。炼金术士也跟着他们一起大笑。士兵觉得炼金术士的回答非常可笑，便不再为难他们，让他们带着自己的全部东西走。“您疯了吗？”他们走出很远以后，圣地亚哥问炼金术士，“您为什么要那样说呢？”“为了向你证实一个简单的真理。”炼金术士回答，“当巨大的财富就在我们眼前时，我们却从来都觉察不到。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人们不相信财宝存在。”
>> 只有一样东西令梦想无法成真，那就是担心失败。
>> 薛大娘心里只怨着孟昭英，这是她的一种心理习惯。两口子带着孙女来了，儿子叫没叫爹妈她不计较，媳妇要是忘了叫，或者叫迟慢了、声音听去不顺不甜了，薛大娘便会老大的不痛快；一般来说她倒并不发作，但面对着媳妇时，她却肯定不会现出哪怕是一丝笑纹。
>> 你要有历史的眼光。世界上的事，没有一刀切的时候，没有一切都合理都美满的时候，问题是你怎么看发展趋势，怎么跟残留的旧东西抗争……你以为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以后，成了民国，到处就都是民国景象了么？旧事物的惯性是很强的。
>> 可见把一个人的意识压抑下去并不困难，而要把它改造过来，却是相当困难，而且是很难考察清楚的一件事情。
>> 有的人干脆鄙夷地称他们为“小市民”,或一言以蔽之曰：芸芸众生。但他们的存在及其素质，实在是强有力地影响着北京城的总体社会生态景观，所以倘全面致力于北京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提高，就不能不研究他们、体察他们，从而引导他们、开化他们。请每一个自我感觉是外在于“小市民”的“大市民”考虑一下：你的生活离得开“小市民”吗？你不可避免地要在商店里遇见他，在公共电汽车上遇见他，在人行道上遇见他，在公园里和影剧院里遇见他，在饭馆里和冷饮部里遇见他……一句话，你其实是离不了他。你之所以能保持一种“大市民”的优越感，恰恰是由于有许许多多的“小市民”在社会上为你以及你引以为同类的人，填补着你以及你引以为同类的人所不甘、不屑去填补的社会空隙——并且绝非小而无碍的空隙。
>> 这种精神状态，实际上是他们“浅思维”中的一种心理反抗方式。如果我们用“深思维”透视一下的话，便会理解到，他们可以从相互交谈不理顾客(或边热烈交谈，边冷淡而迟慢地应付顾客)之中，取得一种心理平衡，显示出他们一群的独立价值，使顾客意会到不是他们有求于顾客，而是顾客有求于他们，即不是他们该伺候人，而是顾客该为获得某项服务付出一定的人格代价。同样的，当着顾客的面来回来去地清点款项与单据，则可以显示出他们工作的庄重性、严肃性以及特别容易被顾客忽略的技术性，从而获得一种心理补偿(谁说我们的工作光是取取拿拿？)……
>> 爱情！潘秀娅甚至没用这个词汇进行过思维，在她的思维中只有“对象”这个概念；“我爱你”这个简单的句子，在她同薛纪跃搞对象的过程中，双方也都没有使用过，他们只说过：“我乐意。”她要结婚。她要成家。成家过日子。她的对象既要“拿得出去”，又不至于在外头瞎胡闹、在家里跟她犯别扭。这样的对象她找着了。就像四喇叭的录音机她置备了一样，虽然牌子软点，但毕竟属于四喇叭一档的。
>> 她这天原是扮演站在女家立场“挑眼”的角色，这是北京市民婚嫁风俗中照例不可少的一个重要角色。她想到潘秀娅嫁了以后，她那个家族已无女可嫁，因此对正在扮演的这个角色格外珍视，就如一位向观众进行告别演出的著名演员，她既有驾轻驭熟之感，也有“美人迟暮”之慨。
>> 他想：如果我是一个女性，或者是一个瘦弱、纤秀型的男子，那么，我的这种羞涩症也许还能让别人理解，并且自己内心也不至于这样痛苦；可是，我却有着这样一个躯壳：粗矮的身材，微凸的肚子，脸上——怎么说呢？按最冷静、最客观的描述，也只能称为“块块横肉饱胀”，是的，一点也不错，尤其眼下的那两块，甚至可以取下来，当做文学家笔下的“横肉”标本，而存入“文学博物馆”一类的地方；谁能理解，谁能相信呢？——这么一个粗笨的躯壳中，竟依附着如此羞赧的一个灵魂！
>> 冯婉姝尽管属于城市青年知识分子中最能接近低文化劳动群众的人，尽管她因热爱荀氏家庭而“爱屋及乌”地对杏儿充满了最大限度的善意，在眼下输出知识的尝试中却也不由得烦躁起来。她因为杏儿的摇头、咬嘴唇、发愣，而不得不一再地把自己所企图传播的知识范畴加以收缩、简化、浅退……然而，无论是“信息工具”还是“电子技术”这一类词汇，也无论是“比如这电视机就是一部信息接收器”，还是“你们农村烧饭的柴禾便是一种能源”这类推衍，杏儿都全然不知究竟何意。冯婉姝的心理状态滑到了这样一种边缘：她究竟还值不值得尊重眼前的这位同代人？她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究竟还该不该持有一种乐观的展望？杏儿呢？尽管杏儿已属于农村青年中最富自尊感和进取心的人，尽管她因热爱荀大爷荀大妈而兼及荀磊并惠及这位冯婉姝，在眼下冯婉姝那没完没了的灌输和时不时插入的“你明白了吗？”“懂吗？”“能理解吗？”这类逼问面前，她心底里却泛起了一种古老的、难以抑制的对占有知识优势的城里人的一种厌恶……乃至于仇恨。
>> 如今她不相信简单的直线式的因果论。一个人是不可能事先拟定好一个既定目标，然后沿着一条直线达到目标的。人们所达到的目标，往往并非他的初衷。决定一个人命运走向的，往往是一批复杂的矩阵因素。混乱中产生出秩序，不自觉中升华出悟性。
>> 人生也真有意思，没长大的时候，大家都差不多，一块儿玩，一块儿闹；越往大长，差别就越显，人跟人就竞争上了；可到老了的时候，瞧，就又能差不多了，又一块儿玩，一块儿聊……
>> “教授，您以为这是牛肉吗？其实它不过是海鳖的里臀。这盘是海豚的肝，您可能要以为是炖猪肉。我的厨师是一位很精干的炊事员，他善于保藏海中各种不同的产物。来品尝一下吧！这是一盘罐头海参，马来西亚人都一致认为这是世界上美味无比的食物。这是奶油糕，其中的奶是从鲸鱼类的奶头上挤出来的，糖是从北极海中的一种大海藻里提炼出来的。最后我请您尝这秋牡丹的果子酱，您可能还从没有尝过如此甜蜜的果子酱。”
>> 这里显得是如此安静和平。在海面上，他们还可以使用他们的暴力，在那里互相攻打，在那里互相消灭，把陆地上的各种恐怖手段都搬到那里。但在海平面三十英尺以下，他们的权力便达不到了，他们的气焰便熄灭了，他们的成势便消失了！啊！先生，您看在海中生活是多么美好！只是在海中才有独立！在海中没有什么拘束和压迫在海中我是完全自由的！
>> 对于不喜欢大海的人，每天同样的生活会让人觉得有些漫长和无聊，但对我来说就不同了，我每天在平台上散步，呼吸海洋的新鲜空气来锻炼身体。并通过客厅的玻璃观察物产丰富的海水景象，阅读图书室的书籍，写我的笔记，这样就消磨了我所有的时间，不让我有一刻的厌烦或无聊。
最后几章眼睛热了一次又一次，作者见证、思考过无数病人最后的时光，但面对自己的父亲，一切仍是那么艰难。然而，“我从来不敢说结局可以控制，因为没有人真的能够控制。说到底，物理学、生物学和意外事故对我们的生活为所欲为。但是重点在于，我们也并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所谓勇气，就是同时认识到这两个事实。我们有采取行动、建构我们自己的故事的空间，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局限性越来越大。”我想起瑞达里奥的话：极度开放地面对现实，明确目标，寻求当前最佳解决方案。“面对局限，我父亲的处理方式是不带幻想地看待它们。虽然他的情形有时候令他难过，但是，他从来不假装它们比实际情况更好——他不粉饰太平。”这本书也让我认识到善终服务与姑息治疗理念，“把今天过到最好、而不是为了未来牺牲”的力量。生死是需要永远学习的课题，年度最佳。
医学的永恒困惑——不确定性的前提（缺损配置）与对完美结局（无缺陷）的希冀。
关于他的情况的基本真相，以及我们的能力的最终局限，我们都未曾讨论过，更遑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什么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了。如果说他是在追求一种幻觉，那么，我们也同样如此。他住进了医院，扩散到全身的癌症导致他部分瘫痪，连恢复到几个星期前的生活状态的机会都完全不存在。但是，我们似乎没有能力承认这一点并帮助他去坦然面对。我们没有承认，没有给予安慰，也没有给予引导。我们提供给他另外一种治疗，告诉他也许会有某种非常好的效果。
科学进步已经把生命进程中的老化和垂死变成了医学的干预科目，融入医疗专业人士“永不言弃”的技术追求。而我们事实上并没有做好准备去阻止老弱病死，这种情况令人担忧。
人们无法回避一个问题：应该如何优雅地跨越生命的终点？对此，大多数人缺少清晰的观念，而只是把命运交由医学、技术和陌生人来掌控。
寿命的延长改变了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关系。农耕时代，长寿的父母往往为奋斗中的年轻夫妻提供他们需要的家庭稳定、进取建议及经济庇护。像我爷爷那样的地主往往到死都紧紧抓住财产权，为了照顾父母而奉献一切的子孙则可望继承更多的家业，至少比离开父母的子孙分得更多。但是，一旦父母的寿命显著延长，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摩擦就会加剧。对年轻人而言，传统的家庭制度不再是安全的来源，而是对控制权（对财产、财务，甚至其生活方式的最基本的决定）的争夺。
可以说，从历史上来看，对于老年人来说，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代了。代际之间的权力角逐关系通过重新协商而化解，方式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与其说老年人丧失了传统的地位和控制权，不如说他们分享了新的地位和控制权。现代化并没有降低老年人的地位，而只是降低了家庭的地位。它赋予人们，包括年轻人和老年人，一种更多自由（包括更少受制于其他几代人的自由）、自主、自助的生活方式。老年人不再受到崇拜，但那并不是因为被对年轻人的崇拜所代替，而是代之以对独立的自我崇拜。
我们都喜欢新的医学小发明，要求政策制定者承诺为此付钱。我们喜欢那些承诺能治病的医生。但是，老年病学医生是什么？谁为老年病学医生呼吁？他们所做的，包括加强老年人的身体韧性、强化经受疾病的能力，都既困难，又有限，没有吸引力。它要求关注身体及其变化，警惕营养、药物及生活状况，而且，它要求我们每个人思考我们生活中不可以治愈的情况——我们将面对的不可避免的衰老，以便作出一些必要的小小改变来重塑衰老。在长生不老的幻觉大行其道的情况下，老年病学医生要求我们承认自己会衰老，这个举动很不讨巧。
我们如何使用时间可能取决于我们觉得自己还有多少时间。当你年轻、身体健康的时候，你相信自己会长生不老，从不担心失去自己的任何能力，周围的一切都在提示你“一切皆有可能”。你愿意延迟享受，比方说，花几年的时间，为更明媚的未来获取技能和资源。你努力吸收更多的知识和更大的信息流，扩大自己的朋友圈和关系网，而不是和妈妈黏在一起。当未来以几十年计算（对人类而言这几乎就等于永远）的时候，你最想要的是马斯洛金字塔顶端的那些东西——成就、创造力以及“自我实现”的那些特质。但随着你的视野收缩，当你开始觉得未来是有限的、不确定的时候，你的关注点开始转向此时此地，放在了日常生活的愉悦和最亲近的人身上。
当“生命的脆弱性凸显出来”时，人们的日常生活目标和动机会彻底改变。至关紧要的是观念，而不是年龄。
托马斯说：“他显出一副很快就要告别人世的那种冷漠神情，勉强接受了鹦鹉。”但是，他开始改变。“起初的变化是很微妙的。L先生调整了躺在床上的姿势，好便于观察他的‘新责任’的活动。”他开始给照顾他的鸟的员工提建议，报告它们喜欢什么、表现如何。那两只鸟把他从阴暗中拽出来了。对托马斯而言，这完美地体现了他关于生物作用的理论。针对厌倦感，生物会体现出自发性；针对孤独感，生物能提供陪伴；针对无助感，生物会提供照顾其他生命的机会。
衡量人们对药物的依赖下降了多少、多活了多久比较容易，而衡量人们从生活当中得到的价值感则困难得多。
罗伊斯想弄明白：为什么仅仅存在，仅仅有住、有吃、安全地活着，对于我们是空洞而无意义的？我们还需要什么才会觉得生命有价值？他认为，答案是：我们都追求一个超出我们自身的理由。对他来说，这是人类的一种内在需求。这个理由可大（家庭、国家、原则）可小（一项建筑工程、照顾一个宠物）。重要的是，在给这个理由赋予价值、将其视为值得为之牺牲之物的同时，我们赋予自己的生命以意义。
人类需要忠诚。忠诚不一定带来幸福，甚至可能是痛苦的，但是，为了使生活能够忍受，我们都需要献身于超越我们自身的东西，否则，我们就只受欲望的引导，而欲望是转瞬即逝、变幻莫测、无法满足的。最终，它们带来的只是折磨。“就本质而言，我是无数祖先的倾向之流的某种汇集地。从一刻到一刻……我是一个冲动的集合体。”罗伊斯评述道，“如果我们看不见内在的光明，那可以试一试外在的光明。”
唯一让死亡并非毫无意义的途径，就是把自己视为某种更大的事物的一部分：家庭、社区、社会。如果不这么想，那么，死亡只能是一种恐惧；但是如果这么想，就不是。
托马斯帮助大通纪念疗养院引进了动物、植物和儿童（他把这个方案称为“伊甸选择”），由此他给居民们提供了一个表达忠诚的小口子，一个有限的但是真正能使他们抓住某种超越单纯存在的东西的机会。他们也如饥似渴地抓住了这个机会。
医学的重心很狭窄。医学专业人士专注于修复健康，而不是心灵的滋养。然而，我们认定主要应该由他们决定我们应该如何度过生命的衰退期，这是一个令人心痛的悖论。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把生病、衰老和希望的考验作为医学问题对待。这是一项社会工程学实验，把我们的命运交托给那些以技术威力见长，而不是重视和理解人类需求的人。这个实验失败了。如果安全和保护是我们在生活中寻求的全部内容，也许我们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是，我们寻求的是有价值和目的的生活，然而又经常被拒绝享有可能使之实现的条件，我们对现代社会的作为感到失望也就不足为奇了。
她的思维依然敏捷、敏锐，但是失明和跌跤构成的糟糕组合，使她没有24小时护理根本无法生活。在一般的疗养院，她会由于安全原因只能坐轮椅。而在这里，她还在走路。显然，这有危险。尽管如此，这里的员工明白运动的重要性——不仅仅是为了她的健康（一旦坐上轮椅，她的体力就会迅速衰退），甚至更是为了她的幸福。
自主使得我们每个人负责根据某种连贯的独特的个性感、信念感和兴趣，塑造自己的生活。它允许我们过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被生活所驱使，这样，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权利框架允许的范围内，成为他塑造的那个自己。
成为一个人的战斗就是保持生命完整性的战斗——避免被削减、被消散、被征服，避免使现在的自己与过去的自己和将来想要成为的自己相断裂。疾病和老年使得战斗已经足够艰辛，我们求助的专业人士和机构不应该使之更加艰难。我们终于迈进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他们的工作不是以安全的名义限制人们的选择，而是以过有价值生活的名义扩大选择的范围。
除了单纯地延长生命之外，重病患者还有其他的优先考虑事项。调查发现，他们的主要关切包括避免痛苦、加强与家人和朋友的联系、意识清醒、不成为他人的负担，以及实现其生命具有完整性的感觉。
标准医疗和善终护理的区别并不是治疗和无所作为的区别，而是优先顺序的不同。
一步一步地，萨拉最后到了第四轮化疗，这次化疗只有极小的改变病程的可能，但却有极大的导致她越来越衰弱的副作用。一次为不可避免的事做准备的机遇又与她擦肩而过，而这种情况的发生都是由于一个普遍存在的情形：病人和家人没做好面对疾病事实的准备。
每次接手绝症病人，我都会想起古尔德和他的文章。这些人几乎总是有一些活得很长的可能性，不管这种可能性多么微弱。寻找这种可能性有什么错呢？在我看来，这没什么错，除非这意味着我们不去为比这种可能性大得多的结果做准备。麻烦在于，我们的医疗体系和文化都是围绕着那个微弱的可能性建立的。我们创设了一个数万亿美元的知识大厦，发行医学版的彩票——那些彩票几乎100%不会中奖，而让病人为此做好准备的系统仅仅还只是一个雏形。希望不等于计划，但是，希望却成了我们的计划。
几年之间，这已成为所有入住医院、疗养院或者辅助生活机构的病人的一项常规项目，他们同富有这类谈话经验的人坐下来，完成一项浓缩成4个关键问题的多项选择表。在生命的这个时刻，他们要回答以下4个问题：●如果你的心脏停搏，你希望做心脏复苏吗？●你愿意采取如插管和机械通气这样的积极治疗吗？●你愿意使用抗生素吗？●如果不能自行进食，你愿意采取鼻饲或者静脉营养吗？
“我需要了解为了博取一个活命的机会，你愿意承受多少，以及你可以忍受的生存水平。”谈话进行得非常痛苦。他说：“如果我能够吃巧克力冰激凌、看电视足球转播，那我就愿意活着。如果能有这样的机会，我愿意吃很多苦。”
“如果我没跟他做那次谈话，”她告诉我，“那一刻，我的直觉会是让他走，因为情况太糟糕了。但是，之后我会痛打我自己，会不停质疑自己是不是让他走得太早。”或者，她可能会同意让他做手术，却发现他得面对一年“非常恐怖的康复治疗”和残疾（这是常有的情况）。“我会觉得非常内疚，我会觉得是我让他遭受的这些痛苦，”她说，“但当时我不需要做什么决定。”他已经决定了。
有研究揭示，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一个国家的医疗发展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国家极度贫困，因为得不到专业诊断和治疗，大多数人在家中亡故。第二个阶段，随着国家经济发展，人民收入水平提高，更多的资源使得医疗得到更广泛的提供，患病的时候，人们求助于卫生保健系统。在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他们往往在医院逝世，而不是在家中终了。第三个阶段，国家的收入攀升到最高的水平，即便罹患疾病，人们也有能力关心生命质量，居家离世的比例又增加了。
医生经常会犯一个错误，把他们的任务仅仅视为提供认知信息——硬邦邦、冷冰冰的事实和描述。他们想充当资讯型医生。但是，人们寻求的首先是信息背后的意义，而不是信息本身。传递意义的最佳途径，他说，是告诉人们信息于你而言的意义。
这就是所谓拥有自主性的意思——你不能控制生命的情形，但是，做自己生命的作者意味着要把握住自己想怎么应对。
选项太多了，每一种可能的方案都有太多的风险和好处需要考虑，而谈话一直没有涉及他关心的问题——找到一条让他最有机会维持他觉得有价值的生活的途径。她进行的谈话跟我倾向于同病人做的一模一样，而我已经再也不想做这种谈话了。她只是提供数据，而我父亲得做选择：他想要红色药片还是蓝色药片？至于选项背后的意义，则一点儿都不清楚。
他左右为难：是将就现有的一切尽量把生活过到最好，还是为了一个前景渺茫的机会牺牲现有的生活。旧体制的一个美妙之处就是它使得这些决定很容易做。你采用已有的、最积极的治疗方法就是了。其实那根本就不是一个决定，而是一个默认项。这种权衡各种选项的事（明确自己的优先事项，和医生一起努力让治疗与之匹配）既耗费精力又过于复杂，尤其是在没有一个专业人士可以帮助你剖析种种未知及模棱两可的情况下。压力都朝着一个方向，那就是采取更多措施，因为临床医生唯一害怕犯的错误就是做得太少。大多数医生不理解在另一个方向上也可以犯同样可怕的错误——做得太多对一个生命具有同样的毁灭性。
我父母和我讨论过是否加入雅典村。另外一个唯一的选项是家庭善终服务，而我犹豫着不肯提起。仅仅提到它就会把黑暗、压抑的死亡话题拽到我们面前的咖啡几上，而讨论雅典村让我们可以假装父亲经历的只是一种衰老。但是，我还是硬起心肠，问他们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一下家庭善终服务。
我们亲自见证了这种“把今天过到最好、而不是为了未来牺牲现在”的做法的效果。他已经完全只能依靠轮椅了，但是，他没有全身瘫痪。凭着助步车，他有能力设法进行短距离行走。他控制双手的能力及他的手臂力量都有所提升。他打电话和使用电脑的困难程度降低了。很快，他甚至又能在家里招待客人了。他发现，在可怕的肿瘤留给他的狭小的可能性空间内，依然有生活的余地。
半年以来，他行走的距离最多不超过客厅。但是那天，他慢慢地拽脚而行，走过了这个球场，然后又爬了20级水泥台阶，来到家属看台。仅仅是目睹这个过程我就几乎快受不了了。我对自己说，这就是一种不同的护理、一种不同的药所带来的可能性，这就是艰难的谈话能够取得的成果。
当我们时日无多，不确定如何最好地满足自己的优先考虑时，我们被迫应付对体验的自我和记忆的自我都要紧的实际情况。我们不愿意忍受长时段的痛苦，缩短欢乐的时光。然而，有些欢乐使得忍受痛苦富有价值。高峰是重要的，结局同样如此。
我从来不敢说结局可以控制，因为没有人真的能够控制。说到底，物理学、生物学和意外事故对我们的生活为所欲为。但是重点在于，我们也并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所谓勇气，就是同时认识到这两个事实。我们有采取行动、建构我们自己的故事的空间，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局限性越来越大。当我们理解到这一点，就可以明确几个结论：我们在对待病人和老人方面最残酷的失败，是没有认识到，除了安全和长寿，他们还有优先考虑事项；建构个人故事的机会是维持人生意义的根本；通过改变每个人生命最后阶段的可能性这一方式，我们有机会重塑我们的养老机构、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对话。
面对局限，我父亲的部分处理方式是不带幻想地看待它们。虽然他的情形有时候令他难过，但是，他从来不假装它们比实际情况更好——他不粉饰太平。他从来就明白生命的短暂以及个人在世界上的渺小。但是，他也把自己视为历史链条中的一环。漂浮在这条水流汹涌的历史长河中，我情不自禁地感到无数代人的手穿越时间相握在一起。通过把我们带到这里，我父亲帮助我们理解，他是有着几千年历史渊源的故事的一部分——我们也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