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朵，谁？
佩吉·卡穆夫（美）[1] Sabina_试译
罗德利哥：老先生，您认识我的声音吗？
勃拉班修：我不认识，你是什么？
罗德利哥：我的名字是罗德利哥。
勃拉班修：讨厌！我叫你不要在我的门前走动……
——莎士比亚，奥赛罗，第一幕，第一场[2]
……在他的脚边/一个声音紧紧地哽咽着，质问他/“你是什么”，在他的脚边的声音问道。/哽咽着回答说：“我是你的傻瓜……”
——丁尼生，国王的叙事诗[3]
同样的问题——“你是什么？”、“汝何为”[4]——每当某个声音将其显露，直说或是呜咽，这问题就告离了熟悉的面孔，变得怪异、未知。诚如提问者在此处的双重设定，“它”的确是某人的声音，然而他问的是“你是什么”，而非“你是谁”。将吁求的声音本身再次与某个名字、某个身份关联，这将出现一个问题：可能会召唤出幽灵。“它”，尚未宣称是某个人的、或其他人的幽灵。哈姆莱特，你回忆着，从巴纳多[5]的疑问开始：这疑问在黑夜中抛出——“是谁在那？”——当他接近他的守夜者时。过了一会儿，弗朗西斯科回应道：“出来！是谁在那？”正如巴纳多所言，哨兵们已经被推向“我们两夜之所见”的边缘；他们问的是“谁”、“谁在那儿”。这是黑夜中的哨声，这声音，使他们再次确认了他们自身。然而，事实上，是“谁”，而非是“什么”，降临了。然而，当“ ‘它’再次出现、又与已故国王的身形相同”，霍拉旭的言语，将与丁尼生笔下亚瑟王的啜泣一致，那呜咽的声音在他脚下纠缠：“你是什么，只在夜里篡取？”当亚瑟王、霍拉旭的言语将这身形显现，这次，不再只是一个分离的人声，而是沉默的幽灵，相同的形式，但依旧拒绝了他（亚瑟王）、他（霍拉旭）和“它”——人称疑问代词，唤出的不是“是谁在那？”而是“你是什么？”。“不要走！说呀，说呀！我命令你，快说！”（鬼魂下）。从沉默着、隐退着的幻象中醒来，霍拉旭建议道：“我们应把今夜之所见转告”。之后，当他们在第二天晚上，与哈姆莱特一道、再次来到这里时，当鬼魂亲口道出它的身份与故事后，可以这么说，城墙上的哨兵们以所有常见的方式相互质疑（第1幕，第4场）：“现在是什么时候了？”（第3句）、“上帝啊，这是什么意思？”（第8句）、“这可能是什么意思？”（第32句）、“为何？怕什么？”（第45句）、“至于我的灵魂，’它’ 能对此作甚……”（第47句）、“这会引出什么结果来呢？”（第66句）。
然而，在下一场中，哈姆莱特与鬼魂言谈中的悬而未决的“什么”，出现在幻影吁求的几句：
哈姆莱特：唉，可怜的亡魂！
鬼魂：不要可怜我，你只要留心听着我将要告诉你的话。
哈姆莱特：说吧，我在这儿听着。
鬼魂：你听了以后，必须替我报仇。
哈姆莱特：什么？
（第1幕，第5场，5-8句）
在这个单音节的问题、感叹词“什么”中，能听到的又是什么？或许，是因为对其即将听到的内容毫无耐心，没有延宕地听，便预设了鬼魂的意图。或许，是有所怀疑的：哈姆莱特不能相信他自己的耳朵，他真的听到了那个不详之词“复仇”吗？又或者，在鬼魂发出声音之前哈姆莱特就是失聪的、不具理解能力的，诚如他说，“再说一次？你先前说的是什么”。最后，或许，人们还可以听到一种抗议，抗议其陌生的对话者通过他的耳朵、他的听觉、他被动地接受对方的话语，将听话者自身束缚于血腥的复仇计划，甚至在他被告知原因之前，他就已经被束缚了。因为，就感叹词上，鬼魂没有说“我是你父亲的亡灵”，直接回答霍拉旭“你是什么”的问题；而“我是你父亲的亡灵”这句话，却正好出现在哈姆莱特所悬置的感叹词“什么”之后。可以肯定的是，之前的目击者已经给了哈姆莱特足够的理由去期待这不是普通的鬼魂。事实上，当哈姆莱特首次面对“如此可疑的形状”（第1幕，第4场，第24句）时，他宣布了一个称呼的选择：“我要叫你哈姆莱特君王，父亲，高贵的丹麦先王”（第1幕，第4场，第25、26句）。然而，这个称谓的决定，恰好以通过固有名和冠名的方式，尽管哈姆莱特犹豫不决，但他还是像城墙上的哨兵们一样，把鬼魂称为“它”。（“它不肯说话。我还是跟它去”[第1幕，第4场，第43句]；“它又在招手叫我前去了。我要跟它去。”[第1幕，第4场，第49句]；“它依然向我招手。”[鬼魂招手] “去吧，我跟着你。”[第1幕，第4场，第56句]）
“我会跟随它”后面是“我会跟随你”，这是一个转向的标志。在这一转折中，”什么”让位于“谁”，但或许，这还不完全。一会儿，就像我们刚才听到的那样，哈姆莱特在听到鬼魂重复他的台词时，他插话说：“什么”，这意味着，在哈姆雷特知道事情之前，他已经发誓要为尚未告诉他的事情复仇。“说吧，我在听”，哈姆莱特如是说。这个回应至少在两种意义之间发挥着作用：其一，与听觉有关。一方面，“说吧，我在听”是对鬼魂“认真听”诉求的回应，这是一种对承诺的回应，是一种宣誓行为，发誓听、遵守，而非只是听而已。但另一方面，“说吧，我在听”，也意味着“我不会失败，我将一定会听到你所言之事”。如嗅觉一般，听觉也是一种被动的接受，个人很难对听这一行为予以一定的控制。人可以闭上眼睛、闭上嘴巴，人也可以拒绝抚摸、接触，有效地将感觉的接收结束。但是，无论是鼻子还是耳朵，这两个器官都无法自行关闭，或是仅凭其自身来切断感觉的联系。它们没有膜状组织来覆盖孔洞，也没有肌肉组织来激发关合行为或撤回行为。即使在人为干预的情况下，它们也始终呈现张开和接收状态。哈姆莱特的悲剧，正是张开着的耳朵的悲剧，与听觉关联，这只耳朵向父亲之耳朵的故事敞开，也是向世间之毒敞开，“听着，听着，啊，听着！”鬼魂说。（第1幕，第5场，第22句）
1
（“一切都落在你的耳朵上，这样你就能听到我”）你无法听到他们，然而这一断言，却围绕在两只细小的耳朵之间。两只细小的耳朵，是两个圆括号符号。在题辞中，雅克·德里达引用了查拉图斯特拉的一段话：“这是一只耳朵嘛！一只与人一般大小的耳朵！”[6]这只巨大的耳朵落在“一根瘦小的杆子上——而这杆子就是一个人！”他被查斯图斯特拉称之为“颠倒的残废者”，这姓名是那些“对于全体他拥有太少，而在一件东西上他又拥有太多”人的姓名。德里达开始了以“耳朵的自传”（Otobiographies）为标题的文本的第二段。除了“耳朵的自传”（Otobiographies）之外，德里达还有几个将人们引入耳朵之迷的文本标题，一个是“鼓室”（Tympan），另一个是“海德格尔之耳”（Heidegger’s Ear）。除此之外，在首次出版的时候，《耳朵的自传》（Otobiographies）这一部分出现在《他者之耳》（L'Oreille de l’autre, the Ear of the Other）会议论文集的第一卷。可以说，在德里达的文本中，“他者之耳”，是一个可以产生共鸣的短句。比如，在括号里的这句话，（“一切都落在你的耳朵上，这样你就能听到我”）——一切都落在耳朵上：哪一只耳朵？谁的耳朵？什么的耳朵？甚至我们可能会问，回想起扎拉图斯特拉的奇遇，耳朵，谁的？
一个全部是耳朵的人。实际上，这里，尼采描述的是大学机构中的学生。通过阅读尼采的作品《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1909）》（On the Future of Ou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德里达早期曾有一篇文本将尼采对机构的描述作出了以下总结：
虚伪的猎犬（尼采用来象征国家的形象之一）通过他的教育系统在你们耳边低语，这些教育系统是声学的或会声学的机器。你们的耳朵越来越大，你们变成了长耳朵的驴子，与用细小而精巧的耳朵去听相比，你们成为服从于最好的主人和最好的领导的调了音的耳朵。你们认为通过忠诚于国家，你们将会收获自由与民主。你们敞开耳朵的门户，接纳国家，却不知道国家已经在反动势力和堕落势力的控制之下。在成为这只留声机之狗的全部耳朵后，你把自己变成了一个高保真接收器。而耳朵——你的耳朵，也是他人的耳朵——开始以不成比例的位置占据你的身体：“颠倒的残废者”。[7]
于是，正如德里达经常在学术会议中做的那样，他询问自己的听众，这个所谓学术自由的场景是否是他和他们所处的场景。“这是我们所处的场景吗？”他写道，“这是一个与耳朵相同的问题吗？…… 或者说，我们是否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我们是否又用另一只耳朵理解了对方？” 这些问题被悬置于空中，或者说是悬置在被提问的耳朵上，因为正如德里达随后补充的那样，“耳朵并没有回答”。（107-8；35）
这个场景，我说，是一个学术讲座。时间？地点？谁？什么？尼采在《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准备了七次讲座，其中前五场曾在巴塞尔举办过。一百多年后，德里达准备了主题为“耳朵的自传：尼采的教导与固有名的政治”的讲座，这讲座至少在两所大学举办过，维尔吉尼亚大学和蒙特利尔大学。当一个人在讲座中引用另一个讲座，会发生什么，即关于阅读、演说、试听与接收的场景，会发生什么？当人们引用这样的引文，再次，“此时此刻”吗？试听的场景彼此影响，但依旧有一只耳朵尚未对此作出回答。正是这种深邃的结构，让这一问题在三十年后的美国再现、回响，或者一百三十年后、两千五百年后，依然会促使人们再次发问：“这是我们的场景吗？”
一个人可以永远在这个耳朵的迷宫中折返。当然，德里达也从未想过要除掉这个迷宫。在第一部分中，他所探讨的就是他所谓的“s’entendre parler”[8]的结构，据此，所言的意义似乎会沿着一条循环的路径回落于说话者自己的耳朵，从而回到它的出发点，事实上，这意味着从未离开过这个出发点。即使意义并非如此，它也依旧被理解为没说什么。听到自己的状况就已经是对方的听觉了，是对方的耳朵。s’entendre说的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在德里达的话语中它是不可译的，因为这是一个代动词结构，是没有决定性地自反与/或相互。因此，它播撒着，被播撒着，以字母s的方式，德里达将其称之为在字母表中最具播撒性的别处。
若干年后，《智慧问题学：海德格尔之耳》（Philopolemology: Heidegger’s Ear）将隧入Dasein的状态，这被海德格尔称之为Hören。Hören，“听着”，尤其是“听Dasein所携带着的[9]朋友的声音”，这意味着每一个Dasein都临近它、通过它、协同它。然而，德里达格外担心海德格尔后三个词的神秘性论断。它的拓扑结构，尤其会引向他的问题：
人们想知道“携带着”[10]是什么意思？耳朵在哪里？耳朵之内与耳朵之外是什么？对于一只敞开的耳朵而言，这又意味着什么？对于“张开耳朵”[11]（舒展开/伸展开某人的耳朵，像摊开/伸出手那样），这又意味着什么？听，还是不听？失聪，还是不能或不愿听？……那么，我们借给朋友的耳朵在哪儿，尤其是借给朋友的声音的耳朵，在哪？如果有正确的意义，那么，耳朵是什么？确切的说，耳朵是什么，如其所是并在其有限性之中？[12]
德里达所说“耳朵在其有限性之中”，似乎并不意味着主要强调其单数性，而是复数的，至少是二元的。因为耳朵向来是成对儿的，在左右两边，与眼睛、手臂、手、腿或脚一样。《海德格尔之手》这篇文章，是编为“性别”[13]系列中的第二篇文章，而《海德格尔之耳》则是最后一篇。德里达在《海德格尔之手》中质询了将手的隐喻性还原为单数的手，即人的手或Dasein的手。但对于耳朵而言，至少在海德格尔那里，耳朵是单数的、孤零零的，只是听着——这一行动——的隐喻。或者说，耳朵已经不再具有隐喻性了，只要听，Hören，就是处在只有一只耳朵的状态下，而非另一种可能性。从海德格尔对Hören存在论的分析顺序中，德里达引出了这种颠倒：
人们会明白耳朵是什么，从Hören开始，而非颠倒，来理解Dasein之耳的本质与目的……Dasein有一只耳朵，能倾听它的周围。“携带”[14]，它携带着朋友，朋友的声音。没有无朋友的耳朵；没有耳朵就没有朋友。[15]（356）
或许，尤其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听出德里达在这里的表述是如何地用心良苦，他避免说“耳朵（复数）”而选择“耳朵（单数）”。因为人们可能会认为，用复数更自然或更习以为常，比如写道，“Dasein只有在这种程度上才有耳朵（复数）”等等，或者“没有耳朵（复数）就没有朋友”。在《海德格尔之手》一文，手之流淌着的单数，同拢集活动相互联系，进而形成合一，成为一个同一体。在德里达关于海德格尔所有的书写中，也包括《海德格尔的手》这篇，他揭示了与此后的署名相似的东西。顺便说一下，德里达确实回忆起了他早期的分析：“诚如我对手的问题的说明，传递者从复数或双数变成单数，在此很有必要”。然而，除了这个简短的提醒之外，在《海德格尔之耳》中，之于传递者耳朵而言，是单数形式。而且，这个单数的耳朵，被遗忘了，从未标记。这似乎是，在手与耳之间进行比较要比暗示更为困难。这或许因为除了从复数到单数的本质运动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在起作用。
如果我一直说单数形式，那是因为我认为存在“其他的东西”寄居在这种差异性的空间之中。于我们而言，单数形式，更准确地说，是一种与复数形式相区别的形式；单数形式将我们引向不同的方向，朝着不同的差异性，朝向不同的空间性。单数，不是集合成“一”，而是两、三，更多，以单个计数。因为每一单个，在这方面，都是不可计算、不可说明的，完全是每个非他的他者。有了此意义上的单数，我们就无需计数了，最后，再也没有单数的或复数的来限定单数了。在单数与复数之间的犹疑中，我们可能将自身拉回到《友谊政治学》的开头。在这博大的文本中，《智慧问题学：海德格尔之耳》就占据了整篇文章的最后三分之一。或许，你还记得，《友谊政治学》已经在前言和第一章的开始就提出了计数的问题，以及计为朋友的问题。在这本“长”书中，每次，该问题都在两段中的一段中出现一次，被不止一种声音标记，作为一种对话，或者至少是一个多义词。首先，在“前言”中：
除非他们来了，朋友们[16]，数量很少
他们有多少人？我们会有多少人？
（——是的，以一个很少的数量，但是“很小的数量”是什么？它从哪里开始，又到哪里结束？是“一”？还是“一加一”？还是以阴性的形式再“加一”？以每个阳性的“一”？以每个阴性的“一”？你说，他们的全部，每一个人都算上吗？民主，算数吗？
——算，它计算投票和主体；但它又不算，它不能计算单数，无论这单数是什么：对于抵达者而言，没有numerus clausus[17]。
——或许，依然有计算的必要，然而，然而是以“一个人”与“这个人之外的另一个人”来计算。）（14-15；ix-x）
同时，在第一章中，德里达就再次引用了那句尚未被知晓的、首创性的引文，即在复数的断言与单数的命运之间平衡其“演示的矛盾”的撇号：
“噢！我的朋友们，一个朋友也没有”
我在称呼您，不是吗？
我们有多少人？
——能计数吗？
……
我们有多少人？
——如何计数？（17；1）
我们再回到这个问题，计为朋友的问题。某个人能计数朋友吗？就海德格尔以及他之后的德里达而言，他们关注的是听，关注的是把自己的一只耳朵用来倾听“朋友的声音”。正是这个声音——朋友——其单数性被隐喻地借用了，以一只单个耳朵的形式。德里达在首次引用海德格尔关于每个Dasein“携带着”[18]朋友的声音之后，在《海德格尔之耳》的开篇中也是这么说的：
通过我所听的声音，通过这种倾听，这正是我所听到的朋友（德里达，与海德格尔相反，无疑会补充道，是“朋友她自己”），超越了他的声音，但仍存在于其中。所听到的声音正是来自我所倾听着的、携带着的那位朋友。当然，Dasein自身携带着朋友，但“朋友”并不在他的全部之中，肉与骨之中。可以这样说，它带着他，在听到他的声音时，在他声音的形象或他的隐喻的形象（作为整体的一部分）中……这个隐喻的问题将一直伴随着我们。（343）
因此，并不能将这只耳朵作为单数，视为可以计数的那位朋友。然而，当这一运动在文本《友谊政治学》[19]（这里注意标题的复数形式）中被替代后，这似乎是这一系列修辞代补中首个的、源初的，或是专有的名词——朋友，因此，朋友的声音，“朋友之声”[20]——其单数形式在德里达解读的强力下颤抖。因为，难道只有一个朋友吗？一个单数的朋友，一对一的言说，无法分割的声音吗？以及因此这个声音总是吁求Dasein拢集，拢集、沉思[21]，“与-他-人-在-世-中-共-在”[22]吗？海德格尔开始将所有的一切都拢集于朋友的名下，朋友永远是The Friend。如果不是一个或是唯一，那么就是忠诚的朋友，真正的朋友，终极的朋友，而在一般定冠词的意义上，以上所说的“朋友”，都是单数的。海德格尔与德里达，他们在很多方面十分接近；然而，在是个人的拢集[23]，还是他人的友谊的撒播，这一问题上，两人有着无法简化的、根本性地无限的差异。另一方面，在一个朋友，与其他朋友——复数——无法计数的单个的朋友们，这一问题上，两人也存在根本性差异。
在德里达的经济简要中，这种差异是在quoi与qui[24]之间，what与who之间的差异。为了将其阐述得更为清晰，我们需要再次回到《友谊政治学》这一文本中，从这里开始，德里达开启了他对西方友谊观念的思想体系，也是对兄弟会情谊的思想。德里达认为，与柏拉图讨论友谊的文本《吕西斯篇》不同，在这一主题上，是亚里士多德将苏格拉底的教导系统化了：
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并非首个通过精神催产术传统研究《吕西斯篇》的人，但却超越其前辈。他通过直接赋予其理论的、存在论的和现象学的形式，来提出友谊的问题：友谊是什么，友谊是何种，友谊是怎样的，以及上述是基于一种意义还是多种意义而言的？
诚然，就在这一系列问题之中，在存在与如此存在的友谊的问题与言说友谊的可能性的多种口才的问题之间，又有一个本身就十分含糊的问题：kai tís o phílos[25]。这句话，一方面问了朋友是什么（What），同时也问了谁（Who）是朋友。语言在什么（What）与谁（Who）之间的犹疑似乎没有使亚里士多德惊颤，仿佛这终究是一个问题，一个相同的诘问；仿佛是一个被另一个诘问所包裹着的诘问，仿佛这个“谁（Who）”的问题，必然要向那个存在论的“什么（What）”的问题，即一个前提性的问题，低头。
这种将“谁（Who）”隐藏于“什么（What）”之下的做法，或许会要求我们回过头来提出或召唤出一个问题，如果不提出异议的话，就不会深入：在朋友之名中，或在名之名中。（22-23；6）
在海德格尔关于朋友之声音的形象中，还保留了此种姿态的痕迹。即使这种形象并没有重复一种开创西方友谊话语的概念式的抽象；因此，显然也没有通过将朋友和声音单一化的方式，来重复由“谁”（who）向“什么”（what）的屈服。这实现了一种相似的“在-一-之-名-下-的-拢集”[26]——朋友或声音，一个通过另一个被隐喻性地再现着——从而将复数的固有名词，还原成单一的普通名词。德里达在这里提出异议，“在朋友之名中，或在名之名中”，最后将会通过整个传统——从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一直到海德格尔——这一传统，向前推进。可以肯定的是，后者的朋友，无论如何匿名，依然是一个“谁”，它的“谁”通过隐喻的方式延续到他/她的声音。在隐喻链条的末端，所开启的，是被称之为“听”或耳朵。
我刚刚说的是，所开启的[27]。Hören，听着，或者耳朵，是什么（What）。即使是Dasein的可能性，这种对世界的敞开也是以一个“什么”（What）的名义。说“耳朵是谁”是用一种语法的变形或畸变来向“颠倒的残废者”——那个查斯图斯特拉标记的、全部是耳朵的人——示意。由此，也让人联想到国家建立的大学机器的场景，因为其教学工作是通过一台录音机的接收完成的：
你们敞开耳朵的门户，接纳国家，却不知道国家已经在反动势力和堕落势力的控制之下。在成为这只留声机之狗的全部耳朵后，你把自己变成了一个高保真接收器。而耳朵——你的耳朵，也是他人的耳朵——开始以不成比例的位置占据你的身体：“颠倒的残废者”。
海德格尔也许已经了解很多关于此种立场上的“愚蠢”[28]，任何人（任何什么）的此种立场确实没有听到或理解来自对这位“朋友”之声疼痛的反作用力。国家向任何人/任何什么（whomever/whatever）发出命令的强力，只要他们足够麻木，就可以听话，服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愚蠢、麻木在英语中自觉地与“聋”关联：矛盾的是，成为全部是耳朵的人，竟是成为聋子。这些联想应该足以提醒我们，这确实是一个友谊政治学的问题，或者说这位朋友的问题，朋友（们）的声音（们）的问题，每个Dasein携带着的“在附近”[29]的问题。
然而，如果接收的本质性结构必须以其他方式思考呢？不依赖于某种仪器或机器，而是每次都作为一个对某事（或者另一个谁）的接受者，但同时也发出可听的、可能被理解的内容？如果被称作为听、耳朵的什么（或谁），必须与这个结构共享一种深渊式的状态，即一种一次性秘密的认同的状态，这种由他者的她/他/它之名产生的可通过倾听和理解的形象，通过他者的耳朵进行认同，这又会怎么样呢？“耳朵，谁”这个问题唤起的不再是那些尼采口中的“颠倒的残废者”或者是“虚伪的猎犬”，它们窃听着由大学“学术自由”领域产生的所有对话（尤其是偷听那些跨过国家边界传送或接收的声音），即使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与之相对的，“耳朵，谁”会首先询问，这个“什么/谁”在被接收时所在的位置。这是无法定位的，最终是一个秘密的接受点，这个接受点需要被唤作一个“谁”，甚至是通过某个名字，某个固有名，以及总是相同的名字。
以上迹象所导向的，或许已经变得相当明显了，什么（What）或者谁（Who）正将它们召唤。Khôra是其姓名：德里达以Khôra命名这篇文章，如此大胆。Khôra，确切地说，不是一只耳朵；她确有某一类似耳朵之物，但却仍比一只耳朵要少。此种动物之神话性的再现本身只能通过Khôra占据或替代。然而，即便如此命名，但我们依旧无法想象那个作为“听着”的接收器的形象，其隐喻特性在于：耳朵（们），但是，是谁（who）的耳朵…是一只单数的耳朵，“这指的不是某事物，而是在某种神秘的独特性中坚持，这指的是：让其本身或使其本身在没有回应的情况下被呼唤。”[30]——没有回答，这意味着当我们询问的时候，像/作为一只耳朵，却没有答复。比如，“这是我们所处的场景吗？”
在这部大胆而神秘的被题为Khôra作品中，德里达将带我们重新阅读了《蒂迈欧篇》这一古老的文本，以一种深渊式戏中戏的方式[31]，作为故事、传说或叙事嵌套的接受的场所，确是接受，一个在另一个之中，每一个都成为下一个的容器。但是，正是这个由苏格拉底这个固有名所指示的场所，让所有嵌套、叙事[32]的承接，被作为某种命定的描绘。对这一情况，德里达说道：
苏格拉底不是Khôra，但他与Khôra很像，如果可以说Khôra是某人或某物的话。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把自己放在Khôra的位置上，这个位置不仅仅是与他人共在的场所，同时其本身，也是一个无法被替代的场所。无法替代与不能替代的场所，他在这个场所接收到那些人的话语，那些人的话语抹除了苏格拉底的痕迹，尽管他们最初从苏格拉底那些接收到那些话语。因为，是苏格拉底教会他们言说。而我们，也不具有替代的能力。（63；111）
从现在起，Khôra与苏格拉底的相似性已清楚明白了。在一篇名为《Khôra》的文章上署名后，相似性使我们继续在各种场合讨论，包括在学术讲座的场合上讨论。然而，有些事情也将因署名行为的产生而发生，某些事或某些人将听到这一场景——无论有何意味，都将接受它——没有或在亏欠之前，就已经与很多只耳朵联结在一起了，从古到今，都为不可替代的逻辑——关于接受与目的——束缚。在没有因亏欠产生束缚的情况下的接受，作为一种给予模式的接受，不是为了回馈，而是为了让位：这将是事件。此处，我必须再次引用并给予Khôra以充分的场所，那个谁，那个哪一个，就是以这个名字来称呼的：
在所有的限定中，Khôra接受，同时也腾出场所给他们，但Khôra不拥有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她/它”[33]占有他们，“她/它”有他们，因为“她/它”接受他们，但是“她/它”不将他们视为自己的财产，“她/它”不将他们的任何一个作为“她/它”的所有物。她“是”无，而非那些刻写“在”她之上的，事物的总和或刻写的过程。她的母题，关于她的母题，恰好是反对“相似于”[34]她的母题，但她并不是对母题或维持在场的所有解释。即便如此，她也不能简化为他们。这种不能简化仅仅是无，无可以是存在论地是（有），或者是可以被存在论地说出来。此种维持的缺乏……激怒并抵制任何二元或辩证的限定，任何一种哲学类型的审查，或者，更严格地说，是存在论的一种形态。该形态发现其自身既是被蔑视的，又是通过让出而被重启……如果这儿有场所[35]，或者，用我们的语言来说，让出的场所，让位，在这里不等同于提供场所。此让位的表达，并不是一种主体自我献出的姿态，作为某事物的维持或起源而自我献出的姿态。(36–37; 99–100)
通常，在学术讲座中，我现在会请求大家的谅解，因为我使用了大量的引文，把太多的场所给了所谓的（什么或谁）引文。为发展一种单数性的署名，把讲座的场所留给原创性的发言，这或多或少是对我们学术政体的一种期待。正是这种学术的让位，让出原创性，基于自主而产生的标准，让Khôra的放权和空出得以签署确认，经由他的著书[36]，成为一种独创的接收器的结构，一只有条件的“耳朵”，它无法被寻找，也无法被发现，甚至它往往被唤为相同的名字，一个固有名，一个无法被确定成某事或某人的名字。我要再次让位给《Khôra》：
苏格拉底并没有占据这个无法被发现的场所，但他确实从……他的名字来回应了。因为，像/作为Khôra，他必须总是“以一种相同的方式被呼唤”。同时，正因为苏格拉底对他自己的不确定——这个处于这里的他，是一个人或是什么——使固有名变得比以往更为深邃：什么是场所？给谁或什么以场所？在这些名字之下，占据着的是什么？你是谁，Khôra？（63；111）
像这只耳朵，作为这只耳朵，Khôra没有回答。
2
是进行总结的时候了。我并不知道我说过什么；如果有什么事或人，我也不知道什么——或者谁——已经发生了。因为这一切都旋入于一只耳朵里，一只他人的耳朵，一只无法被发现的耳朵，当雅克·德里达没有通过将亏欠转嫁给苏格拉底（柏拉图曾这样做过，之后是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再之后是尼采与海德格尔）直接标志出Khôra时，德里达就分辨出这只耳朵，这只耳朵只是援引着哲学遗产众多固有名。这并非是亏欠之耳的尽头，亏欠之耳，像哈姆莱特的耳朵一样，被缚于“听”，这只耳朵不在能听到他人的声音，因为它听到的只是自己的声音。又或者说，这本质上是同一件事——父亲亡魂的声音。这无非是一个让位，让位于“给予-超越-亏欠”，这可以出现在雅克·德里达的署名上，每一次，它都可以在耳朵的迷宫与深渊中被追踪。然而，同样的道理，它只有在被接受或是被署名的时候，才能占据或让出空间；这种接受或署名是对亏欠的宽恕，从对签署者无限的亏欠开始。例如，如果某人确实能够在这里说“例如”——一个被自身召唤和召唤Khôra的文本。
在结论处（代替下结论）[37]，由于我不想再听我自己所言了，我将从另一篇署名为雅克·德里达的文章中摘取一段深长的结语。这一次，显然不是一个有关这只耳朵的问题，而是一个终极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本次座谈会所要讨论的问题，是哪一个、谁的的问题。就这个问题，德里达写道，“将不会停止，以其多种方式，返回、缠绕……”。那么，我将向开头那样，将幽灵之音再次在我们的耳畔回响：
谁会宽恕，或者谁又会向谁请求宽恕？在何时？谁有权利或权力来这样做：“谁[对]谁？”？这里的“谁”所指向的是什么？这会永远是这个问题的终极性形式，最常见的定义法将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不管这个问题多么难以克服，这个问题或许也并非终极的问题。我们不止一次地面对一个最初的问题的影响，比这个问题更紧要，那就是“谁”或“什么”的问题。比如说，一个人原谅某个人所犯的错误……或者，一个人就某事原谅了某人。某人，谁，以何种方式，都不能完全将错误的行为，与过去的错误行为所产生的时间混淆，也不能与一般的过去混淆。这个问题——“谁”或“什么”——将以多种方式，永不停止地返回、缠绕，困扰着宽恕的语言。同时，这也不仅仅是通过成倍的、不可逾越的困难，同时也是通过迫使我们走向怀疑，或者怀疑在“谁”与“什么”之间的对立意义。有点像宽恕的经验（无论是否给予宽恕，都在祈求宽恕、希望宽恕），或许，也好像真实的、适宜的、恰当的宽恕的体验的不可能性，此种宽恕标志着“谁”与“什么”之间这种对立的驳回。它的驳回与驳回的历史，它的过去的历史性。[38]
注释：
[1] 佩吉·卡穆夫（Peggy Kamuf）,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法国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雅克·德里达作品的主要英文译者之一。
[2] 此段翻译参考中文译本《奥赛罗》，此处本文译者将朱生豪译本中的“你是谁”，改为“你是什么”（英文原文是：what you are）。出自：威廉·莎士比亚[英]. 莎士比亚全集5（增订本）[M]. 朱生豪 译. 第三版. 南京: 译林出版社 . 2016.
[3] 此段由译者根据原文翻译。——译者注
[4] 这里将古英语what art thou？翻译为中文古文，用以与此前的“你是什么”（What are you）加以区别。另，原古英文出自威廉·莎士比亚《哈姆莱特》。——译者注
[5] 《哈姆莱特》中的哨兵角色。本译文关于《哈姆莱特》的相关翻译，主要参考朱生豪、卞之琳两个中文译本。为了尽可能贴近作者借《哈姆莱特》来阐述的相关思想，中译者在综合两个译本后，均对相关中文翻译进行了部分调整。之后关于《哈姆莱特》的相关内容，不再另外注释说明。——译者注
[6] 参考弗里德里希· 尼采, 孙周兴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本文与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相关文本均参考该译本，此后不再特殊说明。参考版本：弗里德里希· 尼采[德].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M]. 孙周兴 译. 第一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18.——译者注
[7] Jacques Derrida, Otobiographies: L’Enseignement de Nietzsche et la politique du nom propre (Paris: Galilée, 1984–2005), 107; and Derrida, The Ear of the Other: Otobiography, Transference, Translation, ed. Christie V. McDonald, trans. Avital Ronell and Peggy Kamuf (New York: Schocken, 1985), 34–35. ——作者注
[8] 在法语中，“s’entendre parler” 是由“自反代动词“与“动词不定式”构成的结构。“自反代动词”一般表示：1. 自反意义，即动作的承受者是主语本身；2. 相互意义，即动作发生在主语之间，主语用复数或者复数含义的词；3. 被动意义。所以，在这里“s’entendre parler” 在法语中就有双重含义：1. 当主语和代词一致时，意为“自言自语”；2.当主语及代词为复数且表示一致的对象时，意为“ 互相倾听、说话”；3. 当主语和代词不一致时，则表示“主语听代词所代的对象说话”。所以Peggy Kamuf在下文说，这个术语是不可译的。——译者注
[9] 此处“所携带着的”原文为德语，bei sich trägt。——译者注
[10] 此处“携带着”的原文为德语，bei sich trägt。——译者注
[11] 此处“张开耳朵”的原文为法语，tendre l’oreille。——译者注
[12] Jacques Derrida, Politiques de l’amitié (Paris: Galilée, 1994), 344. 因为由George Collins翻译的英文版 (Politics of Friendship [London: Verso, 1997]) 没有包括 L’Oreille de Heidegger: Philopolémologie (Geschlecht IV) 这篇文章，因此对此文的引用是由我根据原版进行翻译的。 在引用本书的第一部分时，由于译文往往有偏差，将在括号中注明原文和译文的页码。——作者注
中文在本文中将本书译为《友谊政治学》，将该文章译为《智慧问题学：海德格尔之耳》（若出现译为《海德格尔之耳》则是根据原文中将此书名的简化而译）。——译者注
[13] 此处原文中的题目用了德语 Geschlecht。——译者注
[14] 此处“携带”原文为德语，bei sich。——译者注
[15] 这里原文为：No ear without friend. No friend without ear. ——译者注
[16] 这里的“朋友们”，代指前面的“他们”。——译者注
[17]
[18] 此处原文为德语：bei sich trägt ——译者注
[19] 此处原文为法语：Politiques de l’amitié ——译者注
[20] 此处原文为德语：der Stimme des Freundes ——译者注
[21] 此处原文为法语：rassemblement, recueillement ——译者注
[22] 原文英语为：Being-in-the-world-with-others——译者注
[23] 此处原文为法语：rassemblement ——译者注
[24] 法语中的quoi与qui在句子中的作用与英语中的what与who类似，前者相当于“什么”，后者则相当于“谁”。——译者注
[25] 希腊语 και τις ο φίλος的拉丁语形式。——译者注
[26] 原文为：gathering-under-one-name。——译者注
[27] 原文为：What is open，这里斜体强调这个What。——译者注
[28] 此处原文为德语：“Dummheit”。——译者注
[29] 此处原为为德语：bei sich。——译者注
[30] Jacques Derrida, Khôra (Paris: Galilée, 1993), 33; and Derrida, “Kho ̄ra,” in On the Name, ed. Thomas Dutoit, trans. Ian McLeod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87–127, quotation on 97. ——作者注
[31] 此处原为为法语 mise en abyme ——译者注
[32] 此处原文为法语：récits ——译者注
[33] 此处德里达用“她/它”代指Khôra ——译者注
[34] 此处原文为法语：à même —— 译者注
[35] 此处原文为：[I]f there is place ——译者注
[36] 此处原文为法语：oeuvre——译者注
[37] 这里原文为 in the place of a conclusion,这里可有两种含义。——译者注
[38] Jacques Derrida, “Pardonner: L’Impardonnable et l’impréscriptible,” in Cahiers de l’Herne: Jacques Derrida, ed. Marie-Louise Mallet and Ginette Michaud (Paris: L’Herne, 2004), 541–60, quotation on 542–43; and Derrida, “To Forgive: The Unforgivable and the Imprescriptible,” trans. Elizabeth Rottenberg, in Questioning God, ed. John D. Caputo, Mark Dooley, and Michael J. Scanl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 versity Press, 2001), 21–51, quotation on 24. ——作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