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网络文学时
查看话题 >且由晋江自杀情节新规事件谈起——我们又一次面对文学和现实的关系问题
半个月前，网络上流传出一则来自晋江网站针对作者的新规，公告要求“作者严格自查作品中是否存在宣扬自杀（包括但不限于直白的描写自杀情节等）”。晋江，全称晋江文学城，是中国大陆最著名的网络原创文学网站之一。此规定一出，立刻在网络文学的亚文化圈掀起讨论热潮。如果对公告用语完全按照文义解释，那么括号内“描写自杀情节”自然属于“宣扬自杀”的列举情形。换句话说，高举“禁止宣扬自杀”旗号的晋江文学城，不允许写自杀情节了。已经有的，存在要求改文的可能；后来有的，务必“严肃处理”！
7月9日下午，“晋江文学城”微博发布新的补充说明，要求更改为：大众向作品不可包含“宣扬、鼓励、美化”自杀、血腥暴力、犯罪等信息，正常涉及相应情节不属违规范围。这是舆论发酵前的一次有效撤回。
然而问题在于，何为“美化”？何为“正常”？在修辞学的外衣下，《小王子》是不是宣扬、美化自杀的典型作品呢？作者和读者们存在的隐忧是：如果要将某个题材用规矩度量，这套规矩的刻度似乎是可长可短的。
更深层次的是一个极其复杂深入的文学问题。如果我们认可艺术哲学从柏拉图那里继承来的摹仿论，认为文学是对现实的摹仿的话，它甚至涉及到十分深刻的社会问题。我们有写虚拟人物自杀的情节、并将之发表于众的权利吗？文学对于自杀情节的美学欣赏是否可以得到承认？作者的一部作品是否具有造成有影响力的社会行为的潜质？一个作家写出的文学作品，是否对现实负有责任？文学对社会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从自杀的议题开始
荒诞哲学的代表加缪说过，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同时作为剧作家、文学家的加缪，在他塑造的荒诞世界中对死亡给予了极高关注。而这句关于自杀的名言，暴露的是他在个体层面上对于“生命是否值得经历”问题的思索。网络上“人间不值得”的梗也与它在本质问题上有相似之处。加缪的《西西弗的神话》一书的宗旨便是讨论荒诞与自杀的关系。
文学作品中，不乏以自杀情节展示生命追问的代表。最为经典的作品之一是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雷特》，故事的结局通过哈姆雷特的自杀，将悲剧氛围推向高潮。莎翁也借助人物之口，提出“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在中国小说巅峰《红楼梦》中，曹雪芹通过鸳鸯和尤三姐等人的自杀，表达了女性在封建制度下的抗争意识。
在生死的议题上，文学总会达到高度共鸣。作家们在叙述自杀者形象时，往往将自己的强烈的人生经验、个体知觉注入文本角色。他们是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中第一视角展现的昆丁，是《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跳江自尽的杜十娘。
加缪关注于自杀的哲学意义，《红楼梦》和《杜十娘》则展现了一种历史意义。文学评论家们更喜欢谈论死亡的美学意义，自杀的情节设计在作者和读者间架起了一座审美互动的桥梁。《挪威的森林》是村上春树在大陆最受读者追捧的作品。这本书的扉页上写着“献给许许多多的祭日”，整部小说都笼罩在死亡之中。木月自杀、直子的姐姐上吊、直子的叔叔自杀、初美割腕、直子上吊，村上春树用一种凄美的笔触描写这些自杀事件，形成了《挪威的森林》张扬死亡美学的独特魅力。
一场文学安排的自杀背后，必然有动机。因为文学是有目的的创作，任何作家都希望能被阅读和鉴赏。因而，自杀情节的安排不是“为写自杀而自杀”，它们或许是为了讴歌善、痛斥恶，或许是疏解精神的伤痛并带给读者抚慰，或许是回应生命的爱和归属感的缺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自杀甚至是反自杀的。
自杀情节不该被社会简单地指责为“厌世”“消极”“悲观”“颓废”，网络作家对自杀情节的书写，其中并不缺少对人的生存境况的关照。无论作品的故事被设定在哪个时代、哪个架空世界，它本质上都是属于这个时代，它展现的是属于作者时代的内在矛盾。
作者对作品负有什么责任
请允许我先介绍一部剧作，部分读者可能并不熟悉。剧作家马丁·麦克多纳的《枕头人》是一部注定会成为经典的作品。这部天才的剧作串联了10个故事，主线讲述了作家卡图兰遭到指控，被警察逮捕，理由在于他的小说中的可怕情节与正在城中发生的连环儿童虐杀案的手段极为相似，而他的弱智哥哥涉嫌根据他写的小说虐杀。在一间审讯室里，卡图兰诉说起自己所写的那些黑暗故事：包着刀片的苹果；被砍下的小脚趾；活埋进棺材的病女孩；让人绝望的枕头人……当然，这10个故事中有些是温暖狡黠的，比如小绿猪的故事。
剧作者将读者引入一个纷繁复杂的迷宫，有豆瓣读者将其与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相提并论。《枕头人》明确提及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俄罗斯套娃式的结构下，作家提出的难题是：作者的一部作品是否有造成实质社会行为发生的潜质？一部作品造成了社会行为，是谁的责任？主人公卡图兰用“讲故事者的唯一责任就是讲一个故事”为自己辩解，他说，“这就是我的准则，我只讲故事。没有企图，没有什么用意，没有任何社会目的”。可是警察指控他是“出谋划策”者，他们要处决他：“处决一个作家，那是一个信号”。马丁·麦克多纳将各种观点呈现在复杂的叙事结构之中，毕竟他也没有任何社会目的，只是想“讲一个故事”而已。这是一种互文。
我们不得承认，在虚构和非虚构的划分下，文学创作是超现实的假设。问题在于，一名作家的想象力的社会危险究竟有多大。极力要将每一个作品的自杀情节背后的作者意识，区分为“宣扬”或“否定”，“美化”或“批判”，是蕴含一个逻辑前提的。即作品的思想是可以被确定的，解读是可以唯一化的。这个逻辑前提甚至比明令禁止还要危险，它预示着话语权的统治力的毋庸置疑。
作者和读者们真正担心的，是网络文学自我审查上的又一次“过犹不及”。如果我们不是以文化繁荣的目光看待网络文学（或者只是掩耳盗铃的），而是以青少年教育的宗旨统领网络，那么也不会是最后一次。郁达夫曾写，“性欲和死，是人生的两大根本问题，所以以这两者为材料的作品，其偏爱价值比一般其他的作品更大。”晋江的作者们至今回避任何性描写，或是使用最离奇光怪的文字来达到描写目的。固然如马丁·麦克多纳在戏剧《审查者》中让审查者所说的，“没有审查制度，将没有象征，没有隐喻，没有戒律”，可这不无讽刺的道理。
最普通的创作者，有让虚拟作品中的人物自杀的权利吗？需要回答这个问题的社会是让人惭愧的。幸好晋江文学城的补充说明让我们可以放下这个问题。每当谈论起文学与现实的话题时，我总是特别喜欢引用司汤达的《红与黑》中的一段话，请让我将它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
小说好比一面镜子，鉴以照之，沿着大路，迤逦行去。有时映现蔚蓝的天空，有时照出的却是路上的污泥。而背篓里插着这面镜子的人，你们直斥之为不道德！镜子照出污泥，你们却责怪镜子！要责怪，还不如去责怪泥泞的大路，尤其应该责怪养路工，为什么让潴水积成了滩。
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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