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行无常

其实，陈升的思考就是我的思考，或者说根本就不存在陈升的思考，只是我在这一主体间关系里投射进了我自己的问题意识。

大概在路边野餐的最后，陈升拿起望远镜，看着远处的卫卫，我们自然要问的是，他会想些什么呢？如果以后设的角度来看，陈升的想法我们不可知，那么导演设计这样一个不可知的想法又是为何？甚至就是在这大团圆的当下，影片抛出了一个未知的问题，以开放的姿态面对着即将走出电影的观众。

如果人物的想法本身即不可知，那么我们也不必寻求太多的阐释。倒不如仔细去想一想这一情境里看的主客体间的关系。卫卫是陈升的侄子，他的父亲不太靠谱，把他卖给了花和尚，于是陈升不得不踏上寻找侄子的旅程，而在这个旅程当中，陈升经历了一些事情，不论它们是否虚幻或真实，从而陈升本人对自己、对周遭世界的态度发生了某些变化，这个变化又明显对应着先前人物的状态，以此形成了某种上扬的结局。然而人物，包括观众，却无法预料到这趟旅程会形成如此的局面或结果，但是现在的情况恰恰是“出乎意料”。所以当我们（或者人物也会如此这般的联想）以当下的这一刻，去体验过去的经历时，就有机会重新把握到事件的意涵，甚至那些事件本身，对我们这个主体而言，也会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或说，存在的同一性显现出了它的新的多样性，即流露出了其间本以蕴含而现在才冒出的潜在性。在陈升的个人史中，他与花和尚的纠葛显然是最突出的。最早的时候是花和尚救了他的妻子，之后却因为花和尚的这份恩情，而不得不代替他去坐牢；在影片里，花和尚则“绑架了”卫卫，但若不是他的这一举动，陈升又怎会进入梦境看到他想象中还活着的妻子？以至于终于填补完胸口上残缺的一角？在反复的命运转折中，就有了“无常”的意味。若我们去思考这份无常，所得的结果恰恰是冥冥中自有注定这个结论，彷佛一切都是命定的，被某个看不见的手（据称是神的旨意）操控着。若这些人不是在刚好的时间，出现在了刚好的地点，做了刚好的选择，又怎会有陈升最后的明悟呢？那么在无常与命定之间，是否出现了不可调和的因素？

先前我们曾说存在的多样性或潜能，但这一潜在却是以“回到过去”的方式来“改变过去”。正如柏格森说的，就不可预言的新现实的形成而论，现实的意象是在现实发生之后，在模糊的过去中反射出来的：这个新的现实会发现，它始终都是可能的；但只是到了真正形成的刹那，它才开始成了它过去一直可能成为的样子。根据这一回溯的理解，战争在爆发之前始终是不可预测，但当战争发生以后，它先前的诸多事件都成了它之所以发生的必然性原因。的确，不能认为柏格森完全正确，但在现象所组成的大千世界中，这一番言说却具有它的真实性，尤其在涉及到与人类理解那些“缺席”事件的相关案例中。在陈升的例子中，我们之所以会认为将来孕育在过去当中，也是因为我们站在这个当下而回望过去（陈升用望远镜看着小时候的卫卫）。而实际上，将来在它未被实现的那一刻，始终是溟濛云雾而不可知的。所以再一次回到了无常这个命题，可是无常并不再被理解为事件的偶然性，而是被体会为某个企图或努力的失败，也就是理解生命、命运，从而把握它们，掌握它们意义的行动的失败，如此，也才终于回归到影片开头的字幕：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然而陈升的故事又并非大量的偶然因素堆积而成，毋宁还是用可能性这个概念来说，存在本身就拥有着这诸多的面向，只是有待于在将来被打开，开启，或重启。可它们会怎样打开，又在何时打开，甚而可能永远无法打开，都不是站在当下的我们所能知的。这也就是无常真正的含义，它是事物本身的“无常”。将来也的确孕育在过去当中，只是这一孕育也许就会流产而成为死胎，在这一出与不出的焦虑之间，人才能真正体悟到生命的周流不息与它的“狂暴无情”（天若有情天易老）。不仅是陈升，还有他的妻子，花和尚，陈升的胞弟，卫卫，老医生，老医生的儿子……他们都不是自在自为的，世界上也很少有哪个行动是没有条件或后果的（康德曾寻找过纯粹伦理行为，最后被证明为只有“自杀”）。在这样一个因缘和合，万物无自性的世界里，“主体间”的相互作用使得那一可能性呈指数扩张。谁又能说陈升真的走出了那一“心魔”？卫卫的存在于他而言，不也是种依偎或安慰吗，于是也可能是陈升需要卫卫，而不是卫卫需要陈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