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姆斯基：特朗普并不代表什么新的运动
美国 2020 年“大选”临近，目前CNN、NBC 等多家美国媒体给出的民调显示，美国现任总统、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的支持率均落后于民主党候选人乔·拜登 10% 以上。留给特朗普的时间不多了，深受选举压力的他一如既往在推特上大放狠话，但我们尚不能说拜登已稳操胜券，毕竟在 4 年前的相同阶段，当时的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也曾在民调中遥遥领先特朗普。相比 4 年前，今年的“新冠”疫情给选举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黑天鹅”很有可能再次出现。
今天的推送，我们回顾 4 年前美国政治经济学家 C. J. 波利赫罗纽与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的一段访谈。彼时特朗普刚刚当选美国总统，对于这位美国历史上“最难预测”的总统，乔姆斯基给出了许多精准的判断，同时对这位新总统带领下的美国社会的未来进行了谨慎的预测。
执掌白宫的特朗普
（下文摘自《乐观而不绝望》，最早发表在 2016 年 11 月 14 日的 Truthout）
“共和党——对人类生存最具威胁的一个组织”
C. J. 波利赫罗纽：诺姆，现在一件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发生了。谁都没有预测出唐纳德·特朗普竟然在这次总统大选中一举超越希拉里，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照迈克尔·穆尔（Michael Moore）的说法，特朗普简直就是一个“厚颜无耻、不学无术、十分危险的兼职小丑、全职反社会者”，而这样一个人即将成为美国下一任总统。在您看来，究竟是哪些决定性因素让美国广大选民造成了美国政治历史上如此翻天覆地的逆转呢？
诺姆·乔姆斯基：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认为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花一点时间来好好地思考一下（2016 年）11 月 8 日那天究竟发生了些什么。那一天，基于我们每个人当时对所发生的一切的真实反应，很可能会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日子之一。
我这么说，真的一点都没有夸大其词。
在 11 月 8 日当天发生的所有事件中，有一件事最重要，却被很多人彻底忽略了，事实上，这件事本身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就在 11 月 8 日那一天，世界气象组织（WMO）在摩洛哥举办的气候变化大会（COP22）上发表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呼吁全世界积极行动起来，推动在 2015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1）上签订的《巴黎协定》的落实。WMO 通过这份报告指出，过去 5 年是地球有记录以来最热的 5 年。这份报告还列举了因为气候变化而造成的一系列异常现象，包括海平面不断上升，随着极地冰川尤其是更值得我们担忧的南极冰川以令人始料未及的速度快速融化，地球海平面的上升速度会进一步提高。实际上，北冰洋的冰川面积在过去的 5 年间已经比之前 29 年的平均面积缩小了几乎 28%，不仅抬高了海平面，而且还大大削弱了极地冰川对太阳射线的反射效果，也因此降低了为地球降温的效果。这些都加剧了全球气候变暖的后果。WMO 在这份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地球平均温度已经逐步趋近 COP21 上设定的危险红线了。会上还公布了其他令人忧虑的报告和预测。
11 月 8 日当天发生的另外一件事，对我们来说也具有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尽管我们对其原因同样茫然无知。
就在 11 月 8 日那一天，世界历史上最为强大的国家，即将在接下来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那个国家，进行了一场总统大选。这场轰轰烈烈的选举最终将这个政府——包括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的全面掌控权统统交到共和党的手中，而在我看来，共和党演变成了世界历史上对人类生存最具威胁的一个组织。
上面我所说的这一切，除了最后一句可能会引发争论之外，其他我想都没有人怀疑。最后那句话乍听上去也许是在挑战大家的认知，甚至可能会冒犯某些人的神经。但是，这句话真的那么不中听吗？所有的事实不都在证明这一点吗？这一政党的所作所为不就是让我们有组织的人类生活尽快走向自我毁灭吗？在我们人类历史上，你还能找到任何先例吗？
你也许会问，这样说是不是过于夸大其词了？那么，就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看到的一切吧，毕竟眼见为实。
在共和党初选阶段，每一个候选人都斩钉截铁地否认世界上正在确实发生的一切。当然，那些立场相对温和的候选人，比如说杰布·布什，可以算是其中的特例，他曾经说过，所有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但他也说，我们并不需要因此而采取什么行动，他的这一结论背后的依据是我们找到了开采页岩气的方法，从而可以大大提高天然气的产量。还有一个例外是约翰·卡西奇（John Kasich），他确实同意全球变暖趋势正在进一步加剧这一说法，但他同时又补充说：“我们正准备在俄亥俄州开采煤矿，而且我们绝对不会因为这样做而感到愧疚。”
那个最终的赢家，我们的候任总统，则呼吁大家大力提高对包括煤矿在内的化石燃料的开采和利用，主张彻底解除政府管制，拒绝向那些正在致力于转而使用可持续能源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任何帮助。总体来看，他的这些想法无疑是在加速引领大家冲向万丈深渊。
特朗普早就已经开始行动了，比如撤销环保署，让一个臭名昭著（而又沾沾自喜）的气候变迁否定论者迈伦·埃贝尔负责该机构的过渡。特朗普的首席能源顾问，那个石油大亨哈罗德·哈姆（Harold Hamm），还得意洋洋地宣布了他自己对未来的打算，当然这些打算也并不出乎人们的预料：彻底解除政府管制，降低企业税收（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针对富裕阶层和各大企业），提高化石燃料的开采量，解除奥巴马对达科他州石油管道的临时禁令。市场对此的反应果然是神速的。能源企业的股价急速攀升，其中包括全球最大的煤炭企业皮博迪能源集团，该公司曾经申请过破产保护，但是在特朗普获胜消息公布之后其股价立马飙升了 50%。
共和党拒不承认气候变化的做法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曾经有人还希望 COP21《巴黎协定》能够成为最终被落实的协定，但是因为共和党掌控的国会不可能接受任何具有约束效力的条款，因此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不过是一份自愿遵守的协议而已，效力很显然非常微弱。
这些影响会越来越明显地被感受到。由于海平面不断上升，气候也变得越来越不可捉摸，光是在孟加拉一个国家，就可能有上千万人在随后几年间不得不逃离水平面过低的平原地带，由此造成的严峻的移民危机会超出我们的观察和想象。孟加拉国著名的气候科学家公平地指出，“这些移民拥有正当的权利迁移到那些每天在排放大量二氧化碳的国家。上百万移民应该被允许迁到美国去”。包括迁到其他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财富积累过程也是一个新的地质学年代——人类世——的诞生过程，期间人类给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造成了重大的改变。不仅是在孟加拉国，包括在整个南亚地区，环境变化的灾难性后果都在日益加剧——气温在上升，已经上升到穷人无法忍受的地步；喜马拉雅的冰川在加速融化，威胁到整个南亚地区的水资源供给。光是在印度，据报道就有差不多 3 亿人缺少足够的日常饮用水。事实上，这样的影响将会无止境地蔓延。
人类正在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峻的问题：在未来，有组织的人类生活是否还能继续以我们熟知的这种形式生存下去，还真不能确定。一切已经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了。我们一边在回答上述问题，一边在加速自我毁灭的进程。
我们还面临其他危及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包括核毁灭力量的巨大威胁，这样的阴云已经在我们头顶整整笼罩了 70 年，其危险系数有增无减。
美国大选作为一台精彩大戏，受到了媒体和舆论的广泛关注，各种报道连篇累牍，但是对于上述重大问题却只是蜻蜓点水般地提及。对此，我无言以对，怅然若失。
最后，让我们回到刚才提出的那个问题。准确地说，希拉里似乎以微弱优势获得了多数的大众选票。但是，之所以是特朗普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是因为美国政治本身的特点：美国在建国时期由独立各州的联盟制定了选举人团制度；各州层面实行赢者通吃制度；依靠选区的划分（有时候会重新划分）从而提高乡村选票的权重（在过去的选举中，很可能这一次也一样，民主党在众议院选举中通常在大众选票方面都会以很大优势获胜，但即便这样最终也只能拥有少数席位）；极高的弃选率（通常情况下在总统大选中该比率接近一半，这一次也是如此）。在我看来，有一个事关我们国家未来的现象值得关注：在年龄位于 18 岁至 25 岁区间的选民中，希拉里赢的甚是轻松，而桑德斯所获支持更多。这一现象的意义与人类未来走向密切相关。
据最新信息显示，白人、工人阶层和低收入中产阶层，尤其是收入在 5 万到 9 万美金，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乡村和郊区选民对特朗普的支持已经创下了新的纪录。整个西方社会，上述选民都对立场偏中立的“建制派”心怀怨愤，这从让人大跌眼镜的英国脱欧公投以及欧洲大陆国家中立派政党的衰落中都可以看出。这些充满了愤怒和不满的选民，有很多都是过去这些年西方各国政府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受害者。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曾经在一份国会证词中对这些政策作过详尽的解释，也正是这位联储主席曾长期执掌美国的经济政策，被很多经济学家和其他仰慕者尊称为“圣艾伦”。然而，曾经春风得意的美国经济却在 2007 年至 2008 年轰然倒塌，把整个世界经济都拽入深渊。正如格林斯潘在他如日中天的那段日子里曾经解释过的那样，他之所以能够在掌管美国经济时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主要是利用了“不断加剧的工人的不安全感”。那些受到胁迫的工人们不敢要求提高工资、待遇和工作安全性，他们不得不满足于新自由主义所界定的健康经济的诸多特征，即永远停滞的工资和不断削减的福利。
作为这些经济理论的实验对象，工人阶层对于上述结果当然很不满意。比如，在 2007 年，新自由主义奇迹的鼎盛时期，非管理岗位的工人的实际工资收入和早些年相比不增反降了，甚至与 20 世纪 60 年代男性工人的实际工资收入相比下降了，而大量的经济收益都进了处于顶层的少数人的腰包，这些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还不到一个百分点。这样的反差怎么能让工人们满意呢？根据经济学家迪安·贝克在他最近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对这一趋势的全面回顾，这一切并不是市场作用的结果，也不是基于人的成就或才能上的差异，而完全是政府政策所造成的结果。
工人最低工资的设定也很能说明问题。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收入水平呈现出平等的高速增长阶段，当时设定的最低工资——为其他工资水准建立基准——体现的是劳动生产率的水平。自从新自由主义思想出现以后，一切就戛然而止了。从那时起，最低工资水平就一直处于停滞状态（按照实际价值来估算）。如果保持原来的增长势头，那么现在的最低工资可能会将近 20 美元一小时。然而，现在，努力将其提到 15 美元一小时已经算是发生一场政治革命了。
时至今日，大家围绕着充分就业这一话题争论不停，但事实上劳动力参与度始终低于早年的水准。而对于劳动阶层来说，像早些年那样在制造业领域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获得由工会支撑的工资和福利，完全不同于在某些服务行业做一份缺乏安全保障的临时性工作。除了工资、福利和安全感之外，人们感受最强烈的是自尊、归属感和价值感的丧失以及对未来的希望的破灭。
特朗普在阿莉·霍克希尔德生活、工作了很多年的路易斯安那州占据领先地位。她曾经作过细腻生动的描述，精准地捕捉到了上述现象及其影响。她向我们大家展示的是这样一幅画面：当地居民排着队站在一条线上，指望通过辛勤工作和遵纪守法来稳步前进。但是，他们却一直停滞不前。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前面有人实现跨越式发展，不过这也并没有让他们觉得过于不安，因为这正是（所谓的）能者多得的“美国之道”。真正让他们坐不住的恰恰是后面所发生的一切。他们看到，那些从不“守规则”的“不具备资格的人”靠着联邦政府所推行的各种计划而挪到了他们前头。普通居民非常气愤地发现，联邦政府的政策完全是为了惠及非裔美国人、移民以及其他一直被普通居民鄙视的群体。而罗纳德·里根加剧将白人辛苦赚来的钱和努力争取到的福利偷偷转移给其他群体。他还发明了一个具有种族歧视意味的词——“福利女皇”（暗指黑人）。
有些时候，政府无法对各种政策做出合理解释甚至根本不做解释，这种做法本身也显示出一种蔑视的态度，也会加剧人们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我在波士顿认识一个家装油漆工。曾经有一个来自华盛顿的对刷油漆一窍不通的官僚，组织了一个由当地油漆合同工参加的会议，告知这些油漆工不能再使用含有铅的油漆了。但是，所有的与会者都知道“只有这种含铅的油漆才有效果”，而那位西装笔挺的官员显然不懂。这样的禁令破坏了他的小生意，迫使他不得不使用政府精英分子们强迫他使用的不符合标准的材料来粉刷房子。
有些时候，针对政府官僚的反感确实事出有因。霍克希尔德就曾经讲述过一个男人的故事。那个男人的家人和朋友因为化学污染物所造成的致命危害而不得不忍受身心的痛苦。他们对政府和那些“自由派精英人士”充满了仇视，因为在他看来，环保署本身就是由一些连基本常识都没有的家伙组成的，他们除了会警告他别再捕鱼之外，并不采取任何措施去监管那些化工厂。
上述这些不过是特朗普的支持者中几个具体代表而已。正是这些支持者深信特朗普确实会采取有效行动来将他们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但是我们只要略微看一下他所推行的财政政策以及其他措施，就可以充分意识到事实完全是相反的——社会积极分子如果想要规避最坏的情况，促成必要的变革，就必须依靠自己，继续斗争。
大选之后的民调结果表明，特朗普之所以能获得这么多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相信他确实代表了真正的变革，而希拉里在选民心目中则是维持糟糕现状的代表。特朗普带来的所谓“改变”一定是有害的，甚至可能更糟糕，但是可以理解的是，对于那些并没有什么组织（比如工会）来管理和教育他们，生活在原子化社会中的远离主流的孤立群体来说，也搞不清楚特朗普到底能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和结果。今天，美国的普通劳工普遍感到绝望，而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尽管劳工阶层所面临的经济停滞状况比今天还要严重，但对未来抱有乐观态度。两相比较，存在着天壤之别。
特朗普的胜利也与其他决定性要素有关系。有不少比较研究表明，白人至上主义观念对美国文化的深刻冲击甚至超过了南非，而美国白人数量在不断下降这一点也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据预测，再过 10 年或者 20 年，美国白人会成为劳动力市场上的少数，不久之后，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也会日益降低，成为真正的少数族裔。美国传统的保守文化正在遭到已成气候的身份政治的攻击，持有身份政治观点的少数精英群体非常鄙视那些“辛勤工作，具有爱国情怀，经常去教堂，坚守家庭价值观的（白色）美国人”，这些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熟悉的国家一去不复返了。
在吸引美国公众关注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时候，我们会面临很多困难，其中之一是美国人的认知问题——40% 的美国人并不认为气候变暖是个问题，因为几十年后基督就会重返人间（来拯救我们）。还有同样比例的美国人则对世界是在几千年前才被创造出来的说法深信不疑。他们认为，一旦科学与《圣经》产生冲突，该让步的是科学。同样的民众认知，在其他国家是不可思议的。
民主党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抛弃了劳工阶层，不再真正关注他们。因此，美国的劳动阶层逐渐被给他们带来苦难的阶级敌人吸引过去了，因为后者至少会在表面上假装和他们说同一种语言（理解他们）。举几个代表性的例子——里根擅长平民化的交流，他会一边吃着软糖一边和大家分享笑话。小布什精心地设计出一种形象，让你感觉他就是你可以经常在街边小酒吧里碰到的那种普通人，他喜欢冒着 100 度（华氏）的高温在农场里砍伐树木，而且还会假装发音不准（他在耶鲁念书时应该不至于如此）。而现在轮到了特朗普，他会听取那些弱势群体的心声——这些人不仅丢失了工作机会而且再也找不到个人的价值感，另外还对政府表示不满，因为政府破坏了他们的生活（这也不无道理）。
新自由主义制度有一项了不起的成就，那就是，将人们发泄怒气的目标从企业转移到了政府那里，尽管政府所执行的政策其实都是由企业主导设计的，比如说具有强烈保护主义特征的企业/投资者权利协定，这些协定被媒体和舆论错误地一致描写为“自由贸易协议”。政府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是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受大众的影响和控制，而企业则完全不同。对于商业世界来说，有一种做法对自己是非常有利的，那就是，激化民众对迂腐的政府官僚的仇恨情绪，引导民众放弃这样一个颠覆性的想法：政府可以作为体现民众意志的工具，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并不只是神话而已。
“表面友善的法西斯主义”
C. J. 波利赫罗纽：特朗普是否代表了美国政治的新运动？还是说，这次大选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痛恨克林顿家族并且彻底厌倦了“陈腐政治”的广大选民对希拉里·克林顿的抛弃？
诺姆·乔姆斯基：特朗普并不代表什么新的运动。美国的两个主要党派都已经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向右偏移了。今天，所谓新民主党人多半是过去那些被称为“温和共和党人”的美国人。迄今为止，共和党越来越朝着为富裕阶层和各大企业谋取利益的方向挺进，由于已经充分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凭借其所推行的政策来获得足够的选票，共和党转身动员那些一直默默存在着，但又不曾被视为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的一些群体：福音派教徒、本土主义者、种族歧视分子和不可阻挡的全球化浪潮的受害者。此轮全球化进程在一开始就希望世界各地的工人阶层相互竞争，以此来保障精英阶层的利益。这一进程还削弱了法律监管以及为工人阶层提供的某种保护，并且通过与工会组织合作来影响紧密关联的政府和商业领域的政策制定过程。所有这一切，其实都背离了全球化的本质；而且，现在这种全球化是一种对投资者特别友好的特殊形式的全球化，是保护主义和投资者权利的混合体，其中只存在非常有限的纯贸易内容。
最近完成的共和党初选已经充分体现了这样的后果。从基层崛起的所有候选人都表现得非常极端，以至于共和党的“建制派”不得不动用其手中掌握着的大量资源来将他们一一击倒。2016 年大选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这一次“建制派”的套路失效了，我们都知道，这是他们咎由自取、悔之不及的结果。
不管是正当还是冤枉，希拉里代表的是让选民害怕和愤恨的政策，而特朗普则被视为“变革”的象征——至于是什么样的变革，我们必须去仔细地研究他所推出的实际政策，而到目前为止广大民众尚未接触到这方面的信息。本次大选在一个方面令人印象深刻，那就是对重要问题的回避和规避，媒体舆论基本上是中规中矩，他们信奉和坚持的理念是“客观性”，这意味着他们只是准确地报道“华盛顿特区内”的一切，而绝不越雷池半步。
C. J. 波利赫罗纽：在大选结果尘埃落定之后，特朗普说他“代表的是所有美国人”。在这个国家呈现出如此严重分裂的时候，在他已经公开表达了对美国国内很多群体包括女性和少数族裔的深刻仇视之后，他还会怎么做呢？您觉得英国脱欧和特朗普获胜之间是否有相通之处呢？
诺姆·乔姆斯基：特朗普获胜和英国脱欧之间确实有相通之处，而且和欧洲大陆国家持极端民族主义政见的极右翼党派的崛起遥相呼应——这些党派的领导人，包括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维克多·欧尔班（Viktor Orban）等，在特朗普获胜之后立马对他表示祝贺，将其引为同伙。而随后的发展则更加可怕。看一下奥地利和德国——我是说奥地利和德国——的民调结果，你一定会想起内心深处留下的对 20 世纪 30 年代所发生的一切的痛苦记忆。当时我还是一个孩子，亲身经历了那一切，留下了格外深刻的记忆。我至今仍然能够回忆起当年曾经亲耳听过的希特勒的演讲，尽管不能完全理解其中很多说法，但是光听他说话的语调和听众们的狂热反应就已经让我后背阵阵发凉了。我还能记得我写的第一篇文章，那是在 1939 年 2 月，巴塞罗那刚刚沦陷，我那篇文章的主题是法西斯瘟疫不断蔓延，速度已经令人无法阻挡了。令人觉得神奇的巧合之处在于，也正是在巴塞罗那，我和我妻子一起跟踪 2016 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最终结果。
至于说特朗普将会如何处理他已经提出的这些建议——只能说是他提出的，而不能说他是原创者——我们还无法下断言。也许，不可预测性正是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个性。有很多人被他的表现/表演以及他提出的所谓愿景所蛊惑，这些人的反应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特朗普的作为和命运。
C. J. 波利赫罗纽：特朗普并没有提出任何明确的主张来解决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但是他的行为表现出了非常鲜明的专制统治倾向。有人说特朗普可能代表了“表面友善的法西斯主义”在美国的兴起，您觉得这样的说法站得住脚吗？
诺姆·乔姆斯基：多年来，我写了很多文章、做过很多次演讲，讨论美国一旦出现一个兼具诚信和魅力的政治理论家（意识形态拥护者）可能产生的危险。这样一个政治理论家有可能利用社会中积蓄和酝酿的恐惧和仇恨心理，并将矛头从病症的根源转移到弱势群体那里。这种思想有可能演变成社会学家伯特伦·格罗斯（Bertram Gross）所说的“表面友善的法西斯主义”，他是 35 年前在一项关于感知力的研究中提出这一概念的。但是，这样一种思想要求该理论家必须出于真诚，是一个希特勒式的人物，而不是把“我”当成唯一意识形态的那种人。这么多年来，这样的危险并不是凭空杜撰而是一直存在的，考虑到特朗普所释放的巨大能量，这样的危险甚至变得更加真切。
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更强还是更弱
C. J. 波利赫罗纽：如今共和党不仅入主了白宫，还同时掌控了参众两院，甚至会主导最高法院的未来走向。请问，美国在接下来的 4 年中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诺姆·乔姆斯基：接下来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朗普所任命的内阁成员和政策顾问。早期的迹象表明其任命并不引人注意，这还是我客气的评价。
接下来很多年，美国最高法院将会掌控在保守势力手中，其走向应该不会出乎意料。如果特朗普推行的是他自己所提出的接近保罗·瑞安的财政政策的话，那么对于那些已经积聚了大量财富的阶层来说绝对可以说是大的利好，有助于他们获得更加丰厚的利益。根据税收政策中心的估算，这一减税措施将会给位居顶端的 1‰ 美国人节省高达 14% 的税收，也能让在收入阶层中处于上层的那些人从中获得大量的减税收益，但是对于剩下的人来说，压根儿就不可能从减税中得到任何好处，甚至还可能因此而不得不承受比以往更高的税务负担。《金融时报》的著名经济通讯员马丁·沃尔夫评价道：“这些税收提案将会给包括特朗普在内的美国富人阶层提供巨大的税收红利”，但同时却完全屏蔽其他人，当然也包括那些曾经积极为特朗普投票的选民。整个商业世界却欢欣鼓舞，那些大药厂、华尔街、军工行业、能源行业等，都在期待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
这些政策中有一项倒是有着比较好的结果，那就是特朗普曾经允诺的基建政策。但是，特朗普掩盖了一个事实，这实际上是奥巴马推行的经济刺激计划中的一部分，该计划确实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利益，同时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遗憾的是，该计划却被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枪毙了，借口是这么做会让赤字激增。考虑到当时的利率水平相对低，我们可以看出共和党当时的指责完全是凭空捏造的。不过，这反倒给特朗普的政策提供了一张王牌。如今，除了基建政策，特朗普大力推进为富人阶级和各大企业大幅减税的计划，以及大幅提高国防开支的计划。
迪克·切尼（Dick Cheney）还为特朗普的政策提供了一个理由，前者曾经向小布什时代的财长保罗·奥尼尔（Paul O’Neill）这样解释：“里根已经证明了，财政赤字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在美国，共和党为了赢得民众支持，会制造出巨额财政赤字，留给他人解决，最好是留给民主党去解决，收拾乱摊子。这种套路还是管用的，至少会管用一阵子。
美国的外交政策方面还有很多问题，其中大部分都没有解决好。
C. J. 波利赫罗纽：特朗普和普京互相仰慕。您觉得我们能看到美俄关系进入一个新时代吗？
诺姆·乔姆斯基：至少俄罗斯边境的紧张关系有望会得到缓解。这里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我指的是“俄罗斯边境”，而不是墨西哥边境。我们不应该贸然进入那里的说法不绝于耳。还有一个可能性，欧洲很可能会和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渐行渐远，正如我们早就从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和其他欧洲国家领导人的表态中感受到的那样，也正如我们从脱欧公投结束之后英国关于美国权力的舆论中所了解到的那样。这一切很可能会帮助欧洲人消除与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关系，甚至可能加大努力，向着当初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所建议的方向前进。戈氏构建的愿景是一个不基于任何军事联盟的欧亚一体化的安全系统，但是这样的愿景是主张北约东扩的美国所不愿意接受的。不久之前普京重新提起了上述愿景，我们并不知道其严肃性有多强，因为没有人接普京的茬儿。
C. J. 波利赫罗纽：和奥巴马政权甚至和小布什政权相比，特朗普统治下的美国，其外交政策的军事化特征是会加强还是会削弱？
诺姆·乔姆斯基：我不觉得任何人能够充满信心地回答你这个问题。特朗普实在是太不可预测了。有太多的问题至今仍然存在多种可能性。我们唯一能说的就是，如果能把民众动员起来，积极主动、有条不紊地采取行动，就一定能够有所改观、有所成就。
何去何从，利害攸关。对此，我们必须谨记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