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王晖教授：从大小麦在中原的种植传播看后稷弃在我国农业史上的重要贡献
作者简介
王晖，男，文学学士，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史”专业学术带头人，历史系主任，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史专业学术带头人，陕西师范大学中华古文明研究中心主任。陕西师范大学文科资深教授。2004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曾获中国宝钢基金会颁发的“宝钢教育奖”；为陕西省学位委员会第三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暨专家委员会委员，日本长崎大学客座研究员；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国际考古学暨历史语言学会学术会长，中国秦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先秦史、古文字学等方面的研究，出版专著5部，发表论文170余篇，主持并完成2005年教育部哲社重大攻关项目、2002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01及1998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多项；目前正主持2012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一项，陕西省人民政府哲社优秀成果二等奖三项，三等奖二项；陕西省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三项，二等奖二项等。
从大小麦在中原的种植传播看后稷弃在我国农业史上的重要贡献 文 | 王晖
据《诗经·大雅·生民》等古文献记载，后稷弃的母亲为姜嫄，是姜嫄“履帝武敏歆”（《诗经·生民》）才怀孕并生育了后稷弃，可知后稷弃其父不明。这种现象表明，由于不同部族在历史上社会进化阶段快慢不同，从后稷弃才开始脱离了母系氏族的姜姓而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
为什么从后稷弃才转变为父系社会？笔者认为这可能与这一时期周族在农业生产上的重要贡献有关，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后稷弃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国语·鲁语上》云：“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这里说从夏代以前人们祭祀的田正农神是烈山氏之子柱，从夏代以来人们祭祀的田正农神是周弃。《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也有大体相似的说法。尽管《左传》和《国语》所说时代不尽相合，但都说烈山氏之子柱是早期的稷神，周族先祖弃是后来的稷神。
烈山氏之子柱被后人世世代代尊为农神“后稷”，他有什么样的突出贡献？被歌颂、祭祀，其因何在？由于时代太久远，其详情已经不大清楚了。然而，周人先祖后稷弃在农业生产上的重要贡献，在古文献及其今天所见考古资料是能够得到印证的。这不仅是我们了解到后稷弃在我国农业史上的重大贡献，而且可以认识到我国先民对移植到中原的农作物——大小麦的重视程度。
一、《诗经·周颂·臣工》所述后稷弃在农业上的重要贡献
据先秦到汉代古文献的论述，后稷弃在从事农业生产方面有出众的才能，即善种植农作物。《诗经·大雅·生民》：“（弃）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麦幪幪。瓜瓞唪唪。 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茀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褎，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鲁颂·閟宫》也说：“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稚菽麦。奄有下国，俾民稼穑。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缵禹稚之绪。” 《逸周书·商誓》：“王曰：‘在昔后稷，惟上帝之言，克播百谷，登禹之绩。……’”《史记·殷本纪》引《汤诰》云：“维三月，王自至于东郊。告诸侯群后：……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后稷降播，农殖百谷。……’”《周本纪》云：“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根据《诗经·大雅·生民》等西周至汉代的文献记载，后稷弃在从事农业生产方面有一套种植之法，教会人们观察土地、除草、选种，并将良种农作物推广开来。
但笔者认为上面这些古文献这些所说后稷弃种植农作物的情况，都是一般化的叙述，并无什么特色，也并未说到后稷弃究竟在哪些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因为，对整个古代社会的黄河流域而言，主要农作物就是黍、稷和大小麦。黍、稷为同一类农作物，这也是黄河流域最早的农作物，黏性的小米就是黍，无黏性的小米类就是稷。由于黄河流域最主要的农作物是黍、稷，所以古代管理以及农业生产的能手便以“稷”来称呼。后稷弃被称为“后稷”，之前烈山氏之子柱也因善于种植黍稷而被称为“后稷”，这样就看不出后稷弃在农业生产的重要贡献是什么。
其实，叙述后稷弃在我国农业史重要贡献的古文献是西周初年的《诗经·周颂·思文》篇。
《诗经·周颂·思文》篇云：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尔极。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
《诗序》说：“《思文》，后稷配天也。”显然这首诗是专门歌颂周人先祖后稷的，但是后稷弃有什么样的功劳呢？《思文》一诗，很明显地指出后稷弃之所以能被后人配天进行郊祭，是因为他“立我烝民”，“烝民”即众民，是说后稷弃以生产出来的粮食使众多的民众站立活在这个世上，没有哪一个人比他给世人的贡献更大了。“贻我来牟（麰），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来牟”之“来”是小麦，“牟”通“麰”，是指大麦。“帝”是指当时的帝舜。这就是说后稷弃赠给我们大麦和小麦，于是帝舜命令当时人们普遍地进行种植。而且自此之后，在华夏中原大地上，不分不同部族或方国的土地疆界都种植上了麦子这种农作物。我们认为这一首诗很明确地讲述了后稷弃在农业生产上的贡献，就是说是后稷弃给人民送来了小麦和大麦，然后在当时舜的领导下，普天之下的人们都种植上了小麦大麦。这就把周人先祖后稷弃的功劳说得相当清楚了。
其实这种说法和认识不仅见于《周颂·思文》这一首诗中，在汉代的人们也有此说。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说：“来，周所受瑞麦来麰。一来二缝（夆），象其芒朿之形。天所来也，故为行来之来。《诗》曰：‘诒我来麰。’”这一首诗明言周人所接受上天赠送的大小麦，但《说文》明确说“所受瑞麦来麰”是周人，并且引《诗》曰“诒我来麰”，这正是《诗经·周颂·思文》中的诗句。另外，《诗经·周颂·臣工》篇亦云：“嗟嗟臣工，敬尔在公，王厘尔成。……於皇来牟（麰），将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臣工》一诗也是说周初人们对“来牟（麰）”的种植十分重视。
不过，汉自郑玄为《诗经·周颂·思文》作笺谓“贻我来牟”至“陈常于时夏”之义是：
武王渡孟津，白鱼跃入于舟，出涘以燎。后五日，火流为乌，五至，以谷俱来。此谓遗我来牟，天命以是循存后稷餋天下之功，而广大其子孙之国，无此封竟于女今之经界，乃大有天下也。
其后唐孔颖达作疏也同意郑玄之说。笔者曾指出“武王渡孟津，白鱼跃入于舟，出涘以燎。后五日，火流为乌，五至，以谷俱来”的一节文字是汉本《尚书·大誓》的一段佚文，与周武王牧野大战之前的天象与物候现象有关。但郑玄等学者认为“贻我来牟（麰）”是与周武王牧野大战之前的这些天象与物候现象有关，笔者这是不对的。王念孙《广雅疏证》卷十上《释草》就曾经指出郑玄把“来”解释为动词“来”而“不以来为麦也”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说：“（《诗经·周颂·思文》）笺云：‘武王渡孟津……后五日，火流为乌，五至，以谷俱来。此谓遗我来牟。’又《臣工》‘於皇来牟’，笺云：‘於，美乎赤乌！以牟麦俱来。’是不以来为麦也。《汉书·刘向传》引《诗》作‘釐麰’，而释之云：‘釐麰，麦也。始自天降。’则‘来牟’俱是麦，于文义为允也。” 王念孙此说是对的，《周颂·思文》中的“来牟”之“来”是麦子，而不是动词。而且，笔者认为其诗既然是歌颂周先祖后稷弃，则与周武王伐商后农作物丰收的事情无关。汉唐学者的解释是不对的。
实际上《周颂·思文》一文的内容是比较明确的。《国语·鲁语上》说：“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诗序》云：“《思文》，后稷配天也。”《礼记·祭法》说法亦同。周人郊祭是对天而言，这就是说周人在祭祀天神时把后稷弃作为陪祭对象。后稷弃的地位为什么这么重要？《周颂·思文》一诗交待了这一问题。《诗序》指出了《思文》一诗的主题就是歌颂后稷弃郊祭而配天的原因。这一首诗解释了周人先祖弃在农业上重大贡献，这就是“立我烝民，莫匪尔极”，这是说后稷弃使我们众民安居乐业，没有哪一人比后稷弃的功劳更大。但其功劳在何处？笔者认为就是《思文》诗所说的“贻我来牟（麰），帝命率育”，此句虽然没有主语，但从上下文明显可见就是其诗歌颂的主角“后稷弃”。意思是后稷弃给我们送来了小麦大麦，帝舜变命令天下之民众都普遍种植这些“来牟（麰）”。《周颂·思文》指出了周人为什么以后稷弃作为郊祭对象的根源。
尽管《商颂·思文》篇明确地记载了后稷弃在农业上的功劳是给我们世人送来了大小麦，但是就笔者所见古今学术界对此并不重视，连古今的传注笺疏也都没有提到后稷弃在这一方面的贡献。我认为不仅是古人而且今人都不大清楚为什么初民为什么把小麦称之为“来”或“麦”？其次是也不大清楚大小麦进入中原而被普遍种植的时间。而今天我们通过考古发掘提供的资料，对此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样我们就更好地理解并诠释《商颂·思文》的内容的可贵之处，而且也才能理解后稷弃所封之地为“邰”而古文献中异体又作“斄”的原因。
二、考古发现所见大小麦进入我国中原地区并开始种植的时间
大约距今七八千年甚至早到一万年的时间，我国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早中期时期就开始种植粟、黍类农作物，当时先民是以粟为主要农作物，所以最早的种植粟类农作物的部族首领就被称之为“后稷”或“稷正”。而且长江流域早在河姆渡文化之前就已经比较广泛种植水稻，在河姆渡遗址上常常发现稻谷、稻杆、稻叶和稻谷壳，可见南方的先民是以栽培水稻并且以水稻作为主要食物。据考古新发现的水稻碳化遗迹可知，早在距今8000年到一万年的长江下流地区便有栽培活动了。
至于大小麦，近现代通过考古出发现资料的考察，发现小麦和大麦进入中原地区的时代至少为新石器时代的晚期。从二里头遗址到陶寺遗址、陕西龙山遗址等遗址都有炭化大、小麦或小麦杆遗迹的发现。
1. 洛阳皂角树炭化大麦粒
在洛阳皂角树二里头遗址第二期文化堆积的H108第9层发现了炭化大麦粒，浮选样品鉴定为“大麦？（Hordeum vulgare L.?）”，但因未发现腹沟的特点，鉴定者主张“定名存疑”,有待发现材料进一步确定 。洛阳皂角树二里头遗址碳14测定年代为距今3660 +150年，这一年代应该在夏代中期。
2. 甘肃民乐东灰山遗址出土的炭化大小麦粒籽
在1985东灰山新石器遗址脑第一次考察中，有一处是从南向北50米外的东侧剖面，大约1米宽的文化层全是黑色炭土层，其中炭化麦粒很多，这应是古人窖藏粮谷的地方。又在从南向北250米处的东侧剖面，在表层约50厘米以下约1米宽处也全是黑色炭土层，其中有许多炭化粟粒和稷粒，并混有少数炭化麦粒，此外还发现一些烧焦的碎兽骨。推测这种情况与史前史类的饮食习惯有关，当农作物成熟季节，先民就将新收获的麦穗或其他谷穗直接放在火上进行烧烤食用，同时还将狩猎的禽兽烧烤佐餐。据测量分析，东灰山新石器遗址的古小麦籽粒，大都保持着完整饱满的形状。它们的胚部、背部和腹部都很清楚。籽粒背部弧形，两颊丰满，腹沟狭窄而浅。在较完整的18粒中，有些胚部胚的中央突起，四周凹下，胚部是完整的。可见东灰山遗址的炭化小麦籽粒，不论形态大小，大部分是像现在普通栽培小麦和部分像农家密穗小麦。
东灰山遗址第二次收集的炭化小麦籽粒有数百粒，大致可以分为大粒型、普通型和小粒型三等。（1）大粒型籽粒大小以20粒平均数计，粒长为5.70毫米，粒宽为3.75毫米，厚与宽接近,其形状为椭圆形或卵圆形。炭化籽粒多数形态完整，胚部与腹沟都清晰可辨，籽粒尾端圆。刻推断这种炭化小麦在当时属于普通栽培小麦中的大穗大粒型，植株高大。（2）普通型炭化小麦，数量较多。籽粒大小以20粒平均数计算，粒长为4.90毫米，宽3.35毫米，厚度和宽度接近,籽粒形状为短圆形或卵圆形，籽粒尾端圆，籽粒大都形态完整，胚部与腹部也都清楚。可以推断这种炭化小麦是当时栽培较广的一种小麦。（3）小粒型炭化小麦，籽粒大小以20粒平均数计，粒长4.09毫米，宽2.95毫米。厚与宽接近，籽粒形状短圆形或卵圆形，胚部与腹沟都清楚可辨。可以推断密穗小麦种中的小粒型。从上述炭化小麦籽粒实际测量结果可以看出，炭化小麦籽粒形状大都为短圆形，与普通栽培小麦粒形十分相似，属于普通小麦种（Triticum aestivum）,而其中小粒型炭化小麦籽粒则可能是密穗小麦种（Triticum compactum），可知在当时混合生长在粗放的耕地里，植株高高矮矮，穗头有大有小，小穗排列有稀有密，并不整齐。这种现象在青藏高原的落后耕作地区至今还普遍存在。
东灰山遗址炭化大麦籽粒，其形态完整饱满，纺锤形，两头尖，胚部与腹沟都很清楚，绝大多数为裸粒，籽粒大小以14粒平均数计，粒长为5.21毫米，宽3毫米，厚与宽接近，它们与西北栽培的青稞大麦形状十分相似，这种炭化麦应是栽培型的青稞麦（Hordeum vulgarevar. nudum）。
甘肃民乐东灰山新石器遗址出土了大量炭化大小麦粒籽，经过碳14测年为距今4230 +250年（实验室编号为BA92101）。这就是说，在在新石器晚期，大麦、小麦这种黄河流域最主要的农作物已经黄河流域上游地区栽培种植了，这是一个应引起人们关注的重要事实。
3. 陶寺遗址中出土的炭化大麦粒
通过对2002年度在陶寺遗址出土炭化植物种子浮选样品的分析结果表明，在陶寺浮选样品中发现了13粒形似大麦的植物种子，其籽粒呈梭形，两端略尖，背部鼓圆，腹部扁平，但未见麦类作物所特有的腹沟。这些种子的体积较大，经测量，粒长的平均值是4.7毫米，粒宽2.6毫米，接近现在大麦的尺寸。鉴定者暂时命名为“大麦？”（Hordeum vulgare L.?）尽管还不能最后下结论，但通过显微镜下观察发现，这13粒炭化植物种子的体内有因烧烤而造成的大小不等的空洞，表面也有凹陷，说明种子的质地在炭化前十分松软，含有水分。由此推此，这种种子很有可能是一些刚刚完成灌浆但尚未进入蜡熟期的未成熟大麦籽粒，处在这种状态下的大麦粒体积膨大，含水率较高，干物重尚未达到最高值，因此在火的烧烤下很容易产生空洞并变形，由此可能会造成腹沟不显著的这一特殊现象。而且这13粒大麦（？）集中出土1份样品中，与此相应的是，浮选出来的71粒早熟禾亚科草籽也是集中出自1个单位。分析者认为，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因为在植物分类上麦类作物属于早熟禾亚科。
4. 陕西龙山文化赵家来遗址发现的小麦秆遗迹
上世纪80年代在陕西武功赵家来F11房址遗址抹在墙壁上草泥土，经过杨陵西北植物研究所专家鉴定，认为墙土中的印痕，具有纵沟，沟痕较深，纹理较硬直而又较粗，与小麦杆对比观察，纹痕很相似，系小麦杆印痕。另外陕西省农林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的专家鉴定也说，墙土中掺合的禾秆为麦秸杆。这说明在陕西龙山文化（客省庄二期）时期在关中平原上栽培了小麦。
上面这些考古发现有关大小麦的重要资料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时期，大小麦已经传进了中原地区。不仅在黄河上游的甘肃民乐东灰山遗址一带有大量炭化麦粒，而且在陕西龙山文化赵家来遗址、陶寺遗址、洛阳皂角树二里头遗址也发现了碳化麦粒或在墙壁草泥土发现小麦秆，充分说明龙山文化时期，大小麦能够在中原地区普遍种植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赵家来遗址发现的墙土中掺合的禾秆为麦秸杆，说明在陕西龙山文化时期——亦即客省庄二期时期，陕西关中地区已经栽培种植了小麦，这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件事。因为不这个时代与传说中的后稷弃时代十分相近，而且赵家来遗址为今天的武功县境内，这也正好在传说时代后稷弃被分封之国——邰地，这就更应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了。
三、“来”字语源、后稷弃居地之名与弃从事大小麦种植的关系
1. “来”、“斄”的语源与后稷弃封地“邰”的来源
通过后稷弃的封地“邰”的异体字“釐”、“斄”等字也可以知道弃的封地也因小麦而命名的。
《史记·周本纪》云：“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裴骃集解云：“徐广曰：‘今斄乡在扶风。’”司马贞索隐曰：“即《诗·生民》曰：‘有邰家室’是也。邰，即斄，古今字异耳。”张守节正义曰：“《括地志》云：‘故斄城一名武功城，在雍州武功县西南二十二里，古邰国，后稷所封也。有后稷及姜嫄祠。’毛苌云：‘邰，姜嫄国也，后稷所生。尧见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因封于邰也。’”《汉书·祭祀志下》云：“张敞好古文字，案鼎铭勒而上议曰：‘臣闻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于斄，公刘发迹于豳，大王建国于讀、梁，文武兴于酆、镐。’”颜师古注云：“斄，读与邰同，今武功故城是。”《汉书·地理志上》也说：“斄，周后稷所封。”
依《史记》、《汉书》及《史记正义》引《括地志》的说法，后稷弃之国“邰”，异体字作“斄”，是后稷弃从事农业种植有功于民而被分封于此地的 。从《汉书·祭祀志下》到《括地志》以至裴骃集解引徐广均说后稷弃的封地作“斄”。《史记·周本纪》司马贞索隐言“邰，即斄，古今字异耳”，认为邰、斄是“古今字”，意思是说“邰”是古字，“斄”是汉代的今字。不过这可能只是异体字的关系。《诗·大雅·生民》“即有邰家室”，王先谦三家义集释云“鲁、韩‘邰’作‘台’，齐作斄”。可知毛诗作“邰”，鲁诗、韩诗作“台”，而齐诗则作“斄”。二字除了韵部上古时皆为之部字外，而声母二字上古差别较大，“斄”为来母，而“邰”为透母，但是此应为上古的复声母现象，在同一字作声符中常见。不仅邰（台）、斄二字相通，而且“邰”还与“釐”、“漦”也是相通用的：《集韵·咍韵》云：“邰，或作斄、釐、漦。”实际上，“斄”、“来”也是古今字，“斄”是“来”的后起形声字。而“来”与“釐”也常常通用。《仪礼·少牢馈食礼》“来女孝孙”，郑玄注云“来，读曰釐。釐，赐也”；《诗·周颂·思文》“贻我来牟”，《汉书·刘向传》引此诗句作“贻我釐牟”。清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七“贻我嘉野”条云：
《思文》篇“贻我来牟”，《文选·典引》注引韩诗作“贻我嘉野”，家大人曰：
“家”与“来”声不相近，不得相通。“嘉”当为“喜”，字之误也。来、釐、喜古声相近，故毛诗作“来牟”，《汉书·刘向传》作“釐麰”，韩《诗》作“喜野”；犹“僖公”之为“釐公”，“祝禧”之为“祝釐”也。
从上面所引古文献资料可知，“邰”可与“斄”相通，“来”也可与“斄”、“釐”相通，这也就是说周人先祖后稷弃的封地“邰”，也是可与“来”相通的。换句话说，后稷弃封地“邰”实际上就是以小麦的本字“来”、“斄”等字来命名的。而且从商周金文以及殷墟甲骨文中“斄”字初文来看，最初造字的本义是“来”及“麦”的动词用法。
图1：
（艅尊） （趠鼎）
图2：
图3：
“来”字与下面所引图4中殷墟甲骨文中的“来”一样，都是属于造字中的象形字，像上有麦穗而下有坠弯叶子之状。但这只是字源，也就是造字时的“依类象形”而简化成的形体结构。而从语源看，此“来”字正如《说文》所说“来，周所受瑞麦来麰。一来二缝（夆），象其芒朿之形。天所来也，故为行来之来。《诗》曰：‘诒我来麰’”。古人认为是“天所来也”，是“周所受瑞麦”。这一句话笔者认为很重要，说明周代的人们就认为大小麦是上天所赐，换句话说，这种大小麦本不是人间所产，是上天突然间降赐给人间的，所以就以“来”来命名。
但应指出的是，《说文》对“来”的形体结构解释为“一来二缝（夆），象其芒朿之形”，
是不对的；段玉裁注本改为“二麦一夆”，更为无据。实际上根据商周甲骨金文的字形，是表示有一直立的麦穗，有弯坠两片叶子。除了上部直立的麦穗外，下部与“禾”形状无异。
不过，《说文》所说“来”字的语源还是对的，小麦与大麦应是周人先祖后稷弃时代才从异域传入中原地区，故被先周时代人们惊呼为“天所来”，并以“来”命名。因为语言和文字的关系往往是先有语言后有文字，大小麦是“外来”，故命名为“来”，比往来之来；后来造字时则是“依类象形”，画成了直立直穗的小麦形状。这就是语源于字源不同的缘故。
前面我们已经根据《诗·周颂·思文》篇分析过，周人把天所赐大小麦和后稷弃的功劳
联系在一起，其用意是明确的。说明后稷弃在大小麦的传播和栽培方面是大有功劳的；因此被作为郊祀的先祖且和天神一起祭祀。后稷弃的居地为“邰”，异体字作“斄”。“斄”虽然不见于《说文》，但见之于西周金文鼎铭之中，如图3所示作形，下部为“来”，上部则为商代甲骨文中的“”（如上图5），下部有一人形，上有“来”，旁边表示用手拿棍子一类的东西去敲打麦穗，使之脱粒。“”后来又分化为“斄”、“釐”等字，但从语音看，显然与“来”声音相同，皆为来母之部，故古书常常通用。所以《仪礼·少牢馈食礼》“来女孝孙”，郑玄注云“来，读曰釐。釐，赐也”；《诗·周颂·思文》“贻我来牟”，《汉书·刘向传》引此诗句作“贻我釐牟”。上述图1中“来”见之于商周金文之中，图2的“麦”见于西周金文麦盉麦鼎铭文之中，图3中“斄”见于西周金文鼎铭文之中。
这样看来周人先祖后稷弃所居之地“斄”实际上反映了最初此地的命名原因：就是说这是一个盛产大小麦的基地，从前面所引武功县赵家来遗址墙土中见到的麦杆遗迹，而武功县也正是后稷弃的封地，这大概不是偶然的巧合。武功县就是过去的“斄”，所以就用敲打麦子的这个“斄”去称呼这个特殊的地方，后来古文献中写作“台”、“邰”，不过是个假借字而已。《诗经·周颂·思文》歌颂了后稷弃在种植大小麦方面的重大贡献，而考古出土资料和后稷弃的居地“斄”都说明这一带是个盛产大小麦的地方，这是值得我们充分注意的
2. 后稷弃时代大小麦在关中的种植与周族的强大与发展
后稷播百谷，对当时社会贡献大，不仅推动了本部族经济的发展，而且改变了当时农业生产的方式和状况。《诗经·大雅·生民》：“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即，成就也。说明是因为农业发展，农业种植的成功而产生了有邰部族。《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容成氏》第28－29简：“天下之民居奠（定），乃饬（治）食，乃立句（后）稷以为程（正），句（后）稷既巳受命，乃食于埜（野），宿于埜（野），複（复）谷豢（换）土，五年乃壤（穰）。民又（有）余食，无求不得，民乃乔（骄）能（态）始乍（作），乃立咎陶以为李。”《尚书·舜典》：“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这反映了后稷改变了黎民饥荒饥饿的状况，在地多人少的广大土地上实行“，複（复）谷豢（换）土”，“豢土”通“换土”，也就是换土耕作。这是说人们在五年之后，农业取得了大丰收，民有余食，生活得到了改善，民众的欲望也都得到了满足。
从《诗经》的记述中还可以看到，后稷弃由于粮食丰收了，于是便开始了以农产品来祭祀先祖的祭祀方式。《诗经·大雅·生民》：“诞将嘉种：维秬维秠。……是任是负，以归肇祀。诞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释之叟叟，烝之浮浮。载谋载惟，取萧祭脂。取羝以軷，载燔载烈，以兴嗣岁。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时。后稷肇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尔雅·释诂上》：“肇，始也。”朱熹说：“稷始受国为祭主，故曰肇祀。”这实际上是说从后稷时周人才开始设祭祀制度，故云“肇祀”，说明在此之前无专门祭祀先祖的制度。朱熹又说：“此章言其尊祖配天之祭，其香始升而上帝已安而飨之，……盖自后稷之肇祀，则庶无罪悔而至于今矣。”（《诗集传·大雅·生民》）也正是由于农业的发展，生产有了剩余，才开始用粮食来祭祀上帝和先祖。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后稷弃从尧舜时代就作为后稷之官服务于虞舜之朝，但为什么从商代才被祭祀呢？笔者认为这与《史记·周本纪》所说夏代“去稷不务”有关。《史记·周本纪》说:“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而夏代“弃稷不务”的原因大概是因为气候一度干冷，靠天吃饭的黄土高原一带，不再适宜农业生产，于是就迁徙并变成半农半牧的部族。不过到商代气候环境情况又逐步好转，先周部族的农业生产在方国部落之间又发挥了十分重大的作用。逸周书·商誓》：“王曰：‘在昔后稷，惟上帝之言，克播百谷，登禹之绩。凡在天下之庶民，罔不维后稷之元谷，用蒸享在商先哲王，明祀上帝，□□□□。亦惟我后稷之元谷用告和，用胥饮食。肆商先哲王维厥故，斯用显我西土。’” 《逸周书·商誓》是周初的作品，从这段可知后稷种植谷物的影响和作用甚大。“在商先哲王，明祀上帝，□□□□，亦惟我后稷之元谷用告和，用胥饮食。肆商先哲王维厥故，斯用显我西土”，这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云“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的说法是一致的。
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后稷弃不仅继承了前人种植黍、稷的经验和技术，而且还引进了大麦和小麦的种植技术，使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比较普遍地种植了大小麦。有关这一点，不仅周初古文献《诗经·周颂·思文》提供了很可靠的证据：“贻我来牟（麰），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而且出土的新石器晚期及夏代有关大小麦碳化遗迹的考古资料也给我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证据，也进一步证明了《诗经·周颂·思文》的说法，这是我辈拍手称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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