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古时的道路交通行为规则

浅析古时的道路交通行为规则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这是今天在中国所有城市乡镇，都普遍施行的其中一条道路交通行为规则，靠着这简单的三色灯，调节着无数车子和行人的来来往往，保证道路尽量通畅，给人们提供更安全点出行环境。 那么，在古时候没有红绿灯的时候，人们需要遵守哪些道路交通行为规则呢？   1.全凭自觉的四避原则 中国古时候的交通工具，可不比今天的种类少，像轿子、马车、骡子、马匹、驴等等，如此多的交通工具，再加上形形色色的路人，该怎样保证道路秩序呢？ 在陕西的灵崖寺大殿左夏房里，有这样一块石刻，上面书有：“仪制令：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这就是说当时一般平民百姓要给当官的让路，年纪轻的给长者让路，轻装的车要给载重的车让路。“去避来”就是说出城的要给进城的让路。 在那个年代没有交通警察的，这个规则几乎是全凭“自己掌握”的，总之就是要有眼色一点，这儿说的是“避”，什么是避呢？就是设法躲开，可见“避”这个字眼中是透着那么一丝无奈的。  历史上，许多朝代都明确规定人们行路时要遵守“贱避贵”的规则，宋朝赵匡胤曾诏令详定内外群臣相见之仪，如“大小官员相遇于途，官级悬殊者即行回避，次尊者领马侧立，稍尊者分路行”。明朝也曾有详细规定，街市军民、做买卖及乘坐驴马行路者，遇见公侯、一品至四品官员过往，要立即下马让道；官员相遇于途，官阶较低的官员要采用侧立、回避等方式让道。清朝规定，军民等在街市上遇见官员经过，必须立即躲避，不许冲突。以上见诸于正史的“行路贱避贵”实例，反映出官员与官员之间、官员与庶民之间的等级。就其实质而论，我国古代交通行政关于等级的规定是阶级统治在交通上的表现。 在旧时人分三六九等，底层人士见到达官显贵、世家子弟风风火火而来，哪敢不避开呢，更有甚者，还需要在道路两旁一直跪着的。 至于其他三条，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这更多的是出于整个社会的礼仪道德要求：年少的给年长的让路，要人们尊敬长者，这个古今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负担轻的让路给负担重的，则是考虑到现实与安全的需要，毕竟负担轻的比较好停下一点；离开的给到来的让路，这个一般发生在城门地带，也就是主人为客人让路人，显示着我们的待客之礼。  如果这儿把“避”字理解成“让”字，似乎是显得更加温情一些，也更加符合我们中国的礼仪文化，那么剔除掉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尊卑糟粕，这一交通规则与现代的“礼让三先”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四避原则，与其说是古时候官府明文让大家遵守的，还不如说是长时间形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道路交通行为习惯，乱世里就不必说了，一切的规则都要给人命让路。而盛世里，人们为了活得更好一些，都会尽力地开发自己的生存智慧，哪怕就是小到在路上的每一次礼让，也都是仿佛从很久远的时候一直流传至今的。  2.逐渐形成的右侧通行 中国行人、车辆有靠右行走的交通规则，这个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的便道，都被所有人默默认可并遵守。 据说右侧通行这一道路交通行为规则，最早是来源于古代军队的队列规定。古代有了军队之后，当两支队伍行进中相遇时，因为战士右肩扛着矛或其他兵器，只好把左面让给迎面而来的军队，自动靠右边行走。但当今影视作品似乎忽视了这一细节，其实唐宋以来军队是向右行走的，现在我们行人靠右走也是沿用这一习俗。 《礼记?王制》中记载“道路，男子由右，妇人由左，车从中央。”在道路上走路的规则按照性别来分类，也被称为男女异路，王莽建立新朝时推崇周制，就要求“男女异路之制，犯者象刑。”（象刑指用羞辱性的服饰来制裁犯人）可见在早期整个社会对于道路交通所考虑的，是在尽可能的通畅前提下，体现出所谓的三纲五常，男子为尊，贵者为上。  到了唐朝时期，国家相对统一，经济发展，交通工具数量增加，道路十分拥挤，交通秩序混乱，靠“金吾晓暝传呼，以戒行者”，安排专人在城内街道上游走呼叫，维持行人交通秩序。 唐太宗时马周提出靠右走。据唐刘《隋唐嘉话》记载，马周以布衣身份上书唐太宗李世民，提出“旧诸街晨昏传叫，以警行者，代之以鼓，城门入由左，出由右。”即用击鼓的方式提醒行人分开两边走，进城的走左边，出城走右边。这与我们现在行人靠右走是一致的。 其实古时候，有不少时候还是靠左通行，朱熹就曾在登山途中坚持左行，以教育弟子知行合一，君子不欺暗室。当然，更多时候，就是随便走的那种，毕竟除过一些大都市，其他地方当时的人口流动确实不大，人们在交通上相对比较自由。 而这一切，都在二十世纪中后期汽车大量普及之后，被强制地改成了靠右同行，不允许再如当初那般无序，不光是中国，各个国家都在这件事保持了高度统一。 3.其他 古时候对于道路的保护相对于今天，可是力度一点不小，就如把灰倒在路上就要砍点手臂，当然这是最早期时候的法律，后来人们感觉其太残酷，就改良了不少。是以人们在乘坐各种交通工具的时候，不仅自己不能乱扔垃圾，也要保证自己座驾的屁股。 现在我们开车要经过学习考试，拿到驾驶证之后才可以上路，而在古代车夫这一职业同样不是好当的。儒家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御”更多的是指驭使车架，这可是士子出外游学的必备本领。在古时候，也有司机这一职业，那时候多叫做驭手、车夫等，同样需要经过培训，才可以上岗。秦朝的《除吏律》就有相关的记载，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御人（秦朝的官方司机）如果四次技术不过关，就要被罚四年的徭役并处以罚款。而且只有那些车技出众的人才能被选做贵族的车夫。  再来说说超速，最初是没有限速这个说法的，我们看电视时总是能看到“鲜衣怒马少年郎”这一景象，孟郊在中进士后也有做“春风得意马蹄疾”。可是，在大唐盛世时，长安人口已经超过百万，因此交通规则的制定也就显得十分重要。根据《唐律》超速超载是要被打屁股的，这可不是在开玩笑。在没有公私缘由的情况下，在街道、小巷中快速驾马或者驾车的，要被处以竹板或荆条抽背的处罚。后来发现抽背容易使人致命，背部不紧关键脊柱，更是中枢神经密集之处，遂改为了打屁股。  最后说说超载，关于超载，唐朝也有明文规定。古时候主要的运力是靠船只，有个词叫做“漕运”，这可是关系国事民生的重要所在，特别是在京杭大运河开凿以后，更是成为了以后每一朝的头等大事。在唐朝如果某船的载重比对应船只的载重标准超出了五十斤货物，船主依旧要被打五十大板。以此类推，超出了多少，就要挨多少板子。如果超载太多，那就摊上大事了，就不再是挨板子，而是要吃上两年的牢饭。可见古人对于这方面的重视一点不比我们少，而且打击力度还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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