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哲札记(一):前苏格拉底
追溯缘起是必要的,在时间上这么做是直面一切的历史性,在逻辑上这么做是为往往难以把控的事物寻求可为人所知的根据。哲学就是这么来的,进入哲学的语境自然也就必须从其古代的缘起开始,这既是一种能在的态度,也是所在必需的方法。
哲学的溯源一般都会归于古希腊的遗产,尽管现代人为之骄傲的两项成就——自由性与理性——其中之一是“罗马哲学”的果实,但无论如何希腊文明都以城邦环境、海洋商贸和民主政体成为培育哲学的天然土壤。
历史循环论已经被公认对阐释人类群体的演进并没有什么更多的价值,可有时从某一些现象来看,无论中西,总有些奇妙的景象重现。古希腊的主旋律是pilosopia的理性与探求phusis的好奇,但古典的神学与宗教传统在希腊系统之中从未缺席过,从毕达哥拉斯到后期新柏拉图主义的兴起,尽管无需反思的神性似乎已被规定为某种边缘的异质因素,但后来教父哲学能够接纳希腊传统显然已经证明了即便是苏格拉底师门主干的哲学系统也并不是简简单单用某一种特质的独显就能判定的。但无论如何,这一时期理性主义与神秘神学的变革总是显而易见,这就似乎开启了某一种历史循环:当纯粹的宗教性卷土重来以至于至少在制度与文化权力的领域掌握霸权之后,随之而来的又是新的一轮变革。尽管没什么意义,但我还是很喜欢这种分判与斗争,期待在其中能够发现光明与黑暗之战与惚兮恍兮的辩证。
哲学是在与非常原始的问题打交道,我们总会发问:这一切是如何可能的?知晓这一切又是如何可能的?是整体还是部分?是同一还是差异?是静止还是运动?以及更多从对发问者自身反思而来的发问,这些发问仿佛是无解的,又仿佛是可以有无量无边之解的。发问永不会停止,哲学也就永不会死。有趣的是,在这些众多的原始发问中“原始”本身就是最容易被触及的,当然此时还不涉及更复杂的类似海德格尔现象学的原始,而只是物理性、现象性的原始,也就是arkhe。人类最先触目所及的事物当然是最先能被思量的事物,对自然起源、自然属性、自然规律的思考也就是哲学的最先在的目标。
于是泰勒斯就在这种发问中最先站了出来。选择“水”是很好理解的,液体对人而言不似固体稳定而木讷,又不似气体虚浮难以捉摸,“润下”之德也有某种“中和”之性在内。当然也许朴素唯物主义并没有这么些麻烦的感受,只是为本原所安立一个既有“源泉”意念又有“生生”运作特质的原理,蕴藏在其中的试图寻找普遍性的人类的野心也就出现了。
把“无定”作为本原竟先于“火本原”、“气本原”之类是有点令人惊异的,因为仅就抽象性来说,显然没有画面意象作依附的“无定”要更为高明。但也许阿那克西曼德只是偶然做了一个开创性的工作而已,如果不能赋予认识对象以规定性,似乎就会如陷入虚无一般无法确实地加以认识,这与思考“本原”的原初宗旨是相悖的,可能后来的自然哲学家都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也并没有对“无定”报以十分的重视吧。
阿那克西美尼其实是把纯粹的物性的本原与纯粹的抽象性的本原(即其师的“无定”)做了一个调和,他选择具有更强变化与支配能力的“气”,的确,在这些原始基质中,“气”是最为普遍的,同时由于人的自然感官的认识力更难把握“气”,将其设定为本原倒是十分合情合理,这一点不仅古希腊,中国哲学也重视“气”。但中国哲学里“气”的意义更为重要,无论是宗教意义的黄老、道学,还是后来宇宙论意义的气学传承,亦或是在文论、中医等等各种领域,“气”都有核心地位。初步比较猜想自然哲学这里的“气”是安立自然界始基的物质本原,是用以说明物质世界构造的,并不涉及人的生命体验,当然个中区分还得另做探讨。
米利都学派的集大成最后交于了赫拉克利特的火本原说,仅仅从元素意象本身来说,似乎“火”的特性并不比“无定”和“气”更高明,“气”可以遍布一切能见之物,它似乎多而无限,赫拉克利特反其道而将本原归于有限而单一的“火”,似乎已经是抛弃了此前“元素—运动—自然”的纯粹物理性模式,而是潜藏着某种形而上性在其中。“火”不是仅仅作为构造成分成为存在物的聚散、生灭之本原,而是一种变化中的稳定,一种在短暂中的恒常,这实在是一种创举,因为哲学家们已经不仅仅满足于找出外在世界流变的简单的“解释物”,而是试图认识一种规律中的规律,一种万变中的不变。但赫拉克利特的独到之处也不仅止于此,“火”除了是相较于“水”、“气”、“无定”而言更具有稳定性的意象,还是一种动与静的统一,因此他能够顺理成章地成为辩证法的第一人,并为黑格尔大加赞誉,因为显然“火”的这种动静统一的特质与“绝对精神自身展开”的辩证法原则是十分相似的,于是逻各斯的提出与“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也就自然而然在“火”之动静统一的辩证特质中展开了。此外,赫拉克利特讲感官总是坏的见证而正确的是不可见的逻各斯,这与他能从瞬息万变的自然中抽象出动静统一的“火”之单纯本原的思路一致,可见的元素要上升到稳定的抽象,这一点只能凭借理性来完成。
与米利都学派几人相比,毕达哥拉斯的思维能力应该要更胜一筹,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很好地从事数学(血的教训),数本原不太好理解,何以纷繁复杂的人间与宇宙却可以纯粹抽象的数目来对应说明?猜想或许是数学中的秩序性为难知难解的自然界赋予了极富吸引力的模型,也就是以数学语言去描述物理学的模式,只不过由于毕达哥拉斯的宗教背景在这里还只是“灵数学”的模型。从另一方面看,“无定”或其他单元素式的本原说对自然的解释仍然是混沌的,而数学模型更具有将一切都能够明确规定的趋势,并使得本原探讨从物质本身而转向“秩序”、“关系”这样更加普遍的范畴。
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已经表现出一定的“一神”的雏形,尽管他本人反对神创论,但“火”作为一种生发万物的单一本原,既有创生作用又有毁灭作用,实则是具备“一神”的某些属性的。当然到了克赛诺芬尼明确提出不同于人形人性的一神论,才算是为存在作了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规定性。
巴门尼德的女神应该也没有想到她指出的两条路竟成为了整个西方文明乃至现代世界的岁月轨道,形而上学从此处开始它的旅程,饱经荣耀与诟病,不断地在人类思想史中或主宰或崩坏。当然,巴门尼德这里的存在目前还不至于享配如此的光环,他的原本思路与赫拉克利特相似,只是在说明现象之后的某一种稳定的本质,而“存在者存在”的“真理之路”已不是含有相当感性意象的自然元素的构造,而思与有的内在性的探讨——一种彻底的抽象。为什么这种抽象能够实现?最有力的解释是与印欧语的语法特征相关,即在中文语境中很难理解的系动词结构。人类纷繁复杂的事态似乎都可以简化为“S是P”这样一个最基本的判断结构,这个结构中的主词和宾词可以任意代换,但无论怎么变化,无论描述什么,这个系词总是不会变的,在述说和事物本身的关系还十分模糊的古希腊,这样一个判断的特质足以令人相信如果进一步探讨这个“是”或“存在”本身,那么也就能够认识到一切存在的区别于种种外在表象的不变本质,这是形而上学的传统缘起,而近代的欧陆哲学、语言哲学等等也无不由这种理路展开,尽管多以颠覆性为主,比如海德格尔就指出系词(be)与存在(exist)之间的区分是摆脱形而上学危机的关键。巴门尼德的存在已经可以容摄许多哲学的原始问题。首先,存在是一,这意味着万殊的事物有着一个终极的依据,因其单一所以连续而不可分,这是一个极致完美的模型。存在是不生不灭的恒常,这是在时间性上的一种同一,他的论证思路是以“现在性”为中心,在海德格尔那里将时间的重心归于“将来性”,这就解构了这种现在的恒常存在。存在一定是静止的,因为作为本原的存在是自身同一的,它既是恒常则必然是不动,这里暗含着以运动作为时间度量表征的一种理路。存在又是完满的,究极的完满性能与后来上帝的至善性达成共识。至于思维与存在,从赫拉克利特的认识逻各斯之路就已经说明了,要认识事物的本质就必须超脱自然感官,当然这其中复杂的可能性还是留待后世的认识论哲学回答。
芝诺应该是早期希腊中最符合一般“哲学”的形象的,即没有花哨的设定与修辞,单纯以逻辑论证说明道理。反对存在是“多”的论证可整理如下:
“多”由许多部分组成,将其无限分割:
1.有广延和体积的部分
可无限相加,成为无限大
2.没有广延和体积的部分
无限相加,仍是0
——存在物既无限大又是0,谬
从有限无限来看:
1.存在的数目与实际存在物相等
实际事物的数目是可数的因而是有限的
存在是有限的
2.存在的数目与实际存在物相等
实际事物之间总是有其他事物
存在是无限的
——存在物既是有限又是无限,谬
反对存在者运动的四个论证可整理如下:
1.二分法
事物A在抵达目的地B前需先到达全程的一半B1
到达全程的一半B1后,又需完成全程一半的一半B2
无限类推,则事物A永远不可能到达目的地B
2.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
追赶者与被追赶者同时起步,此时追赶者为A,被追赶者为B
追赶者必须首先到达B,而此时被追赶者已到达B1
追赶者追到B1,而此时被追赶者已到达B2
无限类推,则被追赶者永远领先于追赶者
3.飞矢不动
事物在占据某一空间时是静止的
事物的运动可分为每一个霎时的空间占据
事物总是静止的
4.运动场
A A A A
B B B B
C C C C
B、C列相向而行,同时到达与A平齐
B越过4个A的距离,C越过A+B=8个距离
速度相等,所以一半的时间等于一倍的时间
这几个著名的悖论作为经典的逻辑命题在许多领域都为人重视,使用数学的、物理的、逻辑的各种思路的破解也很多。有趣的是几百年后,中国的僧肇也提出了与芝诺的静止辩护相似的论证,尽管二者的宗旨、方法和形式都不相同,但能看出都属于同一种运动观的表达:
往物既不来, 今物何所往?何则?求向物于向, 于向未尝无;责向物于今, 于今未尝有。于今未尝有, 以明物不来;于向未尝无, 故知物不去。覆而求今, 今亦不往。是谓昔物自在昔, 不从今以至昔;今物自在今, 不从昔以至今。
这种将“今物”、“昔物”的来往断裂,否定运动延续性以反证静止的说法与芝诺“飞矢不动”是同样的思路。另外,尽管语境不同,但二者都是在通过破除常识与直觉的现象的合理性为某一终极存在的真实性作解,在僧肇这里是般若中观的动静不二实相,在芝诺这里则是巴门尼德的存在者恒常静止的属性。同时,也包含着感觉经验无法认识真实性的理路,僧肇因此继续阐发了《般若无知论》,芝诺则代表着形而上学的一贯传统。
巴门尼德以“存在者是唯一的”为前提完成他所有关于存在者性质的论述,但麦里梭的修正更具有解释力,他将无限的存在者作为整体来看待,“众多”与“体积”的赋予都会使得存在者产生部分,而部分之间又总是会产生限制,这就与无限本身的界定相矛盾,这种“无限”的论证思路似乎与基督教哲学关于上帝的探讨相似。
从埃利亚到多元论,在思维程度强度上总觉得有些退步,尽管实质上发生的是从单一的“本原”构造转向更为精细化的内部结构探索。西方神秘学传统中著名的“四元素说”理论在恩培多克勒这里被纳入哲学的系统,他的“四根”聚散又和佛教的四大种因缘造化很像,似乎早期的思想家们都会喜欢这样一种介乎单一与杂多、抽象与具体之间的物质本源模型。与同时期各个哲学家不同的是,恩培多克勒在四根之外又添两种“友爱”与“争吵”,这是外因论的第一次提出,是在“质”外求“力”的重要尝试。另外,灵魂不灭观导致轮回观的宗教理念虽然很自然,但似乎在早期希腊宗教与印度宗教中格外受重视,这个中道理也有待深入。
“种子”的意象(姑且称之为意象?)也是十分经典,除了阿那克萨戈拉,亚里士多德也喜好以种子类推潜能与现实的关系,还有佛教的阿赖耶种子,都是表示某种潜藏性与未发之生长性的意涵。阿那克萨戈拉把种子的无限与事物种类的无限对应起来,似乎就已经有了区分事物类本质的萌芽,但种子本身又是同类的同素体,这种“一”与“多”的关系又与此前埃利亚学派的着眼处不同。恩培多克勒的外因论在阿那克萨戈拉这里被继承为“奴斯”的力量作用,尽管他认为这种“理智”是一切混合事物的主宰,但这里的“理智”似乎又不与人的一般理性相同,不涉及到人的认识问题,而更接近于一种朴素性的抽象力量,与“友爱”、“争吵”属于相同的作用者。至于“异类相知”和“同类相知”,尽管多元论者已经开始重视认识的问题,但在讨论中还是更多只能谈到感知的层面。
德谟克利特在唯物论者的心里一定会有很崇高的地位,在早期希腊哲学多彩的宇宙观中,原子论算得上是最“科学”的。原子是一种物理质点,它不需要朴素的意象、隐喻特征与特定外力就能构成万物,事物之间的差异则源自于原子的差异,这种差异只是形态、相互关系和方向的区别,显然这大体上与现代科学的微观构成理论的思路相符。德谟克利特承认虚空的意义,尽管这种认可是基于物理主义的需要,但也辟出了在普遍存在至上的哲学风向中的一道蹊径。物理主义的原子论并没有让德谟克利特改变理性主义的传统认识论,因为感官的知识只是从俗约定的,现象的背后是原子与虚空,类似原子虚空的真实知识唯有理性才能获得。
早期希腊哲学的态势颇有先秦百家争鸣的意味,哲学家们就原始的普遍发问作出解答,其中最成功的或许当是巴门尼德,不仅作为形而上学的发端,更作为理性文明的始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