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疫情下艺术的思考
今年特殊情形的复试题。限于篇幅，论证本可以更深入一点，虽然现在觉得又有蛮多可以更改的，但想想还是作为这个阶段的自己的记录。
2020年，新冠病毒的肆虐不仅带给人类严峻的生存考验，社会结构也面临解构重组。当代艺术在这场浩劫中首当其冲，引发不断地思考，艺术家们是否应该手执画笔，参与抗疫？我的观点是，艺术应该积极参与这场战争。
潘诺夫斯基在作为《人文学科的艺术史》一文中提到了“沉思的生活”一词，这种心理活动带领着人们参与创造现实，走向古典时代作家的“黄金般的智慧”。这是一种关心人类社会、人类行为、对美的欣赏和对真理的沉思的智慧。诚然，这样的智慧，也意味着责任。
18世纪启蒙运动带来的思考，使欧洲从宗教的狂热中渐渐理性，回归到人类自身，艺术也越来越关注自身的情感表达与人类社会问题。18世纪英国皇家美术学院第一任院长雷诺兹是个极重古典艺术宏伟崇高规则的学院派，而他的艺术目的并不在艺术作品本身，而是为了他所关心的社会问题。雷诺兹将社会伦理改良与社会进步寄托于艺术作品的崇高题材，从而不断接近柏拉图的理想国。
让我们把视野放到现代，走向黄金般智慧的责任在表现主义关心人类社会贫困苦难的运动中达到高峰。珂勒惠支的作品《需求》不再是古典主义所要求的逼真写实，也没有宏伟的场面，只有大片阴暗与拥挤衬托人物的无奈。
以上欧洲的两种艺术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我想，再没有比近代中国更能诠释艺术与责任的例证。近代中国社会与思想在战火与屈辱中急剧变革，艺术也在面临革命，社会、思想、艺术变革并非鱼贯而行，而是相互渗透。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充斥着社会每一个角落，蔡元培留德期间，受康德“美的无功利性，无目的性”影响至深，看到了当时国内拜孔教之类的迷信弊端，希望改变国人的功利心，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口号。当然，这句口号也少不了歌德的纵情小诗：“对科学与艺术深知者，从不缺少宗教；对科学与艺术不知者，必少不了宗教”。陈独秀提出中国画改良，革“四王画”的命，走向西方写实的精神。徐悲鸿将西方学院派引入中国美术教育，提倡科学的写实绘画。他的《田横五百士》、《徯我后》等巨作，控诉着外国人对中国的侵略与战争疾苦。由他的言论和行为我们可以看出，徐悲鸿所关心的并不是简单的个人趣味，而是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危亡。
林风眠的《人类的痛苦》、《人道》、《悲哀》等作品，色调强烈而凝重，关注着社会的痛苦。他与林文铮一同致力于促进现代艺术在中国传播，认为那是对时代、社会进步的一个责任。与此同时，鲁迅受到德国表现主义的影响，引发新木刻运动，也密切地关注社会民生。此时的艺术家们，同文学家一道，追求民主与科学的理念，将思想、社会、艺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将关心人类与社会视为自己的责任。
抗日战争爆发，艺术在这场烟雨中用尖锐的呐喊刺激着民族抵抗的意识，艺术家走向时代前沿，成为时代的触角，关心社会民生，关心民族危亡，关心政治问题。张善子用猛虎下山图振奋抗战热情，漫画艺术讽刺着当局政府的消极腐败，蒋兆和《流民图》记录了颠沛流离的痛苦，以及太多的艺术家们通过画笔呐喊、控诉的点滴，不仅为那个时代的强震，也记录了这段历史，成为后世研究的第一手珍贵历史资料。
艺术除了关注人类社会、行为的责任，还有记录历史。18世纪中后期，西方学者和史学家们终于承认了图像在历史研究中的合法地位，承认前人留给后人的不只有“资料”，还有“遗迹”。19世纪，丹纳曾发出过这样的声音：“我立志要以绘画而非文献为史料来撰写一部意大利历史”，拉斯金也说过“伟大的民族以三种手稿撰写自己的传记：行为之书、言词之书和艺术之书。我们只有阅读了其中两部书，才能理解他们中的任何一部；但是，在这三部书中，唯一值得信赖的便是最后一部书。”在此，“遗迹”比“资料”似乎更加可靠了，因为“资料”可能是三手甚至四手材料，而“遗迹”是一手。从这些时代强音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艺术在历史记录和后世对往昔的研究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而艺术也左右着我们对一个时代文明最直观的看法，当我们谈论到埃及时，首先想到的难道不是埃及的金字塔与遵守永恒法则的图案吗。这时想起，法国学者保罗·拉克鲁瓦曾说过：“在一个时代能留给后代的所有事物中，只有艺术品才是最鲜活的代言人，一个时代的艺术让这个时代复活，并向我们展现这个时代。”也许不无道理。我们的历史由艺术镶嵌而成。
回归到我们的讨论，此次新冠疫情又何尝不是历史的一环？深处这个时代漩涡，艺术又为何不能参与这场历史，关心人类社会、行为、美和真理，像过去的每一个时代一样负起责任呢？疫情时期，也许崇拜仪式又以新的姿态回归，让本雅明曾论述过的艺术作品的“灵光”又可以筑基生成，在这个展演价值横行的时代展现力量。而终有一天，我们也会成为历史，我们应该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记录供后世研究，就像我们不断地思考着从前的时代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