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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与经验的关系是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近代哲学中，休谟把这个问题提到了一个重要的地位：他对关于观念关系的知识与关于事实的知识的区分，首次把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放到了认识论的核心地位。这就提出了单凭思想就可以推出的知识与必需由经验加以判定的知识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逻辑的知识与经验的知识的关系问题。在休谟那里，虽然逻辑的知识与经验的知识在认识论上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但他更强调的是经验的知识，因为在他看来，只有经验的知识才能扩展我们的认识内容。到了密尔那里，逻辑的知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因为在他看来，一切经验的知识只有符合逻辑的知识，就是说，只有用逻辑的方法，才能得到它们的真实性和确定性。但他强调的逻辑方法，还只是亚里士多德建立的传统形式逻辑，并且用心理学的内容去解说这种逻辑规则。可以说，在逻辑与经验的关系上，休谟和密尔的经验主义基本上是从感觉经验出发，没有认识到构成经验知识的命题形式对经验本身的作用。 　　 　　逻辑经验主义所发动的"哲学上的革命"（艾耶尔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逻辑与经验的关系做出了全新的解释。首先，逻辑经验主义者通过对逻辑性质的理解，把逻辑与经验密切地结合起来。石里克就把这场哲学革命的产生归结为"看清了逻辑自身的本质"，卡尔纳普等人则把逻辑分析的方法看作区分他们的哲学与传统经验主义的重要标志。在他们看来，这种对逻辑性质的理解，不仅仅是采用了现代逻辑的方法，更重要的是认识到，逻辑的本质就在于它构成了一切知识的表达，因而，澄清这种表达就成为哲学的真正任务。由于一切有意义的命题或陈述只能是单凭形式就可以为真的分析性陈述和具有经验内容的综合陈述，所以，对一切命题的逻辑分析，最终就是要还原为记录了经验内容的可以证实的命题或陈述。这样，逻辑经验主义者就把逻辑和经验"完美地"结合起来了。石里克明确地写道，一切语言规则"最终统统指向实指定义，通过这些实指定义，可证实性就同……经验联系起来了。……逻辑和经验之间不存在任何对抗。逻辑学家不仅能够同时是一个经验主义者；而且，他如果想要理解他自己所做的事的话，他也必须是一个经验主义者。" 这表明，作为一个逻辑学家和作为一个经验主义者，在石里克看来是完全一致的。这种一致就表现在，他是在经验还原的基础上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或者说，他对一切命题的意义所做的逻辑分析，目的就是为了能够使它们在经验上得到证实。所以，石里克和卡尔纳普等人一再强调，只要是能够在逻辑上经得起分析的命题，就是可以在经验上得到证实的。这就是所谓的"原则上的"或"逻辑上的"可证实性。

维特根斯坦还把哲学问题看作类似于某个社会的构成。譬如，人们走到一起构成了一个社会，虽然并没有任何书面的法规条文，但人们却需要这样的规则；的确，他们根据某个指示在聚会时都遵守某些规则，但这些规则却并没有被清楚地表达出来，也没有什么人去解释和说明这些规则。同样，他们把某人看作领袖，但这个人却并不一定坐在桌子的上座，也没有任何的标志。所以，在我们看来，这个社会似乎很难理解。于是乎，我们就会为他们整理出一套规则，把某个带有明显标志的人称做领袖，而把坐在他旁边的人称做秘书，并让其他的人分坐桌子的两边。但这样，我们在得到清楚的社会关系和规则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被自己限定住了。 维特根斯坦指出，其实，当我们用某种方式清楚地表达了或确定了人们业已遵守的某些规则后，我们就把自己带到了一种两难的境地：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行为是遵守了某些规则的，但我们的行为却并不是有意识地按照规则去做的；我们在没有清楚地表达这些规则之前，我们都会很好地遵守它们，可一旦我们得到了这些规则的清楚表达，我们却往往无所适从。例如，我看别人下象棋，就会知道棋子如何移动，但如果有人告诉我象棋规则但却不在棋盘上演示给我看，那么我仍然不知道棋子如何移动。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这里的困难在于理解，确立一种规则对我们究竟有什么帮助。这就像哥白尼体系一样，在哥白尼没有提出日心说之前，太阳系里的一切天体一直都是围绕着太阳运转；而对日心说的解释却反而使人们对这种运转产生了疑问和不安。所以，维特根斯坦把哲学上的这种不安比喻成一个苦行僧痛苦地站在一个正在上升的重球上，其实他完全可以从球上跳下来，但却固执地站在上面。哲学的不安和痛苦也就来自人们不愿意放弃已有的观念和理论，并把这些观念和理论看作必须遵守的法则和经典。一旦像对那位苦行僧大叫一声“跳下来！”那样对人们说一声“放弃它！”，那么，哲学上的不安和痛苦也就随之消失了。 维特根斯坦还把哲学问题的解决比做打开保险柜的锁：我们可以拨某些数字或文字来打开保险柜，所以，只要是没有对准这些数字或文字，那么用什么力量都无法打开它，而一旦对准了，那么就连孩子都可以打开它。这表明，只要是对准了，那么无需任何力气就可以打开保险柜的门。同样，哲学问题的解决也需要对准问题的关键，这个关键就是人们认识或看待事物的方式，也是通常所说的“世界观”。 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我们习惯的思维方式是在不同的事物之间建立相互的联系，这种方式表面上看似乎能够对我们理解未知事物有所帮助，但实际上却违反了我们的日常语法，也就是违反了我们日常的说话方式。例如，我们常常把某人的一个微笑看作是某种暗示或含有某种意思，因而我们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去解释这个微笑，但这种解释却往往可能是南辕北辙的。这是因为我们是在物理学解释的意义上来理解这种解释的，把它看作是做出微笑的原因。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这种解释对我们正确地使用日常语言是很危险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当我们使用语言时，我们是想表达我们的思想、情感、愿望或要求等等，无论我们表达得如何，一切都表现在我们的语言之中，如果要想知道在我们的语言背后还有什么东西的话，那么只有说话者才能明白，而当说话者把他所明白的东西说出来时，他说出来的同样仍然是语言本身。所以，维特根斯坦说，在这里，一切都是显而易见的，没有什么东西需要解释；相反，对没有表现出来的东西，我们并不感兴趣。维特根斯坦写道：“哲学不可能干预语言的实际（真实的）用法……，不可能干预实际上所说的东西；哲学最后只能描述它。……因为它也不可能为它提供任何基础。它让一切事物都顺其自然。学习哲学实际上就是在回忆。我们记得我们实际上是这样来用语词的。语言或事物在哲学上最重要的方面由于它们的简单性和相似性而被隐藏起来了。”（〔1〕，p.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