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使命

当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他是在思考自己能完成多大的使命、以及这个使命是什么。苦难-使命的这一配置向来是一种宗教的、神学的配置。现代主义的思想家都是在这个意义上为自己去批判基督教的。耶稣是上帝之子，他所受的苦难、所遭受的考验是为了相称于救赎人类的使命，希伯来书9章14节“何况基督藉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上帝，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除去你们的死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上帝吗？”这是一种血的经济，彰显的是上帝的神性。这也是一个为承担使命的人写好的脚本。

可是上帝为何要采取这种策略来拯救有罪的人呢？他为何要让自己的儿子替人类经受罪行呢？难道上帝没有更好的办法？这难道不是上帝无力的证明？这样一个上帝难道不是已经被他无法收拾的悲观和人类中弥漫开的虚无压倒了？思想家必得在这里反对基督教的上帝。这是为了纯化对使命和苦难的思考，将它们从与原罪同行的道路上引开，无论是为人类的原罪受苦还是为自己的原罪受苦。根本上，不存在原罪，人有犯罪倾向不是因为有原罪，人的使命也不该和消除原罪联系起来。否则这样一项使命就是不经济的：使命仅仅是消除人类的原罪，难道这就是那个伟大的目标吗？消除原罪是为了什么、为了谁——一个为何的问题，这在基督教神学中是阙如的。目标在它那里仅仅是一个词语：天堂、上帝的国的到来。人类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塑造的，最终也将重返上帝的怀抱。根本上是一套没有将人描述出来的人类学，这个人类学竟然没有任何具体的塑造人的方案，这个工程也没有开启过。在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按照自己所造之人需要像诸神一样使用火，这便是一种具体方案，在这个方案中，很明显，普罗米修斯是因为违背了众神的意愿才遭受苦难和惩罚。在基督教那里是模棱两可、得不到解释的东西，在这里却是很清楚的：普罗米修斯为自己设立的使命和目标到底是因为什么遭到了阻碍。

在思考苦难时，使命-阻碍这样的配置，远远胜过使命-原罪这样的配置。

为了摆脱基督教或者说传统与历史的枷锁，杜尚对基督教和神学不予探究，他对那不感兴趣，也禁止自己去肩负与之有关的使命、平添与之有关的野心：

“我没有打算，也没有任何建设性的计划……我不是那种渴求什么的所谓有野心的人，我不喜欢渴求。”

“我想发现一些东西它们和过去是全然不相干的。……我们要学会忘记过去，活在当下的时代里。”

“我确信像修拉这样的人开始做事的时候，他们是把过去扔在一边的，甚至野兽派、立体主义也在其中。而今天，却比这世纪中的任何一个时期跟过去的联系都更加密切。现在缺少出人意料的大胆和原创性……”

卡夫卡则对障碍的观念进行了最深的批判：“有时似乎是：你得到了一个任务，具有完成它所需要的恰到好处的力量（不太多，不太少，尽管你必须保持它，但又不必为之担惊受怕），你有足够的可以操纵的时间，工作的旺盛意志你也有。那么阻止这一巨大的任务成功完成的障碍又是什么呢？不要为寻找障碍耗费时间，也许一个都不存在。”

因为与其去消除障碍，不如去拉开距离，正如苍蝇不会对人构成一个障碍。那么神是否是障碍呢？宙斯实际上是与普罗米修斯他结盟了：

“歌德《普罗米修斯》一诗中对人的描写达到了提坦神的高度，人因为把神的生存和界限紧紧握在手中而迫使神与他们结盟。诗中充满了对神的大不敬，但我们看到的却是埃斯库罗斯【对正义的渴望】：一边是勇敢的‘个人’那无尽的痛苦，一边是神的深深困境及对末日来临的预感，这两方同在受苦的世界而迫使他们和解，人与神达到了同一。这一切向人们昭示了埃斯库罗斯世界观的基本原理。”（尼采，《悲剧的诞生》）

“荷马史诗是歌颂奥林匹斯文化的雄壮诗篇，是一曲奥林匹斯文化赢得与提坦神族战争的瑰丽的赞歌。而悲剧诗歌的力量使得荷马神话再次转世降生。这种轮回说明奥林匹斯文化【曾被一种深沉而悲观的世界观所战胜】。作为顽强的提坦巨神，英勇不屈的普罗米修斯无畏地挺起胸膛，向那些奥林匹斯神明宣布：只有与他联合，【他们的世界才不致被颠覆。】在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中，我们看到宙斯和诸神惶惶不可终日，担心末日预言如巨峰迟早要崩塌，因此终于同普罗米修斯结盟。”（尼采，《悲剧的诞生》）

所以，若说众神本身是使命的一个障碍，那是由于他们是需要一个无畏的联合者的，要说服他们不能不花费一点精力，一点去宣布的时间。只有在这种联合下，诸神的精神才会在人类中得以延续，他们的世界才不致被颠覆。在这里，目标也是相当明确的。普鲁米修斯的机体上的痛苦，不过是一个强度空间罢了；当然，强度有可能是无法承受的。普罗米修斯之为普罗米修斯恰恰是由于，即便他只是一个整理花园的花匠，他也不会让自己获得完全的自由。没有了强度，自由又有什么价值呢？

一方面，要从对基督教和它的过去的角度理解杜尚的“没有打算”、“没有渴求”；另一方面，要从对人类的超越的角度理解卡夫卡的“障碍也许一个都不存在”。并且要把他们的话放到埃斯库罗斯那种“对正义的渴求”中去。

在普罗米修斯那种明确的使命、目标中，“对正义的渴望”（严格区分于各种反动名义）作为尺度，量出了人间的罪行、雾霾和障碍，它是这样一个过程：伴随着对城邦国王的审判法庭的摧毁，带来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