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愤懑的意识流笔记

两年前的现在，我大学刚毕业。那时的我还没意识到，过去那虚假的自由使我回避几乎所有复杂的人情世故和残酷的生存压力，只留一个理想的泡泡，在脑门中转啊转，然而一戳即破。

我曾经迷恋于精巧的语言和顺畅的文字，以致于鲜少给予那些无法被归纳进我自身叙事的事物以足够的关注。我曾经沉醉于激情澎湃的谈话和丝丝入扣的理性分析，却未意识到如果知识不加以限制，将会成为罪恶的帮凶。即便是在毕业回国后，下定决心回到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以寻找隐匿在话语之外的“真相”，我依然免不了成为文字和叙事的囚徒。

权力的建构依靠一套话语体系，而那些被排除在话语体系之外的，或许才是真相所在。

这周，我看着一个权威落地，神像重重地砸在我心上。一位曾经组织过夏令营项目课程的中国老师，被曝性侵女学生。他以熟读理论自居，并且有着改变社会的热望。尽管参与他主办的项目时，我也觉得他威严、直接，甚至有些不近人情，但是我从来没有把它们归结于品质恶劣的表征。相反，我认为它们是一个“领袖”特有的风范。我也曾听他在一个社交场合表达过自己对开放关系的支持态度，但我当时将其看做是自由意志的表现。我虽然也怀疑过他那“将理论应用于实践”的公益组织运行模式，但我的批判仅仅停留在模式本身，而未想过在运行过程中，会存在如此之多的灰色地带。

他曾经反复强调对权威的批判。但是，如果批判权威的必然结果是树立起另一个权威，那么，后者又会在何时被人拉下神坛？

我甚至后怕。

万一遭受性侵的人是我，怎么办？毕竟，我也因那位老师的学识和情怀而短时间地对他有所好感，一如现在这位进行公开举报的当事女生。而我之所以我没有遭受那位老师的侵犯，仅仅是因为，原本有能力行恶的人高抬了他的贵手？

很明显这个逻辑站不住脚。

可是，从小到大，我真的像我所以为的那样完好无损吗？我难道活在真空里，而免于成为这个父权社会，甚至是父权世界的受害者？工作后，我应邀出席一场活动。社交时，一位业内颇有名气的男性有意摸了一下我的腰。我感到不适，却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现在回想起来，我为什么没有当场呵斥他？为什么我在当下陈述这件事时会有莫名的羞耻感？重点是，对方曾经为他所做的这一哪怕微不足道的举动，有过一点点反省吗？我猜没有，因为我们的社会文化告诉他，一个有权有钱的男人，理应会得到无数女人无条件的青睐。

真他妈恶心。

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后记里，林奕含写道，被淫烫之际我才发现整个世界熊熊燃烧的核心题旨是我自己。

后来，我在私下和一位与我共同参加那期夏令营的男同学聊了这件事。他告诉我，各个机构已经先后进行了对被举报人的讨伐。但同时他也提醒我，人是人机构是机构，我们参加的项目是项目。我说，我认同你。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总是很容易的。要时刻警惕自己的情绪凌驾于理智。

现在，如果在华美的言辞和赤裸的真相之间只能选择一个，我会选择后者。如果在虚假的情面和有力的团结之间只能选择一个，我也会选择后者。如果侃侃而谈之中没有对权力的审慎，我宁可保持沉默。如果价值和伦理仅仅是罪恶的帮凶，我会选择厌之弃之，并在合适的时机对其发起攻势。

我很爱很爱这个生我养我的国家和社会，我也很想很想在合适的年龄体会做母亲的感受。但是，我很难想象，要如何把一个新的生命，尤其是一个女孩，带到这个国家来。因为身为女性，我对这个社会所给予的无形枷锁还有太多太多的疑惑、愤懑与恐惧。而我又无比清楚，冲破这层枷锁，需要的也许不只是一代人的努力。它需要更多女性拥有自我意识的觉醒，更需要更多更多的男性承担起尊重、理解和审慎的责任，尽管这一责任，一直被我们的社会长期且严重地忽视着。它还需要整个社会话语给予加害者以足够的压力，使后人因畏惧惩罚而怯于行恶。而我不知道，我所渴盼的公正，还需要多久才能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