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重罚微博“热搜”？

本文重点分析了新技术环境下的政治安全问题。

作者指出，新技术彻底改变了所有政治主体所处的环境，催生了全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形态，潜在地形成了四重风险：（1）经济、社会、文化甚至是农业领域的风险都可能外溢为系统性风险；（2）中国的政治空间被极大地重塑，出现了无边界的政治空间，产生了无数个官方从来不知道的“小组织”；（3）因技术赋权产生的复杂交易和社会动能，使现有国家权力的极限受到挑战，传统行政管理和权力运行瞬间失效；（4）借助于政治空间转换，新兴“集合性行动”日益增多，许多经济社会治理问题呈现出“泛政治化”趋势。然而，当前的治理体系，似乎并没有孕育出可以有效判定、融合各种社会利益冲突的能力，更缺乏在不同的新兴社会细胞中建构信心、有效互动的能力，而对官僚化手段的过度依赖，往往又会累积风险，反过来迫使国家权力丧失“自我训练”的能力。作者认为，在政治安全问题上，应避免道德绑架模式，调整一味“灭火”模式，既需要增强科学分析和预警的能力，也需要在行政实践中逐渐培养建立假设、预警、缓冲的机制。

原文作者： ✪ 樊鹏|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

政治安全是任何现代国家都不可回避的一般性问题，是一个国家的核心利益。之所以讨论互联网和新技术的问题，乃在于新技术因素深刻改变了政治体系运行的结构和规则，赋予了更多行动主体挑战传统国家权力边界的能力，塑造了更多新型的组织形态和政治空间，从而在国家制度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加速了系统性风险爆发的可能性。

▍新技术巨头：官方的合作伙伴还是潜在挑战者？

互联网是20世纪的产物，但是互联网技术的升级和广泛运用是过去十余年来的事情。2011年国家成立了高规格机构从事互联网治理，但是很大一部分工作被理解为舆情治理。舆情治理是一个特别“饮鸩止渴”的概念，用官僚化工具把眼前治理的成本降到最低，用极限手段处理背后可能潜藏的复杂社会问题，从而可能忽略了长效的国家权力运行以及国家同市场、社会和其他新事物的关系，当然也取消了国家权力有机会识别社会新生事物并与之进行互动的空间。

这种管治模式部分源于决策者对互联网新技术的不完整理解，对于新技术可能在政治层面产生的长期影响缺乏准确判断，但更多原因在于原有政治系统中的一些特性无法因应日新月异的世界变化。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整个互联网和新技术的发展，之于现有的政治权力，类似于16世纪初期印刷术的推广，之于马丁·路德所处的变革时代。新技术激发的是整个社会领域的大变革，它彻底改变了所有政治主体所处的环境，帮助他们突破原来所处的信息结构、组织条件和行动结构。

但是对于当时的统治结构而言，一时还难以因应彼时的社会和思想变化。互联网新技术环境的本质不是产生了官方不乐见的舆论或信息流，而是互联网新技术随着自身传播并向其他领域蔓延，逐步同更广泛的市场、社会运行机制相结合，催生了全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形态，市场和社会在以全新的方式运行和裂变。然而相对于市场和社会而言，虽然国家和政府也在变革，但受制于传统官僚体系的弊病，注定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其反应是被动因循，对新的社会变化缺乏充分的消化和回应。

在第四次技术革命的环境下，日新月异的新技术加速改变了政府监管权力行使的环境，政府原有的监管框架、监管工具的实用性及其权力的极限受到了持续挑战。在互联网环境下，更多市场主体获得行动能力或能力增加，对于许多微观交易行为，政府很难识别、判断和处置。所以很多领域会衍生出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市场交易方式，会演变成系统性风险。例如2018年发生的滴滴事件及其后续处理，就部分地影响了社会对于政府监管大型技术公司的权威和信心。

市场和社会出现更多微观交易行为的同时，作为监管方的政府则失去了更多的“微观权力”，政策制定者难以对变革施加影响。在技术环境下，过去对政府的许多想当然的定义，现在也需要重新审视，譬如政府作为垄断暴力、垄断财税的组织，现在不那么确切了。

在大工业时代的国家，制造暴力和使用暴力的机制是分开的，国家垄断了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但是在新技术环境下，数据本身就是可能制造暴力的渊薮，可是目前数据的制造和拥有并不完全垄断在政府那里，而是广泛分布在技术公司甚至单个的社会组织和主体中。今天政府不仅仅受到国际、地方、机构等更广泛意义上多中心权力结构的制约，而且随着新技术的持续发展，导致政府适应快速变化的新技术、新环境，加深对治理对象了解的成本越来越高，时间越来越短，挑战越来越大。

各类技术的突变性发展、各类创新业态以及由此带来的突发性现象级的事件，使得立法机关和政府应接不暇，在过去，决策者有足够的时间研究特定事物，有能力识别监管对象并找到有效的监管工具，但这种传统的线性关系、监管的机械性动作的性质已发生根本改变。新技术在某些领域的使用，也已经使政府的所有公共行为和企业运营紧密地纠缠在一起，统治行为的本能会把它们当成合作伙伴还是需要积极防范的潜在挑战者，这同样是一个有待观察的问题。

事实上，因互联网和新技术赋权所改变的不仅是市场领域的复杂交易、权力结构以及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它对于社会力量的发展以及国家社会关系的改变，也是不可小觑的。国家社会的关系并不是更清晰了，而是更陌生了。较之于复杂的社会生态、新型的政治形态以及由此衍生的风险挑战，治理理念和处置工具并未得到及时革新和跟进，甚至由于单中心的思维和官僚治理的刚性特征，反而使政权丧失了同广泛的社会力量交往的自我训练机会。

▍系统性风险：新技术里的政治裂变、权力真空与“泛政治化”

互联网和新技术的本质是广泛的市场和社会主体的赋能，在互联网和新技术发展的同时，它们也随之拓展了自身的活动空间、机会结构和组织网络，进而也改变了既有政治权力运行的条件、局限、规则和任务。这里提出几个关键的概念：“系统性风险”“新型政治空间”“权力真空”和“集合性行动”。这四个概念是影响政治安全的关键变量。

(一)系统性风险

讨论政治安全的概念，一个重要的前提是要具备系统性风险的思维，即受到互联网新技术因素的影响，各领域联动性增强，大量局部风险外溢，并以极快的速度和全新的机制演化为整体性风险。比如说金融股市，它本来是一个金融问题，或者说在过去是一个金融问题，但是金融领域出了问题(例如互联网金融中的P2P合规化整治)可能就不再仅仅是金融问题，而是涉及到社会稳定乃至政治稳定。

在新技术环境下，经济、社会、文化甚至是农业领域的风险都有可能外溢成为整体性风险，当分立的官僚行政系统无法处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视之为政治安全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安全可以在系统性风险的层面来加以审视，它不一定是政治领域的安全或是直接针对政治制度的风险挑战，而应理解为各个具体领域的管治风险外溢后形成的系统性风险，是经济、社会、文化、金融乃至互联网等领域所积聚矛盾的总爆发。判断社会治理领域的问题是否属于政治安全的范畴，主要依据就是要观测这些局部的和日常治理中存在的风险是否已经构成系统性安全，风险是否外溢，是否已经对现行治理体系形成了威胁，问题的呈现对体制的制度合力需求越大，政治安全的特性越强。

(二)政治空间

中国的体制在起初拥有制造各种政治空间的能力，后来在建设市场经济过程中，中国的政治空间发生了极大改变，从农民到市民，从居民到网民等，从实体社区到虚拟社区，社会力量和公共空间不断壮大、裂变，体制不仅丧失了制造空间的能力，识别和管治不同空间的能力也在衰退。

在新技术环境下，中国的政治空间被极大地重塑，它不仅体现在经济社会结构剧烈变化带来的社会“再组织化”过程，而且体现在组织、观念、文化意义上衍生出更进一步的裂变。传统政治空间的核心特征是组织的稳定性、国家能力或行政能力。而在新型政治空间中，任何政治空间都具有行政边界，但是一个没有边界的政治空间出现后，是对政治安全的重大威胁。这个空间可能出现在有形的物理空间、人事和制度构成的组织空间，也可能是无形且无组织的观念空间。网络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种无形、无组织(或有组织但组织效能低于传统组织)的观念空间。

在新技术环境下，国家将面临更复杂的微观环境和复杂的空间结构。巨大的“利维坦”将与更多的新人群、新组织、新社会力量建立关系，它们之间似乎变得陌生起来。在政治空间下，事实上居住着无数个官方从来不知道的“小组织”，其组织形态和管理方式对国家而言都是未知的。这些小组织明确自己在社会中一定要切割某部分的权力，并同时划定自己的虚拟和现实边界。它们的特征也许不是要求政治统治权力，但至少要求内部“疆域”的控制权。2017年“两会”上出现的翻白眼事件，有无数小组织小个体借助新技术形式表达它们的观念。显然，依靠传统的组织形式和行政手段对这些新型的空间难以管治，行政管治失灵到一定程度即为政治风险。

(三)权力极限

在新技术环境下，因技术赋权产生的复杂交易和社会动能，使许多领域的问题突破了传统官僚制国家机器管理的极限。互联网+等新技术运用颠覆了传统的社会组织形态，在产生复杂政治空间的同时，还培育了无数个能动的创新性的行动主体。尽管目前有一定监管，但是在某些领域仍然被视为无边界的政治空间，公权力和传统治理手段无法覆盖。

国家权力难以覆盖新的社会空间、生活领域或市场活动，带来了政策真空或权力真空，这种情况有别于行政“不作为”，它的本质在于现有国家及其行政权力运行的极限受到挑战，使传统行政管理的覆盖和政治权力、规则的运行瞬间失效。在极端情形下，国家规范社会的能力和机制也将因新技术因素而受到削弱甚至彻底颠覆。例如，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去中心化”的信息存储方式，可能颠覆政府垄断和操控新闻信息的能力，即使国家可能拥有先进的算法，也无法抵抗庞大的机构和社会力量所形成的复杂算法能力及其可能出现的联合。在这个意义上，新技术挑战的是政府权力的极限。

面对这些新的挑战，政府投入了巨量的资源，但是在某些领域注定是低效率的行政手段。与此同时，新技术公司和新技术手段正在替代政府介入这个新型政治空间，例如蚂蚁金服、阿里健康，并且当政府无法找到恰当的依据或工具处理这些新问题时，就会造成国家同新兴力量的对立。例如2015年的股灾就是典型现象。此前没有任何行政的手段、技术去识别和覆盖，出了事之后才疯狂惩治。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安全也可以从权力极限的视角来加以审视，它是新的社会形势和政治空间下，国家权力和行政管理的边界受到挑战的政治现象。

(四)社会事实

当代中国面临的国家政治安全挑战的基本形式不再是直接的攻击和颠覆政治制度，而是借助于政治空间转换，从传统的“集体性行动”演化为不同空间下聚合而成的“集合性行动”。互联网和新技术的发展加速了个体感知的聚集，基于个人感受聚集起来的社会事实在舆论生态还有政治生活中的意义变得更为显著。近年来，许多一般性的经济社会治理问题，呈现出显著的“泛政治化”的现象和趋势，背后显然是互联网和新技术手段传播的影响。一般性议题迅速演化为泛意识形态化的虚拟空间讨论，虚拟空间领域展示出一些相同的话语节奏和动作，矮化政府治理能力，撕裂社会共识，造成思想混乱，进而构成了对政治安全的实质性损害。

雷洋案、杨改兰事件、辱母杀人案、“翻白眼”等一系列个案事件在网络舆论场的助推下，利用了国内中产阶级的现实关切，触动其敏感神经，更进一步造成社会思想意识的紊乱不安，这就是当前最显著的“社会事实”。这些具有偶发性的极端个案表明，中国当下的政治空间正呈现出一些崭新的特点，是新技术环境下社会聚集的本能反应，它似乎不需要传统社会运动所需要的积累效应。在新技术的助力下，观念的聚集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破坏力，而在某个领域、某个时刻，行政权力对此种现象的处置又非常刚性，采取底线管理、突然断电的方式。只要突然断电，整个国家跟市场、社会新兴力量之间就可能出现短暂的对抗状态，这个节奏一旦变快，对政治安全显然极为不利。

▍落后的处置：新技术统治与政治统治的冲突如何化解？

所有重大技术的出现都会导致某种放大性选择，其影响深度和广度超越统治结构的自身理解能力。新技术的使用和当下政治运行规则之间的冲突会如何转换？技术在某些领域的使用已经让政府的所有公共行为和企业运营紧密地纠缠在一起，下一步的演化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在大工业时代，站在政府对面的是大企业、大集团，到现在政府可能还在部分以这种统合思维来理解这个世界，还以为在管理阿里巴巴、百度、腾讯和今日头条，实际在技术意义上完全不是这样。新技术出现之后会赋予更广泛的新兴组织、新社会以力量，怎么样处理政府与新兴组织、新兴力量以及一些社会新现象的关系，可能更为关键。

较之于复杂的社会生态以及由此衍生的新型政治形态，现有的治理理念和处置工具实际上是相对落后的。面对系统性风险、复杂的政治空间构成以及更隐秘的社会事实，目前政府的治理结构与之不太相适应。最核心的问题是，在处置新型社会问题的时候，除了依靠官僚系统和官僚化的方式，没有其他更为多元化的工具和手段。遗憾的是，面对各种复杂的社会群体，当前的官僚体系似乎并没有孕育出一种可以融合、连接以及有效判定各种社会利益冲突的能力，更缺乏在各种不同的新兴社会细胞中建构信心、实现有效互动的能力。

相对于如今呈现多点式布局的更为复杂的市场和社会来说，官僚系统的权力运行总体是刚性的、被动的、因循的，调整成本是极高的。官僚体系只是作为一种指令工具在运行，免责和高效率完成指令是官僚机器的本质。这种特性决定了在新技术环境下，在处理复杂的社会问题和政治形态的时候，许多问题不是20世纪发展出来的行政组织所能容纳和解决的，过度依赖官僚化工具和手段往往会累积风险甚至制造风险。言下之意，许多社会事件的演变升级，可能不是社会成员心理结构的必然结果，而是行政治理不当造成的。

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根本原因在于，作为治理工具，官僚系统本质上缺乏对整体性责任的预判和承担，更缺智能化的临机判断与虚构假设预警的能力。一个单中心的组织，在技术上无论如何改造，现有技术系统的容错能力和可逆性都非常差。社会、市场这样的刚性权力运行之间没有缓冲地带，没有休战的空间。面临突然冒出的新事物和新挑战，国家权力突然“断电”，可以想象在某些领域，国家与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也可能随时会断裂。换句话说，我们的政治体系有大量刚性执行的机制，但是似乎缺乏应对异常和善于提出风险假设的机动队伍，在思考空间里缺乏多中心的互联网思维。

这种底线管理和刚性权力的运行，实际上对国家长效的安全有弊无利，它实际上是迫使国家权力丧失了“自我训练”的能力。没有缓冲，没有互动，没有了解和空间辨识；对于新问题的出现，没有预警机制，没有周旋空间，整个政治系统刚性运行，实际上逼迫市场和社会失去了采取和平处置系统的可能性。

▍理论工具“道德裹挟”和“灭火模式”

基于原有的认识论和治理经验，实际上我们在处理政治安全问题时缺乏科学有效的理论工具，且容易陷入一些“道德裹挟”和“灭火模式”的窠臼。当下的政治安全分析，更加需要的是科学的理论视角和分析工具，需要依靠更为可靠的观测、预估、干预的治理能力、技术路线和政策工具。

以“道德裹挟”模式处置政治安全问题，表现为依靠态度、立场和情绪判断是非、区分敌友，把态度和价值作为识别标准，这实际上无法寻找可靠的政策工具。在政治安全问题上，应该避免绑架思维，裹挟思维，回避封建和冷战思维评价，因为这种思维模式没有产生实际的治理效能，没有指出影响政治安全的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所谓“灭火”模式，即依靠官僚体系和国家监管制度建设进行管理的模式。该模式强调社会转型期国家能力和国家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主要着眼于对行政生活中已经出现的风险因素的现实分析，强调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的监管功能，着眼于已经发生的事实。基于政治安全的治理需要，不能仅仅着眼于强调立场和情操，更需要的是可靠的技术路线。而围绕技术要求，又不能仅仅着眼于当下，而是要具备能够预见国家尚未出现的安全需求的能力，这就需要拥有科学的分析分工和提出假设、预警的能力，要引领治理技术的变革和进步，同时在行政实践中逐渐培养建立假设、虚构，预警、缓冲的机制。

本文原发表于《东方学刊》2019年第1期，原题为“新技术环境下的政治安全”，此处略有编删。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