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心理学和自然科学的社会知识本体论

二月份的时候，在机构里做了一个“中国未来创新潜力分析”的分享。从心理学的视角，基于现有的实证证据，我很难认为创新指数这个指标能够说明中国未来很有创新潜力。但机构里大部分人是经济学的背景，有人并不太相信关于个人创造性的研究结论可以推广到国家层面的创新上，这也促使我思考不同学科背景的人所认为的社会知识到底是什么。

前几天和涛哥聊心理学和经济学的区别，说到了操作定义，我就想这三个学科关于定义本身的认识是不同的，也将从这个角度展开本文。

自然科学里的定义是直观的。自然科学是研究某种自然现象的，而这种自然现象必然是被人观测到才会去被研究，因此里面存在的建构部分是最少的。比如人观察到物体会下落，把导致物体会下落的原因定义为重力，所有不同重力学者对重力的定义内涵和外延是相同的，针对这个概念得到的知识也是普适的。现代量子物理虽然建立了一些不够直观的定义（如微观粒子，虽然承认其有波粒二象性，但对其的本体认识是基于粒子，是在粒子的性质上对其做了修正，认为其满足波的一些规律。但应该认为微观粒子和宏观上的波和粒子都不同甚至不相似。），但这些定义的基础类比仍然是原来相对熟悉的一些物理实体，很少有自然科学家怀疑自己研究的某个东西是不是构念。

心理学里的定义是操作定义性质的。心理现象并不是直观的，往往是存在于人类语言和文化中，因而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质。比如聪明、比如创造性、比如精神健康，这些东西都需要人的评判才能够做出定义，与物理中相对客观的测量不同。所以心理学在对概念进行定义时往往借助操作定义进行，说某个概念即是在说一套得到所有心理学家公认的测量方式。先制定一套学界公认的对这个概念进行测量的体系，再借助这个体系去定义这个概念。比如创造性的定义是产生新颖或有用想法的过程，所有对创造性的测量都满足这个定义。也正因此，心理学避免了各个学者对相同概念的研究沦为自说自话，心理学知识得以证伪和积累。

经济学，尤其是宏观经济学，则缺少操作定义。宏观经济现象本身是比心理现象更为抽象的存在，它通过分析各种宏观经济社会数据指标，得到结论。与传统的实证科学不同，经济学里逻辑学和数学的成分更重，更重视演绎推理，它结论的得到需要满足更长的逻辑链条。也因此，很多宏观经济学家对同一个现象的解释是矛盾的，即便他们都使用同一套数据（凯恩斯、哈耶克和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解释各不相同）。这其中的原因在于，不同的数据指标对于不同流派的经济学家代表的含义并不相同（如凯恩斯可能会认为政府赤字率这个指标代表投资进而能提振消费信心，而奥地利学派则可能认为赤字率代表对经济本身自然规律的干预程度），所以同样的证据沿不同的逻辑链条产生了不同的结论，这在心理学家看来是不可接受的。

总结一下，自然科学由于其本身研究对象足够具象，操作定义没有那么重要。而心理学及经济学虽然都研究抽象的人类概念，但心理学相对比较微观，可以进行操作定义，不同心理学家对数据的解释可以达成共识；经济学的宏观则导致了定义操作化的困难，经济指标的解释很难达成共识。考虑这一个命题“经济是影响中国车市变化的主因”，经济学想要证明或者证伪这个命题是很困难的：你可以选用GDP作为经济的指标、也可以选用GDP的变化率、也可以选用M2，你可以选用的指标太多了，这些指标中有多少能和车市做出显著相关结果才能证明这个命题呢？

但我其实还想说对操作定义的看法以及学科知识的差别让这三个背景的人对社会科学知识产生了不同的本体论。自然科学是基于百分之百的实证结果的，物理规律你无论观测多少次得到的结果都是确定的，因而反例在自然科学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反例导致新粒子新元素的发现）。但是包括心理学在内的社科知识是基于百分之九十五的统计科学的，这意味着对于任何社会科学知识你总能找到反例。比如说“外部动机对创造性有负面作用”，有没有外部奖励导致某个个体创造性表现好的例子呢？肯定有，自然科学背景的人很可能就会基于这样的反例认为社会科学的结论不可信意义不大，是虚的。而（宏观）经济学呢，则由于其内部知识流派之间本身就具有很多矛盾，因而可能会认为某种社会科学知识的解释只隶属于某个门派，换一种解释数据的方式可能就能得到另一套结论，我会觉得经济学背景的人可能会相对更重视逻辑的通畅而轻视实证证据。

回到具体的讨论上，心理学里的创造性是一个统一的概念，现有的实验证据都表明开放的文化能促进创造性，而管制偏紧的文化对创造性有负面影响。但是从经济学的思考路径出发，可能会认为这只是一种解释，我们还可以选取其他的指标来代表创造性，比如独角兽数目，管制偏紧也可以从另一些社会角度去理解，比如可以认为管制偏紧也是对特定方向技术创新大投入的另一面，对对特定方向技术创新的投入会促进这一面的创造性。这就启示心理学在于不同背景的人交流知识的时候，要想到他背后的知识结构以及本体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