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南橘北枳》（六）

比较文学

1.言论

“如果我们要想对比较文学的性质作一理论上的探讨，那么我们就必须弄清楚，文学研究中比较的前提是什么，亦即可比性的本质是什么。虽然对可比性这个问题的争论常常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但可比性却是这门学科发生重大转变的内在原因。”（乔纳森·卡勒，31）

2. 学派：

1）法国学派：在比较文学的早期阶段，随意的文学比较使得比较文学变得声名狼藉，法国学派的主要代表巴登斯贝格、梵·第根、卡雷、基亚等为了使学科获得坚实可靠的根基，遂干脆将平行研究抛弃，将比较文学研究严格限制于实证性的国际关系研究，以实证的方法研究民族国家文学间的影响关系。正如卡雷说，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他的学生基亚进一步指出，比较文学是国际文学关系史。这一反一正的规定，明确把平行比较排除出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通过为学科设限，法国学派排除了缺乏可比性的随意比较，确立了科学的实证性的方法，在国际文学影响关系研究中来因应比较文学的可比性问题。法国学派的学科定位同时也放弃了比较文学的文学性和审美性研究，可比性就限制在具有实施影响关系的民族国家文学之间（31）。

在传统影响研究理论中，比较文学就是国际文学关系研究，它的可比性即文学影响关系的同源性。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研究都是以文学同源关系为旨归的。（33）

影响研究在法国学派这里已经是一套成熟的学科理论体系，研究对象就是国际文学关系，研究方法就是科学实证的方法，研究依据就是影响关系的同源性。（36）

影响关系研究是建立在“同源性”可比性基础之上的……研究方法仅限于搜集材料， 分类鉴别，实施考证，寻找因果、厘清源流……影响关系的同源性包括主题的同源性、形象的同源性、文类的同源性等。国际文学影响关系的同一性保证了实证性研究的可能性和科学性。（38）

影响关系的变异性是指国际关系和相互影响中，由于不同的文化、心理、意识形态、历史语境等因素，在译介、流传、接受的过程中，存在着语言、形象、主题等方面的变异。（38）

文学从一国传到另一国必然会面对语言翻译的变异、接受的变异等问题，会产生文化过滤、误读与甚至翻译上的创造性叛逆，甚至发生他国化式的变异，而这些都是文学流传、影响和接受中不可避免的变异现象。文学变异现象也是当代接受美学和阐释学所研究的重要课题。（39）

国际文学关系和相互影响中的变异性和同一性实际上是共存的，是影响过程的一体两面。以往的影响研究只注重同一影响的一面，而忽视接受变异的一面，这扬就导致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研究中只关注同的一面，而忽视异的一面，把影响关系只理解为同一性的关系而忽视了其中也有变异性的关系，这是西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重大缺憾。（39）

主要代表人物：巴登斯贝格、梵·第根、卡雷、基亚。

梵·第根1931年出版的《比较文学论》可以说是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理论的纲领，他认为，比较文学就是以科学实证的方法研究不同语言、不同国家文学间的影响、假借关系（梵·第根，戴望舒译：《比较文学论》，商务印书馆，1937， P17-18）……梵·第根将比较文学和国别文学区别开来，又辅之以总体文学研究，认为比较文学就是要刻画出从起点，经媒介到终点的影响路线，相应地就把比较文学划分为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三大研究领域。（35-36）；梵·第根认为比较文学史研究国别文学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的关系，应具有科学性，是在影响事实之中寻找出因果关系，这种假借和影响， 是可以通过材料搜集和缜密的梳理、鉴别予以实证的（36）。

卡雷把比较文学作为文学史的分支，研究不同国家作家作品存在的“精神交往（des relations spirituelles internationals）”和实际联系（des rapports de fait）(J.M.伽列：《比较文学》初版序言，《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选编，1986年，P43) ；

基亚承接他老师卡雷的观点，干脆称比较文学为“国际文学关系史”。（35）认为比较文学就是研究影响和成就， 研究来源。

他们的理论使比较文学凸显出实证性和科学性的精神。

影响研究： 法国学派只突出了其实证性的一面，忽视了其非实证性的一面，只注重同一性的影响关系，而忽视了变异性的影响关系。所谓实证性的国际文学关系研究，就是通过搜集材料，鉴别考证，寻找文学影响、流传、接受和变化的事实证据。这种实证性的国际文学关系具有明细行和实施确定性的特点。（36）流传学研究中的文学影响的范围，时间长短， 文学流传的方式，接受者的反应、评价和模仿， 这些都是可以通过材料搜集、筛选鉴别的方式予以实证的，如印度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渊源学研究中的口传渊源、笔述渊源可在作家的传记、谈话、采访等材料中找到事实证据……译介学研究中作品的译者、版本、文学团体和国际会议等流传中介的研究能够找到许多事实佐证，对文学国际影响关系予以实证性研究。（37）

所谓影响的非实证性是指影响关系具有不明晰性、不确定性，不能完全通过事实材料予以实证的国际文学关系。有些影响是精神性的关系， 比如在精神气质和审美倾向上的影响就很难进行事实考证，尽管法国学派也曾这么做，但很难说实证的结果具有明晰性和确定性。（37）

2）美国学派:

平行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传统理论之一，指对没有实际影响关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等进行比较研究，论述其同异，总结文学规律，也指对文学与其他学科，包括哲学、宗教、艺术、历史、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进行比较研究，揭示人类知识的共通性，说明文学的独特性。目的是加强各国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40）

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的区别是，平行研究更强调比较研究的类同性，注重比较中的文学性与审美性，而非事实联系。（40）

运用平行研究理论进行比较文学研究取得了许多令人称道的成就，比如韦勒克的德国浪漫主义和英国浪漫主义的对比就是类型学研究的典范，约斯特探讨了教育小说和十四行诗在欧洲各国的兴起、发展及变化，就是很好的文体学平行研究。（40）

平行研究的主要领域，包括主题学、类型学、文体学、比较诗学、跨学科研究、文学人类学等，都以寻求相似性和雷同性为研究的出发点。（40）

韦勒克等学者强烈反对这种狭隘的可比性基础，主张恢复没有影响关系的平行研究，形成了平行研究的学科理论。他们认为，不具有任何影响关系的国家文学之间也具有可比性，比较文学就是要研究不同国家文学之间在文学性和审美性上的类同性。但在跨文明、跨学科平行研究的可比性上，美国学派的内部也存在很大分歧，韦勒克就认为不同文明，不同学科之间的文学可以比（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名称与实质》，黄源深译，干永昌等编选《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P144-145），而韦斯坦因认为，不同文明之间不具有可比性（韦斯坦因著：《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刘象愚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P5）（32）

“我不否认有些研究是可以的……但却对吧文学现象的平行研究扩大到两个不同的文明之间仍然迟疑不决，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在一个单一的文明范围内，才能在思想、感情和想象力中发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维系传统的共同因素……而企图在西方和中东或远东的诗歌之间发现相似的模式则比较难言之成理。”（韦斯坦因著：《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刘象愚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P5-6）

主要代表人物韦勒克，当代的理论家巴斯奈特、斯皮瓦克。

传统平行研究理论主要由美国学者倡导，他们客服了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狭隘性，认为没有实际影响关系的国家文学之间也具有可比性，这种可比性就是类同性。不同国家文学之间虽然不存在实际的影响关系，但它们在主题、题材、风格、情节、形式、内容、艺术技巧和审美倾向方面都可能存在相似性和雷同性，研究这种相似性和雷同性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主要任务。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理论与他们强调比较文学的文学性和审美性的主张是一致的。（34）

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理论的局限，与他们的欧诶中心主义的立场密切相关，他们在东西方文明是否可比，比较文学是否扩展到欧美文学之外等问题上徘徊不前。（34）

在跨文明的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也的确存在着大量低劣的比附和滥比现象……表面上求同辨异，实际上重同轻异，简单地把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的类同理论运用到不同文明圈之间的比较。例如，赵景深的《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一文，简单归纳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生平和创作上的相似之处……简单罗列些表面上的相似显然无助于对两位作家认识，结果必然流于X+Y式的浅层比附。（40-41）

以求同为基础的类同式平行研究必然导致了“异质性的失落”，忽略不同文明间文学现象的异质性，极大影响到平行研究的学术价值……异质性决定了平行研究的价值和意义。（41）

3）阐发研究

禅法研究是由我国台湾学者提出来的……使用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来阐发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理论……可以分为自觉的阐发和不自觉的阐发。佛经翻译过程中的格义，其实就是比较研究中的阐发……只注重单向阐发，主要就是用西方的理论来阐发中国的文学，用西方的理论阐发 中国的文学理论。后来又有中国大陆学者提出双向阐发，主张中西文学和文学理论的互释、互证。但不管是单向阐发还是双向阐发，都没有充分重视到阐发研究中的异质性和变异性问题。（42）

按照变异学的观点，不同文明间文学的平行比较或者相互阐发，是在文明异质性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种情况下的比较和阐发，变异是必然的，也是根本的。用西方文学理论来阐发中国文学现象，用西方文学理论来阐释中国文学理论，如果不注意异质性和变异性，就必然会出现以西释中、生搬硬套的问题……跨文明比较中的阐发研究必须注重不同文明间的异质性和变异性。（43）

4) 比较文学变异学

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绝不可能只有简单的求同，而是在相互尊敬、保持各自文化个性、差异与特质的前提下进行平等对话。在进行扩文明比较学的研究时，如果只一味求同，不强调求异，势必会忽略不同文化的独特个性，忽略文化与文学在相互影响的复杂性与相互比较的多啊养性，最终使研究流于表面的同，甚至肤浅的同。（77）

长期以来，国内学者并没有从学科理论上认识东西方不同文明比较的变异学和异质性，很多中西不同文明比较文学研究仍然局限于西方原有的求同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框架，简单地把影响研究的同源性和平行研究中的类同性理论运用到不同文明圈之间的比较……似乎只要发现了东西方文学惊人的相似之处，就万事大吉，基本不考虑，或者基本上不去深思东西方文学表面相似背后的巨大文明差异，于是便导致了中西比较文学中出现的大量浅层次的、肤浅的……比附性比较，甚至出现乱比、滥比的现象（79）

无论是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或是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甚至所谓恶俗学派的类型研究，都是强调童童性，认为可比性在于同源性或类同性。因而，整个欧美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都是缺乏变异性研究的。（81）

中国学者提出的比较文学变异研究，弥补了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和美国学派平行研究的缺憾，开启了注重异质性和变异性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新阶段。（81）

5） “不同文明之间不具有可比性”的错误言论

自近代以来，中西文学比较就已经在实践层面上进行了多年，而且成果斐然，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钱钟书的《谈艺录》、《管锥篇》就是中西比较的典范。（33）

“我不否认有些研究是可以的……但却对把文学现象的平行研究扩大到两个不同的文明之间仍然迟疑不决，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在一个单一的文明范围内，才能在思想、感情、想象力中发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维系传统的共同因素……而企图在西方和中东或远东的诗歌之间发现相似的模式比较难言之成理”（74）（乌尔利希·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刘象愚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5-6）

长期以来，西方原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认为，比较文学的可比性是求同性，是寻求不同中的“同”：即不同国家文学中的同，例如：影响研究的可比性是同源性，平行研究的可比性是类同性，如果没有同源性和雷同性，那就没有可比性。显然，在西方原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东西方文学是没有可比性的……这是西方学界的偏见和谬论……（75）

韦勒克就认为应当以相同性来认识东西方比较文学的合法性。他认为，东西方不同文明的文学史可以比较的，因为全人类文学有共同之处。韦勒克柱状将全世界文学“看作一个整体，并且不考虑语言上的区别，去暗锁文学的法神个发展”。主张“研究各国文学及其共同倾向，研究整个西方传统----在我看来总是包括斯拉夫传统----同最终比较研究包括远东文学在内的一切文学之间，会产生相互影响。”（75）（韦勒克：《今日之比较文学》，黄源深译，干永昌等编选，《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165）韦勒克的核心观点之一是号召人们通过全世界文学比较研究去探寻文学的共同奥秘和规律。（58）

钱钟书先生也持同样的看法：认为东西方文学的可比性在于文学与文化的共同性。钱钟书希望通过比较，寻找普天下之下共同的诗心、文心、共同的艺术规律、共同的人类心声。他对不同时空、不同文化、不同文明背景之下人性、人心、人情的相通相融充满了信心。这一点在《谈艺录》的序言中表述得最为清楚，即钱钟书先生所谓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钱钟书看来，不管时空如何转变，不管文化、文明多么不同，既然人性人情有着那么多息息相通之处，那么，四海之内的文心和诗心必然是可以沟通的，而她自己进行学术研究的目的正式要构筑一座不同文化、文明之间顺利进行交流沟通“心理攸同”的桥梁。（76）

20世纪比较文学的中国道路

1）引进与发展

中国比较文学的产生，具有自发性特征，并有其内在的驱动力。这种驱动力在于：中国比较文学史在近代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中诞生的。从她呱呱坠地之日起，便带着中西文化的碰撞的胎记。她的发展，是伴随着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伴随着中西文化的论战，伴随着社会政治文化改良运动而发展的。（110）

最初的成果：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和《红楼梦评论》，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吴宓在东南大学开设了中西诗之比较， 陈寅恪在清华主讲“佛经翻译文学”等。1931年，傅东华翻译的洛里哀的《比较文学史》，1937年戴望舒翻译的梵·第根《比较文学论》由上海商务出版社出版。（110）

之后的三十四年：许地山在佛教与中国文学方面的影响研究；季羡林对中印文学方面的考证； 朱光潜与尧子在中西诗与戏剧方面的平行研究；丰子恺、宗白华等人在文学、音乐与绘画方面的跨学科研究；钱钟书的《谈艺录》（111）

我国的比较文学发展一直徘徊在翻译与摹仿的道路上，没有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学术需要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最终在跨文明视野下才认识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异质性不仅导致法美学派无法看到东方比较文学研究的巨大潜力，也是导致中国比较文学一直在求同的思维模式下无法找到适合我国学术传统的比较文学发展道路。（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