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读书摘要和笔记（20200513）
政治的统合与重组不是通过全民投票和公开讨论这样合理的方式来决定的，换言之，并非经过一个可以预测的过程，而是依循陋习，完全依靠一种偶然的人际关系来处理。
通过研究错综复杂的日本现实政治的动向，来洞察各种各样的政治活动的规律，并要把这种确切获得的命题与范畴不断的在现实政治中加以验证，使之发展下去。……方法问题与对象问题的相互牵连是政治思维的特点之一，纯粹的、超越对象的先验论式的方法在这个世界上是行不通的。……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掌握的是我国的政治学理论能否正确的分析日本与世界的现状，以及能否为科学的展望其发展方向给予具体的坐标。只有达到这一目标，才能向在前所未有的政治动荡中彷徨的国民大众证明：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是有其存在理由的，也就是要求政治学首先是一门“现实科学”。
政治学者应和其他学者一样，根据真理价值来进行自己的思索，在这一意义上有必要坚持“禁欲”的态度。但是，禁欲也只有以欲望的存在为前提才有其意义。它与欲望的格斗越激烈，其伦理价值才愈发增大。（注：与伦理学一样，欲望越大，与它搏斗的越激烈，不管结果如何，对于个人来说都会有很大的价值；当然如果能够战胜欲望，那么个人得到的启示和认识就会有更大的价值。）
在追求客观性方面，对于立志于现实科学的政治学者来说绝非易事。他必须在内心不断克服作为理念的客观性和作为事实的存在制约性的二元之争，这种紧张感将随着他的学问在政治现实中扎根越深而变得越发剧烈。他到底会因不堪忍受这一紧张感，在现实政治中随波逐流，直至堕落到将自己的学术作为特定政治势力的手段，纯粹的“意识形态”呢，还是相反，对所有一切具体的政治现状熟视无睹，索性回到过去那种抽象的书斋政治学上呢？（注：其实这种内在和外在、客观与主观的矛盾存在于一切社会科学领域，只是政治学表现的尤为突出。我们如果能在锲而不舍的面对并努力解决这一难题的时候，在这种矛盾的对立中寻求到一线解决问题的希望之光的时候，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对于政治学的理解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第三卷 第一章 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
判断一个政治家的功与罪最终应看他的政策实际上导致了怎样的结果，关于他的动机之善恶至少不应成为首要问题。政治家的责任是彻头彻尾的只看结果的责任。
人们总以为政治必然要与那些不干不净的东西连起来，其实不然，最大的原因在于政治本身是实际作用于人，本质上是要确保某种结果的。所以，与其说政治肮脏，不如说现实的人天生就没有天使那版纯洁完美。（注：政治的本性就是人的本性，责怪政治实际上是对人性的误解。只要是政治权力，它就不可避免的要与出自个人良心的自由判断相悖，不可避免的要抹平多元化的价值观，将人强制性的纳入到一个统一的价值观里。权力的运作手段越高明，权力发挥的功能就越大；权力本身是中性的，但是经过人来行使，就必然要附带上人性的复杂和多维。）——“第三卷 第二章 人与政治”
权力与道德的关系如果追溯其历史一直可上溯到难以分辨两者关系的上古时代。那个时代政治权力与其说是作为一种外部的强制力，不如看作是一种精神上的约束，反之，道德并非纯粹的心灵深处或精神上的规范，而是具有实体的、感到实存的一种规范。我们也可把它成为道德与权力是直接的统一状态。
实际上锲入权力与道德的原始统一的最重要的契机就是政治权利中的法制的形成，自不待言，法又是产生于习俗的，而凡是属于法的它至少是带有某种目的的产物。与此相反，道德并非是人为制造的，因为有其规范的制约力为基础。
国家权力从宗教的、道德的、习俗的制约，简言之，是从政治以外的制约中摆脱出来而获得独立，自觉到自己固有存在的理由与行动准则，这就是近代的国家理性的意识形态，宗教改革反对教权的世俗统治，强调基督教信仰的理想与内在性，其当下的结果便表现为世俗权力大张旗鼓的公然主张开来。
不管怎样，就此课题不应单纯止于历史的或政治哲学的考察，而是要作为经验性的政治课题来处理，必须要改换视角，从权力与道德这一层面更换到权力的道德这一层面。（注：权力与道德都与人密不可分，所以必然要相互交错。作者给出的方法是要暂时先彻底的站在权力主体的视角，将那种有可能危害权力正当行使的各种德行一一排除，这样剩下的就是权力的正当行使必不可少的德行。）
政治的现实主义不是与所谓的“现实政策”同一语词，倒是仅仅只追求“现实政策”常常会在结果上并不现实。这一问题通过历史过程来加以证实，解明权力的道德，便成为重要的课题。这之前要从政治观察和实践中排除那种二者择一式的思维，即道德伤感主义和所谓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注：现实的政治和权力运作要求最低限度的道德和伦理：即马基雅维利和埃德蒙·伯克提出的慎重，抑制盲目的支配欲望，排除自我陶醉及虚荣心，或者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灵魂的制御”以及“和原来的人之间拉开距离观察的精神”等，这些是现实的政治权力运作所必不可少的道德和伦理规范。）——“第三卷 第四章 权力与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