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伯克段于鄢：怎么理解这六个字？
《春秋·隐公元年》载：“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郑伯克段于鄢”六字，诞生了不少经典和佳话。例如，《左传》对此事的详尽叙述，洋洋洒洒六百余字，影响颇大，是公认的经典文章。不仅如此，1959年至1960年2月，毛主席在详读“郑伯克段于鄢”等历史，罕见说过，“郑庄公这个人很厉害，在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中都很懂得策略”，如此重要的评论，可见这段历史蕴含着重要的政治军事价值。
对比《左传》、《公羊传》以及《谷梁传》对这句经文的诠释，可以发现三者共同特点是，对“反动者”共叔段的批评，但对内部博弈的“胜利者”郑伯带有更甚于共叔段的贬义评价。
比如，《左传》、《公羊传》与《谷梁传》都批评了共叔段。《左传》称“段不弟，故不言弟”，段不守作为弟弟的规矩，所以不言弟；公羊传称“段者何？郑伯之弟也。何以不称弟？当国也。其地何？当国也”，认为《春秋》的“段”字意在数落共叔段之“反动”；而《谷梁传》称“段，弟也，而弗谓弟；公子也，而弗谓公子。贬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认为《春秋》的意思是指出共叔段没有遵守作为弟弟和公子的本分。三者的大意相当。
对于后者的不同在于，《左传》重史，《公羊传》与《谷梁传》重解读。
因此，《左传》更能全面了解这段历史背后的前因后果：从郑伯出身时“寤生”被其母姜氏歧视，到姜氏和共叔段蓄意谋反，再到郑伯克“段”于鄢，最后郑伯与姜氏“和好如初”。虽然对郑伯带有贬义，但应了一句话，“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
《左传》记载郑伯大功告成后，“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也就是说，共叔段逃到了共地（今河南辉县）。而《公羊传》与《谷梁传》认为，郑伯于鄢杀死了共叔段。这是其中的一个基础事实的差异。
基于此，《公羊传》与《谷梁传》的解读如下：例如，《公羊传》称“克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意思是《公羊传》认为《春秋》用“克”字而不用“杀”字，是因为强调郑伯的恶。
关于《春秋》为什么用“克”字，《谷梁传》称“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杀也。何以不言杀？见段之有徒众也“，《谷梁传》的看法是，是因为共叔段有大量追随者。这一看法于《左传》的看法类似，即“如二君，故曰克。”
这三种解读都有各自的道理。把这三者的解读拼在一起，能让我们更全面理解这段历史：郑伯身为郑国国君，其弟共叔段却有大量追随者，即使郑伯最终镇压了共叔段，但兄弟彻底反目，撕裂国人，难言完全胜利。
涉及具体层面来说，《公羊传》的观点是，“母欲立之，己杀之，如勿与而已矣”。意思是，姜氏想要立段为国君，郑伯却把段给杀了，还不如早早不给他地盘。
这地盘说的就是共叔段的封地，京（今荥阳县东南二十余里处）。普遍的观点来看，京地的面积、富庶程度可以媲美郑国都城郑（今河南新郑）。经二十多年的经营，段又吞并了西鄙、北鄙（杨伯峻 :“郑国西部与北部边境一带地 ”），直到廪延（顾栋高 :“今河南开封府延津县北十五里）、鄢地（今鄢陵县西北约2O里处）等。共叔段经营有“京 、廪延 、鄢 ，小城邑更多 ，几乎可以说控制了郑国一半的国土”，韩益民《“‘郑伯克段于鄢 ’ 地理考》考证分析道。
如此来看，《左传》记载：“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昵，厚将崩’”，就容易理解了。这段历史的意思是，郑武公之弟、郑伯的兄弟公子吕，即子封对郑伯强调，如不遏制共叔段，共叔段将得到人民的拥戴。可见情势之紧张。但郑伯认为，不义之人不能得到人民真正爱戴，最终会奔溃。
从《左传》可知，这一切都是郑伯默认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直白来说，这是郑伯的“欲擒故纵”之计。《左传》后又提到，待“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意思是，当段叛乱之际，郑伯一声令下，即刻调动子封帅车二百乘讨伐京地。汉杜预注 :“古者 ，兵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两百乘意味着至少15000人，在当时已经是大军级别。《史记·陈涉世家》写道，“比至陈，车六七百乘，骑千余”，也就是说陈胜吴广起义反秦的军队不过六七百乘。从一声令下迅速调集大军，到克京、逼段入鄢，一气呵成，可见郑伯早有完善的军事准备。
所以，《公羊传》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对于这一段历史，用《谷梁传》的总结非常恰当，即“郑伯之处心积虑成于杀也”。与此观点类似，《左传》提到称“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其指出《春秋》强调“郑伯”两字的特殊含义。汉何休认为：“若作讨贼辞，当称人以讨，如齐人杀无知然。今不如此者，经本主为恶郑伯失亲亲而书，故曰郑伯而不称人也”。《左传》认为郑伯对共叔段缺乏训导教育，逼走共叔段是郑伯的本意，与《谷梁传》同义。
除此之外，《谷梁传》对于“鄢”字的看法颇有独到之处。它提到，“于鄢，远也，犹曰取之其母之怀之云尔，甚之也”，意思是郑伯在偏远的鄢地杀死共叔段，就像从母亲的手里夺过婴儿的行为一样。意在贬斥郑伯对共叔段赶尽杀绝的行为。据《“郑伯克段于鄢”地理考》考证，共叔段的封地”京邑到廪延仅地图上直线距离即已200华里（今100公里）”，“由鄢至廪延 ，将近300里”，可见鄢地之于京地，较为偏远。
《左传》的看法异曲同工，认为《春秋》“不言出奔，难之也”，表明共叔段被郑伯故意逼迫才逃亡至偏远的鄢地。
此外《公羊传》的看法可以作为另一种补充解读，《公羊传》认为《春秋》强调“鄢”字，原因在于“鄢”在郑国过境之外。《公羊传》认为“在内，虽当国，不地也。不当国，虽在外，亦不地也”。也就是说，如果发生在国内的叛乱，《春秋》不记录的。言外之意是指“鄢”在郑国之外。但这一说法存疑，若“鄢”非郑之国土，很大可能会引起两国外交事件，这一方面却缺少记录。
最后，《谷梁传》以“然则为郑伯者，宜奈何？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作为结尾的点睛之笔，指出郑伯因适可而止，放共叔段一马，以实践亲人之间的伦理道德，较之《公羊传》诠释更为完善，直指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