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朝鲜挂了一次吊瓶（居然更完了 甚至配上了图）
来到平壤的第二天上午，我觉得胃有些不舒服。
那天正是朝鲜的国庆日，我们的行程都在平壤市内，因此不用早起。高丽酒店的自助早餐算是朝西合璧，我配着白粥吃了不少腌渍冷菜（有一盆是豆芽）喝了杯咖啡（每人只有一杯免费份额，还多亏了我们的旅行社。我的意大利室友虽然对朝鲜咖啡的质量大为不满，但毕竟是意大利人的刚需，也就捏着鼻子喝下去了）早饭后，我们坐车跟着导游来到了金日成广场。隔着一条马路的是人民大学习堂，大同江对岸的主体思想塔在艳阳高照下反射的光线有些让人眩晕。我打着阳伞，紧跟着同样打着伞的朝鲜女导游，试图暗暗加快行程离开这个毫无遮蔽的广场。可惜同行的欧洲人左右拍照，流连忘返。他们个个都不打伞，在周围中国大爷大妈的簇拥下显得分外醒目。倒是没想到这些欧洲人比我耐热。广场上有密密麻麻均匀分布的白色定位点，蔓延到马路及其另一侧的广场——阅兵、游行等等表演的方阵人群会靠着这些点找到自己的位置。
七月底的朝鲜半岛的炎热程度不输国内，导游每天都在小巴车上备好一箱大同江瓶装水分发，我也是时时补充水分。前一年八月份首尔和安东的气温实在给我留下过于深刻的印象。我们停留在马路这侧，饶有兴趣地看着来往车流。这儿可算是北京的长安街了。虽然是国庆日，大部分人都应是休息，电车和轿车还是相当繁忙。人民大学习堂是之后几天的行程，我们也就没有越过马路，而是沿着马路这侧继续行走。下一个行程是外文书店。行人道上都是树荫，我松了口气，和男导游聊了起来。他说外文书店这个行程，大部分中国旅行团是没有的，因为他们不感兴趣。我想了想我们这欧洲团的行程好像也的确没有网上常见的中朝友谊塔。我开始觉得隐约不适，好在没走多久就到外文书店了，对面的大楼我拼读了一下店名大概是第一百货。书店不大，挤满了几波游客，果然是白人面孔居多。我挤到几个书柜前，对这些中文版英文版俄文版日语版之类的xx语录实在提不起兴趣，倒是对一本朝鲜开发投资的介绍有了点念头，但想想还是作罢，这投资还是那些有背景敢冒国有化风险的人来吧。我转了一两圈，对义乌小商品般的纪念品也兴趣缺缺，越发觉得头晕胸闷起来，便往外走。下一个行程是万寿台大纪念碑，得坐车去。我和一对荷兰夫妇先走到停车的地方上了小巴，等其他人来。这对荷兰夫妇很有意思：丈夫是白人，但是小学在日本读了好多年；妻子是印尼华人和荷兰人的混血，出生在中国江西，她的中国外婆对她偏黑的肤色甚为不解，拎着她的胳膊洗刷多遍，发现真的不是泥污才作罢，而后来由于印尼反殖民思潮对荷兰人的排斥，她和母亲回到了荷兰。
我们安静坐着，同行的人陆续回来，突然这个荷兰男人下了车，并往前跑了起来。我顿感不安起来，或许因为头晕渐渐明显，我谨慎打量着司机导游及周围的朝鲜人，觉得他们好似也分外警觉。这时那荷兰男人已经跑出一段距离了，我才发现他手中拿着相机，在他前方不远处，几条马路中间的绿地矗立着一座类似城门的建筑，不知是新造的还是修复的，想来平壤应该留不下什么古迹，开城附近的成均馆倒有可能半真半假。这荷兰人估计是不想耽误大家时间，才跑着出去拍照，再跑回来。小巴车开了起来，在平壤市区弯弯折折出去，我觉得晕车喘不过气。平壤市区的路比起其他地方其实真的算是好得不得了了，去开城元山这些地方，一路上真的比拖拉机还颠簸，颠得一句话都说不完整。就这样把额头磕在前面座椅上，车到了万寿台的停车场。这时已经快十一点了，我看着外面的太阳，艰难地对两位导游表示我得在车上休息。同行的几位女性担心地看着我——要知道，旅行社的行前资料就让我们带好个人必需药物，毕竟朝鲜被制裁多年，医药物资的匮乏是不言而喻的。
于是我一个人留在这辆小巴车上，司机也留在了车上，给我开着空调。司机大概三十多岁，几天后我们一行人百无聊赖地被大雨困在妙香山酒店里，司机也兴致勃勃地加入了我们以每小时八美金的价格开的台球桌和乒乓球桌，发现他竟是最擅长的。但此时病怏怏的我实在无力与他寒暄，两个人只是在车里沉默着。我渐渐头重脚轻，从座位上滑下蹲在了地上，身上开始大冒冷汗。也不知过了多久，没有好转的迹象，我感到喉咙开始干呕，暗道不妙，我是决没有力气自己下车的。我强撑起抬头对司机说죄송합니다,화장실은 어디에서?（不好意思，卫生间在哪里？）这怕是我使用最熟练的韩语与日语了，但那时我还没意识到南韩惯用화장실（化妆室），北朝鲜则是위생실（卫生室）。司机大哥立马发动引擎，将车子移动到离公共卫生间最近的地方。我下了车却是立马脱力地蹲在地上。周围有一些朝鲜人，讶异地看着我，可惜我的韩语储备已然用尽，不知如何解释。幸亏就在此时我的导游赶回来了，估计是司机和他们联络上。众目睽睽之下，女导游与那位荷兰姐姐将我一起搀至卫生间，当下只觉天旋地转，许多事在记忆里颠三倒四，但是羞愧抱歉感激的心情却印象深刻。一阵上吐下泻之后，我只记得在水槽处并没有打开自来水龙头，而是导游从旁边的大水池里用塑料水瓢舀了一勺在我的手心。
我被搀回车上，导游和司机一阵商量，决定将我先送回酒店，同时联系他们在酒店办公室里的同事。我勉力将头靠在前座上，全身仿佛浸在水里，我试图用纸巾抹干净额头蹭到座椅上的冷汗——已经耽误了大家的行程，可不要再做一些失礼的事了。按理讲，万寿台到高丽酒店并不远，可我难熬得仿佛度日如年。到了酒店门口，两位导游把我交给了他们的两位女同事后，安慰叮嘱了我一番，和其他游客继续回到车上。又是众目睽睽之下，我躺在酒店大堂的沙发上，此刻我尽力调整心态：今日国庆节的各种街头庆典活动、平壤地铁的参观指定没戏了，晚上“人民的土地”大型演出说不定也会错过，但至少我进一次朝鲜的医院，也是独一无二的体验了。天算不如人算，高丽酒店自带医务室。一位男医生和一位女护士在大堂给我量了体温血压后，我又被搀扶到了酒店某一层，躺在了病床上。
我的导游的同事都很年轻，一位是英文导游，一位是中文导游。那位英文导游非常亲切温柔，而且漂亮。她陪我在大堂等候医生，在医务室里也和我交谈了挺久，我和医生的对话也多是她翻译的。那位中文导游却有意思得很。她说起中文带着东北腔调：“你可以叫我崔导。”医生问我有没有既往病史，我的手机词典联不了网，死活想不起这个病的英文单词，于是试探性地用中文问崔导，心里倒也嘀咕“难不成你学中文还学了消化道疾病么？。”结果崔导兴奋了：“我知道，我知道，我也有这个病。”
医生决定给我挂水，依我浅薄的韩语知识，估计是生理盐水和葡萄糖给我补充“营养”。医务室里间有两张病床，我躺了上去静静等着。女护士坐到我边上给我扎针。她穿着淡绿色的护士服，也是年轻得很，我看着她的手，竟是做了点指甲，估计业务也不繁忙，能分配到这里工作大概算份美差。她一边扎针，一边问了一句，我捕捉到아프다?（痛吗）便咧了嘴角回答道괜찮아（没关系）。她惊讶地笑了下，给针头贴上细细两条胶布（朝鲜是医疗物资匮乏到胶布用量都这么少吗），之后给我捏了捏手掌和指节——我的手很是冰凉，按摩促进一下血液循环。啊，我这个人真是无可救药，这种病痛缠身的时候，竟还留心那位漂亮导游和这位贴心护士的美貌。我痛骂自己：美女特务的故事难道没有熟读吗？呜呼，要是真到敌我斗争，我恐怕抵挡不了一丁点的温柔攻势。
医生是四五十岁的大叔，进来和我聊了会儿，英文导游给我们做翻译，倒也有趣。我给他看我带来的药——我当时在服用国内开的某种德国进口药，价格不菲——医生接过我的药和说明书，端详了一会儿，再与翻译交流了两句，对我说：“这个药呢，我们这也有造。”这个语气，全然是我自个儿添油加醋，毕竟我只能听懂翻译的英文。他接着说：“不过呢，我们的医学理念是要治“未病”。你这个病呢，应该提前服下预备的药，昨天出远门坐车之前就应该吃下。”我猜测他是指昨天小巴上的一日颠簸对我的健康损伤颇重。我给医生再提供了一个思路，昨天开城高规格的铜晚餐加上早上的腌渍豆芽对于我的脾胃过于生冷辛辣。医生坐到我的床边，摁了一下我的腹部，下了诊断，我猜测是위긴장（胃痉挛），因为我的胃一阵钝痛。
显然我也不是第一个水土不服的外国游客。医生给我开了药，药名我完全看不懂（医生的书法大约没有国界的），但是后面的一日三回，一回两粒，饭后30分服用，我倒是轻松看懂了。医生大叔对我浅薄的朝鲜语能力表示了赞赏，当然，他还是要收费的。我原以为我能享受到免费的朝鲜医疗，但不知是因为我是外国人，还是因为高丽酒店常年接待外宾与国内高级党干代表，医生还是给我开出了美金账单。我换算一下，大约￥250。第二天两位德国小哥向我打听价格，他们啧啧称奇：很划算嘛。
而崔导呢，崔导美名其曰看护我的输液进程，实则躺在另一张病床贴着刘海贴，敷着吸油纸，开始了午睡。医生进来观察，瞥眼瞧见已经睡着的崔导，无奈地摇摇头。差不多一小时后，崔导才被手机铃声姗姗吵醒。又过了一个小时左右，我输液完毕，崔导扶着我回到房间休息。房间里无聊至极，要么睡觉，要么看电视。我看着窗外，非常懊恼：唉错过了平壤地铁。四五点时，客房电话响了起来，是我的男导游。听到我说基本恢复了，他一边说等会来接我，一边在电话那边对其他人用朝鲜语笑着说了我的情况。
那天晚饭时，导游让餐厅给我安排了白粥。吃完饭，我下楼独自站在街边，等着其他游客逛完小卖部。天色渐晚，我们一会儿就要去五一体育场看“人民的土地”了（大将军指定的新版阿里郎）。看着这条街，我丝毫不觉陌生也不觉得有多异国，但是来往的平壤市民应该一眼就能分辨出我的格格不入吧。我暗暗觉得好笑，给NHS交了好多年钱，却一次也没用上，来到DPRK的第二天就挂上了点滴，而我连挂水的英文还不知道（后来才知道是have a drip）。这样的错位感在那一周里一次又一次地重现，不过那是后话了，挂瓶的经历便写到这吧。
